本报记者陆整理
5月20日，“开放江南——草鞋山遗址暨环太湖史前文明展”展览在吴中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200余件出土文物，梳理苏州草鞋山遗址及环太湖地区的发展历程，回望太湖流域史前文明。
长江三角洲的古代文明曾经辉煌过，吴中博物馆展出的草鞋山遗址对苏州考古和江苏考古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天下午，“长三角古文明论坛”在苏州程序大厦开幕。嘉宾们以草鞋山与环太湖史前文明展览现场为契机展开讨论。
草鞋山遗址
草鞋山遗址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部，以太湖为中心，北至长江，南至杭州湾和钱塘江，包括今天的上海、江苏省东南部和浙江省北部。这一带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孕育了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在相对独立、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我们的祖先开始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吴中博物馆“开启江南——草鞋山遗址暨环太湖史前文明展”展览现场
其中，位于苏州唯亭镇东北部的草鞋山遗址是典型的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文化层几乎跨越了太湖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历史的所有年表，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统治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文物表明，草鞋山遗址是史前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中心。
在“长三角古文明论坛”现场，嘉宾们以草鞋山展览现场和环太湖史前文明为契机展开讨论。论文特此整理部分论坛内容，予以发布。
“长江三角洲古文明论坛”会址
草鞋山遗址的考古意义
论坛上，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瑞金以“[S2/]草鞋山遗址考古意义上的文化鉴定”[S2/]为题，从草鞋山文化的文化内涵、文化特征、价值和意义出发，畅谈了草鞋山遗址考古意义上的文化鉴定。
陈瑞金
陈瑞金说，“整个草鞋山文化遗址将近11米厚。除耕种土层外，自上而下分为10个文化层，从晚到早又可分为7个文化层:第一层，以第一层下的6座春秋时期墓葬为代表，随葬几何印花陶器和原始瓷器；第二时期，二层以下良渚文化晚期墓葬M198的发现，是草鞋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墓中随葬有玉壁、玉琮、玉箭头等一批玉器礼器。第三阶段，以三楼以下4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为代表，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崧泽文化特征，五楼以下有89座崧泽期墓葬，参考了多次发掘的结果。⑥六层以下有崧泽、马家浜，崧泽、马家浜早期有6座；⑧层以下有马家浜文化墓葬106座。⑨地板以下发现马家浜文化遗存和灰坑，出土部分草鞋山早期遗存。”
吴中博物馆新石器时代胡成遗址出土的鹿角。
关于草鞋山遗址的文化特征，陈瑞金从遗址中具体的特征类型入手。他说，遗址中的特征类型在陶器、玉器和墓葬方面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不同，但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层和良渚文化方面不同。同时，他认为草鞋山遗址发现的特征类型应该不止一个。
在谈到草鞋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时，他说，在以文字、青铜器、成型制度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之前，中华文化是由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拼接而成的。草鞋山遗址在长江中下游展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草鞋山文化是中国人类种植水稻的最直接证据。草鞋山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证明了这个地方是适合人类居住的，而不是继续生活在一个地区而被发现在同一个地区，或者在同一个地层中被持续表达。从河姆渡到现在，因为是最发达的地区，除了自然环境更好，地质灾害更少之外，水稻的人工种植是人们持续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草鞋山遗址反映了史前人类的审美情趣。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如陶、玉、石、骨等，均就地取材，造型各异，装饰精美，显示了当时人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特别是以崧泽文化时期的遗物为代表，在柴米油盐中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是早期人类艺术史上的重要阶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草鞋山遗址是江南先进文化结晶的代表，也是探索环太湖乃至长江下游文明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七千年“牢不可破的文明”最直接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持久魅力，具有象征性地位和民族意义。”
