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九守》篇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守神达和思想，强调以守和守神为内心持守之道。养神守神可达“神清意平，百节皆宁”，而“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则为“神无所挠，形无所劳，故为治养之本也”。单纯的“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则是养生之末。
《文子·下德》篇提出重生思想：“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轻利矣。犹不能自胜即从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分析此段文字，重生相对于轻利而言，是养生的根本认识前提，没有这种认识，利欲面前就不能辨别轻重，则无论如何高明的养生之术、多么深邃的养生之道，都难以经受住利欲的诱惑而显得苍白无力。
要想守欲，必先知欲。首先，要知道欲望对养生的必须性和合理性。《文子》认为无欲不可以养生，因养生本身即是最大的一个欲。不管养生方式如何，都离不开物之养，若人们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如何节欲？又何谈养生？因此物质为基础，富民足欲才能养生治乱，故又云：“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义丰重，平安之基立矣。”生而得养才会平和，故不通物无以清静，只有嗜欲才会反而害性，“人从（纵）欲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国则乱，以治身则秽”。
《文子》也承认利欲与养生存在矛盾，如果一个人嗜欲萌生，必使精神躁动劳顿而伤神伤身，必陷入随心所欲或以智役物，逐物伤神，而一旦精神受到损伤，必然使形体陷入疲顿，不能养生长寿；且目见外物惑心，心随欲而动，逐欲无节，则是受物欲的主使而不能自主，陷入欲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做超乎常性之事，而引起祸患。一旦触犯法津或众怒，身陷囹圄，身之供养都不由己，行动更谈不上自由，哪里有养生之道可谈？常人多认识不到这点，多“以欲滑和，目见外物而心受物欲诱惑而不能自主，逐欲无节，必陷入随心所欲或以智役物，逐物伤神，以欲乱心，以嗜欲伤生”。
有了以上养生之道的认识基础，还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使知行一致。
重生轻利，放情就志，随顺得和
重生轻利不等于否认利欲的存在，而是在利欲与养生之间有个度，即不以伤神为主。不伤神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欲的承认，如果内心战胜不了利欲的诱惑不如从之，则顺性适欲而养形，使自己的心志处于坦然平和状态而神不伤。二是如果心不能摆脱利欲的诱惑而又不顺，则是强行而违背自己的心志，心在欲望沼泽中挣扎而伤神，因此是重伤。重伤之人，轻则为了利欲的不满足而劳心伤神伤生，重则为了满足自己的利欲而做出诈伪、犯法之事，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文子》养生之道不是自闭情欲，若不能自胜情欲又不能释放，还勉强使之顺从心志，则重伤其神。
若心未能忘怀于物而勉强去除它，虽坦言轻利，亦违道逆性，必重伤生，因此重生于顺性从欲而为，以静柔之道使欲望得适。故在放与顺之时，要能知“和”，只有知和才能不伤己亦不伤人，动静得适而得养生之本，知和并以随顺得和，这是文子学派养生之道的精髓所在。
适情辞余，顺性适欲，不以嗜欲伤生
《上礼》云：“知其无所用，虽贪者皆辞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让之。”需要能够审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以道术来度量自己的欲望，凡事足以养生即可，诚如《上仁》所云：“夫养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绝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适。”《下德》、《微明》也阐明在利害祸福嗜欲面前，能够循其度量，做性分之事，适情辞余，使自己与他人之欲、自己之欲与性之间欲达到适度而已，适度则不会变成嗜欲而伤生，做到“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适情辞余，不贪得，不多积……意气无失……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适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乎己而贪污之心无由生也”。
优柔委顺，神清意平，不以情欲乱其心性
“本人之性，无邪秽，久湛于物，即忘其本，忘其本即合于若性。衣食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纵欲失性，动未尝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国即乱人。”养生若有心于德，则此心险，难以直性命之情，故养生要优柔委顺，不以思虑、喜怒、聪明等情欲乱其心性，才能去掉嗜欲而做到神清意平，形气神兼养两不伤。
以心制欲，静漠恬淡，不以所有害所养
养生必去嗜欲，而去嗜欲必须治心，使心既能适欲，又能顺性，在欲与性矛盾时能以养性为主。老子以心能知足作为去嗜欲的方法，庄子以“忘”为治心的手段，孟子以不动心为修养之术，《吕氏春秋》强调以心来制约耳目之欲，《淮南子》认为心对欲望有调节作用，主张以心制欲，而《下德》篇论重生思想，承认人追求利欲的合理性，主张不以养形伤神，不为利欲害身甚至危及生命，认为治心对人们收敛自己欲望的作用巨大，《上德》即曰“主者，国之心也，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符言》也说：“圣人不胜其心，众人不胜其欲……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故圣人损欲而从性……耳目口鼻，不知所欲，皆心为之制，各得其所。”又云：“人有顺逆之气生于心，心治则气顺，心乱则气逆。心之治乱在于道德，得道则心治，失道则心乱，心治则交让，心乱则交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