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深圳地图，中轴线上，可以看到两条“铁龙”——一条是贯通香港落马洲、福田和龙华新区的地铁4号线，另一条则是即将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这两条“龙”在梅林坳，与另一条“龙”汇聚在一起，这里就是白石龙，曾经被称为“小延安”的红色老村。
72年前，这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滞留在已经被侵华日军所占领的香港共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被东江纵队安全转移至内地，而白石龙正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的第一站。
如今，屹立在白石龙村口的“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激荡的红色历史，环绕着纪念馆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白石龙人盖起的高楼。随着“三龙汇聚”，白石龙人迎来了新的契机，期待这条龙能够趁势更上层楼。
白石龙的名称缘何而来？
据史料记载，古时在距离白石龙不远的山腰上，有一块白色的大石，其透明如雪，光亮如镜。在炎炎夏日，烈日当空之时，当辛苦劳作，汗流浃背的村民走到离大石20米远处时，难耐的酷热感立即消失，伴随而来的是一阵阵清新的凉爽，而到了晚上，月明风清之时，此石还会光芒四射，照得四周如同白昼，故此地被称为“白石龙”。
据了解，此块“白石”在宋朝就是旅游胜地，相传当时的广东第一才子宋湘曾经多次来到此地游览观赏，赋诗作词。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来到白石龙，见到这块白石，知道是一块价值连城的水晶石，便趁月黑之夜，叫来工匠将白石分割成块，偷运回国。
不过也有村里的老人说，白石龙原名金埔岭，村边的山上有石英石矿，山脊上一条白色的石英石矿脉，宛如一条从天上飞下来的白色巨龙卧于此，由此改为白石龙。又传村民在开采石英石过程中发现一洞中有巨大天然龙形石柱，村民以此为祥瑞，均乐于以白石龙为名。
南宋末帝曾种下“皇帝田”
南宋末年白石龙就存在了——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在白石龙屯田驻兵的故事至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改革开放初期白石龙附近还有一个名叫“皇帝田”的地方。
据传说，1227年，元兵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当朝重臣张世杰、陆秀夫扶幼主赵罡、赵昺南下入粤逃至潮州，后因元兵追捕又从潮州败走梅州一带，其间文天祥与元兵恶战被俘，赵罡暴病而亡。1278年4月，年仅7岁的赵昺被拥立为帝，也是南宋最后一位皇帝。随后由于元兵的一路追赶，赵昺一直逃到白石龙，见此地风景秀丽，怪石奇峰，山间却地平水足，问明此地为“白石龙”后，便安营扎寨，暂且安身。随后，赵昺下令在此处开荒种地，因白石龙土地肥沃，当年就大获丰收，相传一粒谷子结有两粒米，故有“皇帝田割孖米”之美传。
此外，在小小的白石龙，居住着蔡、刘、胡、简、李、杨、冯、吴等十二姓人，传说这些都是当年皇帝屯田时招纳耕夫农民繁衍下来的后人。村里老人说，现在能够称得上是白石龙土生土长本地人的真的不多，大多数人都是从外地搬迁过来的，有的是在抗日期间逃难来到此处，有的则是百余年前从现在的深圳市区迁来此处开荒种地而留下的。人数最多的蔡氏先祖来自福建，明末清初由东莞迁至此，与市区的蔡屋围蔡氏为同一祖先。与龙华大部分原住民不同，白石龙村人以广府人为主，通用白话。
自古以来，白石龙村人就靠山吃山，主要是农耕为主，砍柴出售为辅，除了传统稻米以外，还有漫山遍野的果树，有深圳最著名的特产荔枝，而最让白石龙人骄傲的是当地出产的“沙梨”。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白石龙的沙梨可以说是全深圳最好的，不少沙梨都直接出口到香港。
这里曾被称为“小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白石龙有“小延安”之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游击队指挥部、宝安县委均设在白石龙。当年的白石龙村虽然靠近日伪据点，但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处于羊台山山脉与宝安县城、香港的交界之处，来去自如。本地乡民只有20户人家，也积极投身抗战，男女老少踊跃参加自卫队、农会、妇女会和担架队。
1940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创建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总指挥部就设于白石龙村，并在村后的密林里建立了医院、军械修理所、粮站、电台、报社等机构。全村不分男女老幼全力支援抗日，羊台山地区成为东江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白石龙的地位日益重要。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聚集在香港的大批中华文化精英生命危在旦夕。我党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他们，特别成立了中共白石龙区委，指挥营救接待工作。在文化名人大营救过程中，数百位文化名人从香港脱险后，隐蔽在山高林密的白石龙村，等待向内地转移。村民们为大家站岗放哨，搭建草寮，救治伤员、洗衣做饭。一些文化名人在此停留数月，以草寮为家，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时势、谈政治，过着艰苦却自由的生活，并把白石龙称作“小延安”。
