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惠城人有在春节张贴年画的传统习惯。每当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喜欢选购几张自己心爱的年画回家张贴，既美化了环境，又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据传，我国最早的年画是桃符，至唐代始有现代雏形的年画出现。北宋时木刻印刷年画盛行，民间张贴年画的人家更普遍了，至明、清两代，各地更出现了许多年画作坊专门制年画出售。我国年画的五大产地有杨柳青、杨家埠、桃花坞、绵竹与佛山年画。
惠城年画是具有另一种风格的广东年画品种，但无论题材、技法、印制，均受佛山年画影响；另外它也受惠州木刻，刺绣等姐妹艺术的影响，画面以人物为主，背景则“以一当十”，用几片树叶，代表繁茂树林，线条简洁明快，纤细或粗犷互为衬托。色彩处理上，多以墨线为骨，再涂上大红大绿色块，有意使其对比鲜明，其主要作品有门神、灶君、神象、戏剧人物等，有些宗教神像画，构图均称饱满，线条生动，绘色精致，并善以金线勾勒，富强烈而典雅的装饰韵味。
惠城年画以取吉利题材者居多。它通过象征、比喻、借用、谐音等手法，描绘内涵吉祥美好寓意的图画，常见的有“平升三级”，以花瓶中插三支画戟表现，借瓶与“平”，戟与“级”同音，隐喻官升三级。“百事如意”，画一棵百合、一个柿子、一柄如意，借其音与物构成一幅吉祥如意图。在用色方面，惠城年画喜用大红、丹红、黄绿等颜色，有时亦用砂金及金银粉色，使画面更显富丽堂皇。加上它采用印、绘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线条刚劲而简练。更有用手绘方法在黑线稿上留空的人物脸部“开脸”，绘画眼、耳、口鼻与面部表情，以求生动传神的效果。这种以手工绘制人物脸部形象的作品，也叫作“正工笔”，是年画中的精品，至今已十分罕见，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末，惠城百姓喜爱张贴的年画题材有“花开富贵”“四季平安”“五子登科”“麒麟送子”“一团和气”“年年有余”“天官赐福”等，也有一些经济富裕家庭在厅房贴戏曲故事。
惠城的木板年画因地区经济的差异，生产形式与规模比佛山要小很多，清朝后期(1885年前后)，在惠州城摆卖的木板年画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
一是乘船去广州购买佛山年画。
二是向惠州辖县如东莞、河源、博罗、龙川、海陆丰等地的民间木板年画制作者收购，这些年画以门神和迷信拜祭内容的画面居多，构图较粗犷，套色也不准确，常有色块“凸过界”(即染色时不够细心，随手扫之，把颜色染出木印黑线的外围)。有时一幅年画多至近10处失误。这些年画称为次画，其生产数量大，价钱便宜，多卖给贫民。
三是一些门店自制兼与附近(如平山、淡水、惠环的一些农村一些会刻木板年画的艺人订合同，到时按质按量交年画并付款。这些人多是农民，平时忙于耕田，闲时搞刻板。这类店主视年画销售情况与之订下所需品种、数量，并下一定数量的订金。这些年画质量还可以，刻、染比较细心。其中有些刻年画的佼佼者，也会被店主雇请作店员，主要是在店里刻制，修补填色兼售卖。当时惠城较大的刻卖年画店有湖苑、吉庆堂、迎新店、喜云等几大家，这几家门店多在繁华的中山西、中山东、中山南与惠新路、水东路，它们多为文房四宝店、香烛店、书店等，制、售年画仅是门市经营中的一部分，况且年画售卖也有一定的时效，以过年，清明与谭公节、观音诞等生意较好。平时刻绘年画的师傅做的作品总是收集起来，另在店壁上贴各种类型的年画样版以示有年画出售。
雇来的新店员，除专职年画方面的工作外，平时亦要兼营店内各物品，与一般店员无异，但因其有一技之长，故薪水比其它店员要高，薪金按当月上白米价钱多少支付，一般每月约一担半上白米(即75公斤好米的价钱)，包食住，每月有一次牙祭(即在每月上旬加一次菜)，当时这样的师傅全城约十多个。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清明或九龙峰谭公诞时，香港、南洋、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惠籍人士或在外省工作的惠州人，回乡扫墓或朝山进香，离开惠州时亦会从这几家较大的年画经销店买回几幅珍藏或悬挂。
另外也有一些小店，大多也是文具、锣鼓店、香烛档等，临春节或清明前，都会到这几大家门店去批发大捆大捆的年画代销。这些红红绿绿的年画，或悬挂、或“卧地”或“坐台”，如春花丛丛，使平日暮气沉沉的老城添注了几分活力。