底腰檐陶壶，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草鞋山遗址出土，苏州考古研究所收藏。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刘斌，题为“[S2/]草鞋山遗址在长江下游考古学和良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首先，他整理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文字的建立。他以良渚文化为线索，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6年；第三阶段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
之后，刘斌从“改善长江下游文化谱系的线索”出发。他说，随着广富林遗址的发现和了解，意识到是在良渚之后。2005年湖州前山洋遗址发掘，2006年上海会议提出良渚之后的“广富林文化”和“前山洋文化”两个阶段，从而有了长江下游龙山时代的完整谱系。对崧泽文化的认识是从1961年至1974年上海崧泽遗址的发掘开始的，一直到1984年崧泽文化命名为止，时间很晚。而崧泽文化在整个这一千年的发展并不是特别清晰。1996年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该文化历史悠久，从崧泽早期到马家浜晚期再到良渚时期，展现了崧泽文化的演变规律，对认识崧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去年的余姚井头山遗址和之前的江苏泗洪顺山基文化，都是八千年以上的文化。因此，江苏、浙江和上海的考古学家花了80多年时间来构建对长江下游和中国东南部文化的研究。
苏州考古研究所收藏草鞋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陶器“盘”
最后，刘斌谈到了草鞋山文化。他说，“1992年，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稻田，这是该地区首次揭示长江下游的稻田。草鞋山遗址发现稻田后，在浙江发现了茅山良渚的大面积稻田，其次是天罗山河姆渡的稻田，然后是石岙遗址发现良渚、崧泽、河姆渡数百平方米的稻田。因此，草鞋山遗址具有很好的长江下游文化的学术意义，值得今后好好总结，继续探索草鞋山遗址的格局以及如何展示和揭示。
此外，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明在其工作报告《2019-2021年草鞋山考古调查》中，对草鞋山早期遗址分布、草鞋山遗址综合考古调查与勘探(2019年)、2021年积极考古发掘进行了描述。
从良渚、崧泽文化探索环太湖史前文明进程
论坛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伟以“长江下游文明进程研究轨迹回顾”为题，回顾了良渚文化研究。他说，“今年是中国考古的一个世纪，研究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明的起源和进程是必不可少的。”
王巍
"良渚文化发现和研究的85年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百年中国考古的缩影。首先，第一步的研究重点是从文化观、考古文化研究和考古文物研究，前身到后续。在此基础上进入良渚社会的研究，即透过事物看人，看社会。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从考古文化研究向社会考古研究的重要转变。其次，从初级阶段关注社会文化，发展到了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弱化和转化的过程。从寻找一个点，到以这个点为研究过程，这是新时代学术进步的标志。那么，从了解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到导致这个过程的研究，以及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原因，因为观念变了。此外，各种自然技术的应用使我们有可能探索这一原因，包括农业发展的情况，环境变化对发展的影响甚至文明的衰落。最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来探讨良渚中心文化及其与周边中心遗址关系的研究，即研究当时社会的广度和长江下游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互动。”
陶尖底瓶，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东山村遗址出土，张家港博物馆藏。
陶背壶，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东山村遗址出土，收藏于张家港博物馆。
“我们意识到良渚文化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比如良渚晚期，良渚遗址和周边的乌金寺墩，包括草鞋山和草鞋山，都是良渚晚期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大型聚落。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即首都的中心和下一级，首都和省会的关系，或者是否有统治中心的转移？还是那个大集团。不同势力之间的不同竞争，此起彼伏。需要排除这些可能性。希望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组合研究。”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研究馆员宋健，以“[S2/]一个神权统治的复合型古代国家”为题，讲述了良渚作为复合型古代国家的性质、良渚的社会权力以及良渚文明体系的运行。
宋健
宋健从良渚玉上的人物，从内涵和外延，以及对形制的理解，讲述了良渚神的形象。“在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神只崇拜。良渚的神权主要表现为两样东西，一个是图形，一个是玉琮。同时，良渚文化中有大量的玉，所以它不仅取决于玉，还取决于一系列的玉。良渚的社会运行和等级关系都是以玉为基础的。”
关于“神权主导的复合王国”的含义，他说，“复合王国的概念不是指王权和神权的复合，而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简单的单一中心，最高一级，其次是次中心和次中心，从早到晚都是这样，而是单中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另一种是多中心，并列，就像玛雅形状。第三，地方得到神权后，有很多独立的国家，他们有一个非常集中的高层中心。良渚前期可能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中心，但后期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多个古国并列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福泉山、草鞋山、庙墩可能都符合古代的标准。相反，良渚对这些古国的控制力远不如前期，所以我从这个概念上理解，我们现在称良渚为早期国家，但习惯性地称之为古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古国。”