1942年在白石龙召开的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军政干部会议，是东江抗日游击战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明确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发展方向，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惊心动魄的大营救
在白石龙社区民塘路入口处，一座独门独院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显得与四周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但是白石龙人却特别珍惜，因为这里承载着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步入纪念馆，绿树红花簇拥中，一块巨大的黄蜡石立于其中，上面印着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几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街头公园式的景观，为白石龙社区居民增添了一处休闲的好去处。纪念馆周边的围墙被修葺一新，加盖了青色的文化瓦，乳白色的墙面上，惟妙惟肖地绘制了一幅幅再现大营救历史的壁画，显露出浓厚的文化气韵。墙角下、围墙边、门口处，种植着数量不少的花卉绿树，景致优美。此处还复原了原建于羊台山上的游击队医疗所、招待所旧址。
一切都要从1941年说起，那年的12月25日，香港沦陷，数百名因躲避国民党搜捕的文化名人又一次身陷险境——日军准备对这一批积极抗日的中国文化名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其中邹韬奋等旗帜性文坛翘楚更是属于日军密令“就地逮捕和惩办”的对象。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这一批文化界的精英。在廖承志、张文彬及广东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下，在香港市区湾仔洛克道一层楼上设立了抢救偷渡指挥部，由刘少文负责。其中东纵负责的香港-九龙-白石龙营救路线是抢救文化名人最多的一条线路。被营救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胡风、廖沫沙和丁聪外，还有张友渔、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胡仲持、周钢鸣、张铁生、黎澍、蓝马、于伶、凤子等文化艺术界名人。
1942年1月13日晚上，游击队员兴奋地接到了从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名人。据东江纵队老领导王作尧回忆，营救队伍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经过三天的辗转，第一批文化名人约四五十人汇集到白石龙天主堂，其中有邹韬奋、茅盾、胡绳、胡风、戈宝权、叶以群等。由于当时缺粮，村民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但大家还是想办法设“宝安香（狗）肉”晚宴，款待饥肠辘辘的嘉宾。村民刘鸣歧将自家的二层小楼让出来，妥善接待了10位文化名人入住。此外，他还是中医医生，负责给文化名人体检治病。
第二天，这些文化名人便转移到村旁的深山密林中，住在村民们临时搭建的草寮“招待所”里，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少则一两天，多则四五十天，等待向大后方转移。邹韬奋、茅盾对游击队的油印《新生活报》很感兴趣，建议将其改名为《东江民报》。邹韬奋亲笔题写报名，还写了一篇社论。茅盾为副刊题写“民声”，丁聪则画了一批漫画。文化名人还利用这一段时间，为游击队员和群众授课，讲文化，讲政治，帮助当地人民提高抗敌斗争的思想水平。
由于抢救及时，这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免遭日军残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今天的白石龙早已告别了农耕的生活，原本靠山吃山的山民，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白石龙股份公司的股东，过上了靠住房、厂房租金和分红过日子的生活。不过，白石龙人没有忘记悠久的红色传统，现在借着广深港高铁和地铁4号线建设的新春风，在“三龙汇聚”的今天，白石龙人期待着再次的腾飞。深圳北站与白石龙社区近在咫尺，地铁4号线从白石龙穿区而过，交通的便利让越来越多的外来建设者选择在白石龙居住，社区四周的新建楼盘也越来越多，因“龙”而生的轨道经济必将再次推动白石龙社区的产业转型和旧城改造。
村中故事
茅盾：永远忘不了白石龙的香肉
从香港脱险6年以后，作家茅盾专门写了一部名为《脫险杂记》的回忆录，里面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时是这样描述的：“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饭后主人们就让我们休息……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到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
在谈到他对东江游击区的见闻时写道：“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的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