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家家年夜饭必有一盘“全鱼”，这种“年年有余(鱼)”的风俗，自古已有，至今盛行。此俗从何而来？
也许是史官不经意，未能给“年年有余”以明确的传袭掌故。其实此俗的源头在渔民那里，渔民历代身置水境，近鱼既久，则生渔俗。
渔民靠水吃鱼。船中就餐，鱼头惯朝船大，鱼尾朝船二，船脚们则各食其近。食毕鱼之上爿，皆忌翻身：因船“三面朝水，一面朝天”，渔民最忌“翻”字。俟食鱼之下爿时，碍于骨刺，挑之易断，等于折了船大、船二的“首尾相连”，不吉；即使骨刺不断，若食净鱼之下爿，又等于食个“漏底儿”，亦不吉。故而食鱼习于有余，不有余则易犯忌。这样积久成俗，就成为船文化的一种属性，即“以鱼谐余，以鱼寓吉，以吉示富”，更是渔民祈愿船行安之，获鱼丰之，讨彩生计兴裕。这大概是“年年有余”的原始之义。
渔民有此俗，源于何朝何代？总该受染于与之相关联的地域背景、生态环境和饮食文明的进化。这样去看，东晋是前基期，宋代是形成期。自三国时孙吴据治江东，置主渡口于芜湖、建邺(今南京)间，渔业随之起兴。又设农官，稻植亦勃。西晋时，北人为避“八王之乱”，由中原南迁江东者为数众多。至东晋，司马睿又建都建康(亦今南京)，后传位十帝。其间，黄河、长江流域渔俗交汇，江东进而开发，鱼稻远胜孙吴之时，时人则始称江东为“鱼米之乡”。那时，渔业勃兴，商机遍水，为生财时尚之道。渔业发达必然带动渔俗兴起，“食鱼寓吉”、“以鱼譬余”的祈福舆情的“苗头性”，是“鱼米之乡”的江东渔业人士所张扬，随顺情理。起码，这里是有了“年年有余”之年俗的成因氛围。
此外，至宋以前，宴举大凡是每人一杌宴者在地席上盘腿大坐，称“跏趺坐”，“大件”或整形之馔分派“各吃”(分餐)，而非合食。但自入宋，“各吃”开始发展为合食，这是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抵因这时期有了以供合食享宴的桌椅，也是促成“年年有余”之年俗的直接原因。
先说椅。椅初名“胡床”，为胡人所习，不用时活脚交叠，故又称“交椅”，汉时传入中国。因非古制，时为士大夫们所不屑。入宋，椅子才具备型格。《宋史·丁谓传》：“(帝)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但初期还只是男人的特权。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指的即是北宋时虽然有了椅子(或墩)，但妇女若坐乃为无礼之为。自金兵夺汴，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宋史·食货志》语)。捕食黄河鱼的北宋人浩荡南迁，中原、江南的渔俗再度交汇，并合染于重。所以，南宋已是中国渔俗的积重时期。而且椅的样式不断改进，一般为木质，饰以雕漆，且普及民间。这不仅是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也是众人合食即桌式宴席成因的拐点。
再说桌，即餐桌。坐椅而食，杌(小凳)需接高脚，对应为桌。这样，桌不必单人独用，更适于阖家或聚友同桌享宴。这又是饮食方式的一大进化。缘此，大席面取代了小杌案，大餐具取代了小餐具，共食取代了分食。而且这促使了制馔术的突破性发展，食材调配、制作方法和肴馔的样式、造型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尤其是鱼馔，宴时的大餐具盛行，“全鱼”便大行其道，为“年年有余”创造了先决条件。须知，得先有众人合食之宴，方可造“年年有余”之俗。椅和桌的物象存在，是此俗形成的物质保证。
因而，谓“年年有余”之俗起兴于宋时，是由于物质文明的演进带动人们的食鱼观念而成因的。至今南方许多地区，“全鱼”仍是宴中亮点，通常是宴尾之馔，基本是端上来行俗，谁也不会大啖图尽。还有一些地区，头馔即是全鱼，一直置于席面中间，俟至宴尾，人们才对它象征性地动动筷子。此二种食鱼习俗都意味着，这尾鱼是今年余下的，留给明年，以循“年年有余”之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