惠城木版年画的代表作，应是《老鼠嫁女》。这是年画作者根据民间习俗创作的。旧俗，农历除夕之夜，户户都在屋墙角或门边点亮一盏小油灯，给送亲的老鼠照路，并流传这样的故事：从前，有户人家养了一只馋猫，因偷吃了两条鱼而被人揍了一顿，于是猫儿下定决心，要乘老鼠嫁女之机来个“一网打尽”向主人立功赎罪。鼠族们得知这个坏消息，经商量决定派鼠大哥带上礼贴及礼物去收买猫。礼贴写道：“本宅小鼠嫁女，略送薄礼表心意，鲜鱼四条香酒二，奉送猫公勿嫌弃”。馋猫收礼高兴得很，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先前的诺言早已忘净……在年画艺人的笔下，《老鼠嫁女》是这样的：一队老鼠从画面走来，队伍里有司乐的、打彩的、提灯的、吹唢呐的、鸣金、敲鼓的、送礼的，队伍中间是几个轿夫抬着一顶花轿，轿里坐着盖有红头盖的拟人化老鼠新娘，正含情脉脉，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良辰美景……这幅年画意味深长，可谓家喻户晓。
1916年左右，惠城的一些大商店内，又出现了在广告画上加印日历的月份牌年画，这种年画，既能美化店面，又可查看日历，很受惠城群众的欢迎。月份牌年画的创始人是上海的周慕桥，他原是画国画的，后吸收西洋画技法创新，画法接近单线平涂，但还没有用炭粉擦。
1919年，惠城一些大商店已悬挂使用擦炭粉、形象十分逼真的挂历年画。开始使用此法的是郑曼陀、周柏生等，后来又相继出现了杭樨英、金梅生、李慕白、金雪尘等新秀，绘画技巧更超过前辈，对月份牌年画又有所发展。这些年画各具风格，中西结合；色彩浓艳，对比强烈，讲究透视、投影，故立体感强，构图饱满，博得惠城群众喜爱。但当时惠城仍未有这种年画卖，要去广州买，而广州也是从挂历年画的发源地上海购进，所以即使是商家，挂这种年画的也不多，而且价格也贵，小本生意人不敢奢侈(画价约中等收人之人半个月薪水)。因此种种原因，挂历年画也成了惠州一些大商店特别的“装饰”，为这些商店提高知名度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久，湖苑与吉庆堂至广州购进挂历年画零售。1920年后，随着挂历年画的不断降价、质量更好，好多年画店都有挂历年画零售。各商店大多普及，中等经济收入以上的家庭也大多买来悬挂。
惠城人喜爱年画，惠城的美术工作者也喜欢创作年画，自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夕，几次在城镇或各学校年度的美术展览中，年画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多以水粉、国画、木刻、剪纸等形式表现，内容也很丰富，既有历史题材的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更有不少是描绘惠州西湖、罗浮等风光名胜，令观众兴趣盎然。
解放后，年画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通俗画，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专业及广大业余美术工作者也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开拓，一幅年画中，运用水彩、水粉、粉彩等不同工具不同画种齐上阵的现象已不鲜见，只要对表现主题有利的就用。例如一幅山水年画，除了可以用纯国画、木刻、剪纸、水彩、水粉、粉彩画等画种表现外，也有人选取各画种技法的精华应用在画面上。如水彩画技法与原料对表现水的透明、流动性质感特别好，于是便以此法描绘水，并在一些盛开的花上运用，使它们显得更生动新鲜；水粉画对石头、野坡、动植物、人的肌肤表现力较强，有一种深厚度与力度，作者也借用之……凡此种种，说明当时惠城年画作者已在传统的水粉年画(当代年画应用最广泛的画种)上大胆革新、大胆突破，并取得成绩。另外，就国画而言，也不再是写意、工笔那样泾渭分明，写意国画中有工笔成分、工笔国画中有大写意的环境衬托。用国画绘制的年画中，所用的工具、原料也不局限于固有的笔墨、颜料，可视情况大胆用上水彩、水粉等原料、用上油画笔……
有趣的是，惠城年画创新者除年轻一代外，更有老一辈的作者，如薛秀亭老画家的一幅描绘永福寺遗址幽静风光的年画，用色与技法大多是国画式，但亭边小花草，天空云彩等也用了较重的水粉，却显得很协调，更有质感与情趣。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各大城市美术出版社大量发行各种形式的年画，且价格便宜，一般对开彩色年画，形象逼真，题材多样，价钱也只有一角三分钱、最贵的也不超过三角伍分(此为大堂用的年画)。真是又平又靓。民间印的年画在惠州城镇开始失去市场。以后随着送戏送书画下乡活动的开展与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连深山的农家逢年节也改贴城市机印的年画了。原有的年画刻者(绝大多数是农民)改为刻寿桃模、龙风饼模等木版印模，售给城乡的居民作年节自制糕点小食的印模。
二、惠城年画的鼎盛期