玉鱼摆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昭陵山遗址出土，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收藏。
玉叉，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新堤里遗址出土，收藏于桐乡博物馆。
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向明讲述了近年来浙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包括上善文化的考古意义、余姚井头山遗址、马家浜-崧泽-良渚作为太湖史前基本发展序列、河姆渡遗址和濠川的发掘等。
李无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这样描述环太湖史前文明——“宜兴下湾”。他介绍，2016年至2017年，无锡考古所和南京博物馆合作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李说，“夏湾遗址的原始地貌分为三个位置。夏湾遗址早期的器物以鼎、斗、杯、壶、坛为主。出土器物以假腹杯和三角杯数量最多，簪杯有4件。出土了大量的陶杯，但很少出土陶鼎。陶豆形状各异，出土的陶罐数量较多，有的还有纹饰。此外，陶罐大小不一，还有陶罐、石铲、石铲等。”
“对于早期墓葬的发现，我们从以上物品基本判断是从崧泽到良渚早期。首先，它为完善太湖流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顺序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时，墓葬中大型玉牌的发现，继东山村遗址的发现之后，为我们重新审视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以往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墓葬和民居大多位于同一地区，但这次发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民居和一组墓葬，墓葬分布在山地丘陵上。这种书居布局和葬俗是长江下游晚期崧泽文化的首次发现，开启了“择山葬”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最后，夏湾遗址崧泽-良渚墓的发现，为探索江南上顿墓的起源提供了线索。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土葬的习俗观念就扎根于江南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江南地区建造人工土墩作为墓地的思想，不仅来自良渚文化，也来自崧泽文化。”
梳子象牙，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绰墩遗址出土，昆山市文物管理所。
来自常州考古研究所的彭辉谈崧泽文化起源新论和西太湖骆驼墩文化灭绝。
关于崧泽文化，彭辉说，崧泽文化曾被认为是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是对马家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然而，随着近十年来太湖流域作为遗址的新发现，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通过马家浜和崧泽初年陶器主要类型的变化和比较，可以看出陶器中的崧泽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许多特点。但是有很多新造型的玉器工具，包括马家浜文化中没有出现的，都是新的类型，包括石锤、石凿、玉镯，或者说在马家浜文化中流行的骨制工具，在崧泽文化中是看不到的。同时，崧泽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也可以看出，黄虎嘴文化和薛家岗文化对崧泽文化的早期形成有显著影响，凌家滩文化也有影响。”
兽陶耳，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嘉兴马家浜遗址出土，收藏于嘉兴博物馆。
“崧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除了马家浜文化的原有传统外，明显受到了来自上游皖江流域和宁镇地区文化的影响。玉器行业的大力投入弥补了崧泽文化资源部门的不足，多样化的陶器类型丰富了崧泽文化本身的内涵，也提高了崧泽文化的创作活力和文化动能。
对于骆驼墩文化的消亡，彭辉说，“在太湖西部骆驼墩遗址晚期墓葬中，普遍存在尸骨相连、地面较浅、埋藏仓促的现象。史前人类集中死亡的可能性包括自然灾害、饥荒、瘟疫和对外战争。陈先生在《鼠疫的考古学思考》中提出的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他总结道，“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由环境、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和流行病齐头并进的历史。就像现在的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有可能在此刻改变历史的进程和走向。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能够表现出坚韧和耐心，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能够找到出路。对于这一点，六千年前的古人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注解。”
编辑:顾
校对:蒙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