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分的木版、石版、铜版、丝网等版种中,除木版中的水印部分属中国民族样式的延续,其它版种均从外借鉴而来,应该说,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已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并将会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融合不是等同,融合不是各地域文化独特性的消逝, 融合更不是某一种优势文化完全覆盖另一种文化,就水印版画的颜料选择而言,当我们面对大量化学合成颜料及进口优质颜料时,不应是趋之如骛,而应是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植物颜料。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多元化的今天,失去一些固有的独特性。就象开发旅游资源,把世界各个景点缩小搬造到一处成为世界公园,虽好但总不如山西的平遥、苏州的周庄、云南的丽江那样,在原有的人文环境中去发挥出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将对水性植物颜料在水印版画中的运用展开一些论述。
水性植物颜料在水印版画中的运用,早在明代的套色版画中就有体现。国家图书馆善本珍藏中的明代《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清代的《芥子园画传》等,均选用水性植物颜料印制,它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沉积,其色泽、色相仍然莹洁雅致,已成为稀世珍品,并被后人奉为圭臬。
《十竹斋书画谱》所处的年代,还没有特定的绘画颜料生产机构,绘画颜料都是民间自行配方制作,主要有矿物颜料与水性植物颜料。矿物颜料更多地使用于寺庙、道观、洞窟壁画和宫殿的梁栋之中。水性植物颜料,更多地运用在纸本之中。国画之所以使用水性植物颜料,一是受儒家、道家崇尚自然、适应自然、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影响,二是受到绢、纸等载体的影响。
最早的版画作品是印刷品中的插图。中国发明印刷术已有千年的历史,可如今所流传下来的实物十分稀少,发现的早期印刷品是在1906年中国新疆吐鲁蕃出土,现藏于日本的《妙法莲华经》,此经为武周时期的印刷品,另外还有,成都唐墓出土的,约为唐至德二年(757年)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的《陀罗尼经咒》.现既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也有实物可证的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堂咸通九年(868年)由王介刻印的《金刚经》说法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此幅版画的产生,就印刷技术而言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无论是线刻的隽秀,造型的完美,还是印刷的精巧,纸墨的莹洁,都为世界所公认,到了宋代,特别是活字排版的发明,更加繁荣了印刷业,如著名的平阳印刷业!其中的版画《四美图》,雕刻技艺十分精湛,人物造型生动流畅,为中国版画史上的上乘之作,现藏于俄国,到了明代天启至崇帧年间,南京"十竹斋"胡正言开始用植版技术处理多色套印版画。使得这项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要早于西方几百年,乃至现在水印版画中的分工,水性植物颜料的选用等,大体都沿袭了胡氏发明的模式。这项技术传入日本,对日本"浮世绘"版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段辉煌的历史。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版画发祥之国的基石。正如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版画有过一段很体面的历史"。然而,到了十四世纪初、当版画技艺传入西方,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来使用单线墨色处理画面的方式转换成了有阴暗层次的油印方式。随后的工业革命,发明了机器印刷技术,西方版画也产生了使用机器创作的铜版、石版等版种。
对中国画进行复制是传统水印版画得以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现在北京的荣宝斋和上海的朵云轩还沿袭着这门技艺。复制版画偏重于技术,但这种复制在文人、画家的不断参与下,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语言。晋代的陶潜曾说:"流现山海图,是古书无不绘图"。宋代雍熙元年越州刊本《弥勒菩萨像》,刊本上署有"待诏高文进画,越州僧知礼雕"等字样。到了明清之际,就有更多的文人、画家参与其中。出现了李贺、王世贞、徐渭、陈老莲、唐寅、仇英、胡正言、丁云鹏、崔子忠、刘素明、董其昌等一批代表人物。他们参与版画的创作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画家画稿、刻工刻制。这种形式在日本、西方国家中现在依然存在着。另一种是集创作、刻版、印制于一身。陈老莲创作的《水浒叶子》、《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等作品,均是陈老莲专门为版画画的稿,有刻工刻制的独立的版画艺术作品,并且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典范篇章,陈老莲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除了中国画创作之外,对版画创作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时他认为版画在形式、题材上更符合他的创作感情,更有表现力。如面临王朝危机时,《水浒叶子》、《九歌网》能呼唤侠义之心与忧国之思;《娇红记》、《西厢记》的产生正处在明末文化灿烂时期,有一种向追思前朝荣耀的人们倾诉怀古之情。后来继承陈老莲风格的清代画家任渭长也创作了象《列仙酒牌》、《剑侠传》等精致而隽秀的版画作品。明代的画家刘素明,是集创作、刻版、印制于一身的画家,他创作了《孙月峰评西厢记》、《丹桂记》等,文人、画家的加入,使版画的艺术水平与品质得到了提高。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一方面提倡新兴版画中的创作版画,一方面与作家郑振铎先生为保护与抢救传统版画技艺这一文化遗产,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他们一起编著,现已成为传世珍品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使得传统水印版画,在民族危亡时刻得以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老前辈李桦、古元、彦涵、黄永玉等版画家,都从中国传统水印版画中吸取养份,并在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探索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并有了《玉带桥》、《阿诗玛》等代表作品。如果说版画没有文人、画家参与其中进行艺术创造的话,那么中国版画的功效就只能停留在象荣宝斋、朵云轩那种复制的层面上,所以说传统水印版画与中国绘画及文人、画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指出"艺术形式是与我们的直观感觉,精神与情感生活的动力形式相一致?quot;(《美术译文》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