年画的鼎盛期在1955年--1965年间。这十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这十年在惠城搞的画展较多，每次展出都有为数不少的年画作品，而且年画的画种也较多，除常见的水粉水彩外，还有木刻、国画、剪纸等，作者也来自各阶层人士，其中工人不少。所描绘的多是现代题材，歌颂惠城的工农业生产。例如，当时有个业余作者叫邓强民，他画了四条幅式的《挂榜山风光》水粉年画，每幅高约一米，既大写意西湖边挂榜山的四季旖旎风光，也精心描绘了挂榜山下农、林、渔大丰收，农民的欣喜。在画的上端，还空白一段，各题一首七言诗，画配诗，自成情趣，吸引了很多观众。1963年在工人文化宫的迎春画展中，作为业余美术爱好者，我亦画过一幅水粉年画《月上柳梢头》，描绘一个少女在月下等她的朋友一起去夜校学习。旧瓶装新酒，倒也有新意，获得观众好评。
当时每次在工人文化宫展出的画展，都有不少年画作品，引来很多人参观。特别是晚上，职工较有时间携带家中老少一齐看画展，展馆常常是人头涌涌，有好些青少年甚至拿纸笔把一些较好的年画画面速写下来，有的再在空白处写上各处的色泽(当时没有吸色水的水彩12色笔)，所以每到闭馆时间，陶汝松等画作者兼画展工作人员都要几次巡回走动，提醒观众，邀他(她)们明晚再来，才能最后清场。主办单位与广大观众对展出的年画都有较大的兴趣与观赏水平，其中城内中、小学和好些单位，还组织师生和职工集体参观……另外当时文化馆负责美术工作的邓光宝也曾邀请外地的画家到惠州搞画展，其中农民画家、东莞的郭同江来惠举办画展时，一些有浓厚生活气息，反映农民战天斗地夺丰收的年画就很有特色，吸引了很多人，例如《夜送寒衣》、《倒海翻江》等至今仍留在我脑海中。
第二个特点是这十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年画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每年都有很多优质年画在新华书店发行，特别是新年、春节期间。所以元旦、春节前，惠城两间新华书店买年画的人特别多，书店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这十年惠城所见的年画（印刷品）有如下三大特色。
1、画种非常丰富：水彩、粉彩、油画、国画、装饰画、宣传画等等都有，还有摄影作品。而有的画种又有更细的分类，如国画，有工笔、写意等，工笔又分工笔重彩、单线平涂等技法形式，堪称形式多样，争妍斗艳。
2、年画题材十分广泛，现代的，古代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戏曲、传说；中国的、外国的；动植物、科技、军事、交通、人物、山水、花卉；真是无所不包。可以说，每一阶层的人，都可以选购一些适合自己张贴、欣赏的年画。
3、年画篇幅多样化，作者有名气。年画大小以对开纸最多，画面约40厘米X 60厘米，长对开的画面是1米X 30厘米。也有四开四条幅式、中堂(一张纸大，即1．092米X 77．8厘米)、大堂(比中堂大一倍)等，中堂或大堂一般配有对联。也有25厘米大或更小些的年画，给人摆放在办公台玻璃下……挂历年画约于1960年在惠城兴起，篇幅也是形式多样。年画的作者以上海、北京、河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湖南、山东、广西为最多，其中著名的年画作者李慕白、金雪尘、何逸梅、金梅生等人的作品又多又生动，最受人欢迎，买者一看其名字即高兴买下。年画亦多由这些地方的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贴、欣赏年画是惠城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惠城新华书店每年销售年画在三十万张以上。
1972年至1975年，惠城发行单一的以革命题材为内容的年画，主要表现“文化大革命”和样版戏，其时广东名画家、惠州人单伯钦曾画过《学雷锋》年画出版发行。
1981年至1985年，国家形势大好，年画重新整理出版。惠城新华书店重新热闹起来，可惜老一辈的年画名家已所剩无几，年轻一代“尚未练好宝刀”，有些画也因有争议而不敢印，故无论创作或样式，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鼎盛，但“宝贝”拂去厚厚的灰尘重见天日，仍是令人兴奋不已。
可惜至1985年，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传统的东西不断抛弃，年画在多数惠城人眼中竟成了过时之物，此年新华书店买年画者大减。其实全国其它地方也是如此。故1986年各地美术出版社已不再印各式受欢迎的年画，只专印利润高又好销的挂历年画，当年春节，年画已默默地退出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