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国家正式对革命时期的有功将领授衔，新中国由此诞生了“十大元帅”，而在这十大元帅中，却有一人没有参加走长征，但他的人物更艰巨，他是谁呢？他就是陈毅元帅。
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突破四道封锁线时战斗序列表”可以看出，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等人在当时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当时，朱德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叶剑英是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和聂荣臻分别担任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委，彭德怀为第三军团军团长，刘伯承为第五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防线是红军长征第一阶段的战斗，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这些开国元勋在长征初期就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而其中，当时养伤的陈毅被赋予了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的重任。”
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以后，陈毅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冈山，就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旋即又一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又与毛泽东、朱德一道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
1934年10月，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陈毅身负重伤正躺在利用农舍建起的病房中，带伤的陈毅留下来与项英一起领导南方游击战争。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保密中进行的，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更是伤情不已！其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
在病房里，陈毅紧紧地握住前来告别的周恩来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陈毅毕竟是一位久经血与火洗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清楚周恩来行前赶来的目的，除去战友的情分外，还一定负有政治的使命。因此，他极力地控制住情感，很有风趣地说道：“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随后，他又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毅自然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姑且不说自己是一个重伤员，单说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在即将全部沦入敌手的苏区如何才能生存下来，就是一道谁也不敢贸然回答的难题！但是，他是一位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只能知难而进。所以，他十分干脆地说了四个字：“没有意见！”
这就是陈毅！
陈毅深知周恩来在党内极为特殊的处境，他不能在周的面前发牢骚。另外，他也清楚周恩来时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忙人，有许多大事需要他去处理。因此，陈毅动感情地说道：
“你来了，我脑壳中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俗话说得好：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就不要呆在这里了！”
周恩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去了，但是，他的心潮就像是投下了千斤重的巨石，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按说以陈毅元帅当时的声望，即使是抬也要抬走的，但是因为在1934年，随着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京军队不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碉堡，面对此情况，红军处于完全被动状态，只能突围转移，在长征开始前，因为有很多伤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一旦苏区陷入敌手，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为此当时经过研究后，决定让陈毅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陈毅知道，这份担子更重，自己是个重伤员不说，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以万计的伤员，但是他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困难，就要迎难而上，绝不退缩！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余人，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
他们在陈毅将军的率领下，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但是期间很多部队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队伍被打散，多数人牺牲、被俘，在敌人冲进苏区时，留在根据地的何叔衡，在转移时被敌人包围，年已六旬的何叔衡为了不连累同志们，他选择跳崖身亡，陈毅将军更是好几次命悬一线。后来陈毅将军曾经写下“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就这样剩下活下来的部队，在陈毅将军的率领下，开启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当时，蒋介石派出十多万军队，对南方游击队展开地毯式围剿，后来还任命卫立煌为“剿总”司令。卫立煌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在国军名将中可以排进前十，还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蒋介石的支持程度，都是无可挑剔的，卫立煌上任后，首先建立“五家连环保”制度，只要有一家“通共”，五家人全部斩首。
据统计，仅皖西地区，就修筑了24700座碉堡，每座碉堡仅隔半里距离，遥相呼应，可以说陈毅的这3年游击战比长征还要艰难，他不但完美的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保护了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而这支留下来打了三年游击的部队也是大家熟知的新四军的前身。
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长达三年极其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长征。他们不但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还推动了南方八省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战略支点。摘编如下。
第一次：转移途中遇敌，钻进路边水沟芦苇丛中得以脱险
1935年4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他的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设置了3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粤赣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搜剿、追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下令进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埋伏，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搬迁几个地方，和敌人捉迷藏。一天下午5点钟，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在警卫员护卫下，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搬个新地方。当时并没发现什么敌情，搬一搬，是怕头天住的地方会暴露了目标。敌人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要搬地方，结果途中遭遇了，双方打起来。一打枪人就散了，有的人跑得很远，有的躲在附近。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敌人搜过来搜过去，领头的是国军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看到他们钻进去了。”
他骂那个班长，班长仍叫士兵去，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会被打死的。”连长说：“走开，我去。”没走几步，他就喊：“谁的一只鞋子掉了？”又说：“你们看，鞋子在这里，一定人也在这里，下去！”陈毅和警卫员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今天跑不掉了，立即把枪举起，子弹上膛，决定先打死一个再说。这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陈毅和警卫员钻进来时，脸都划破了。敌连长命令排长下去，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敌连长说：“好，跑掉了，我不相信他能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到路上抽烟等候。陈毅听到敌兵说：“咳，我们打共产党，打共匪，什么也没得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
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杀“回马枪”，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到对面一个小山坡上蹲着。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在芦苇丛中东搜西搜一两个钟头，大声叫着：“你还不出来，我看到你了。”就这样吆喝一阵没有任何动静，敌连长拎着一只鞋子，说：“看呀，打死了，腿打断了，沉下水去了。”这才撤走。
第二次：叛徒引敌军进山搜剿，哨兵鸣枪报警得以安全转移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余人，向湘南游击区突围。他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捉到了，随后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项英，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要他去捉项英、陈毅，给了他40个人做卫队，有十几支转盘枪、快慢机、驳壳枪，后面还跟一个连敌军。
当年10月，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与粤军余汉谋部假打了一阵，造成声势，而后去寻找项英、陈毅的行踪。在行军路上，凑巧碰见了交通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得他是参谋长，带他到交通站去。何长林见他衣服很新，部下都说广东客家话，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干脆露出狰狞面目，缴了何长林的短枪，说：“我现在是国民党，把陈毅、项英藏身的地方告诉我，我不杀你。”何长林怕死，立刻叛变了。他说：“陈毅的秘书今天下午要带七八个人来这里搞粮食，拿报纸，取情报，抓住他们，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
果然，陈毅派去的人，一到交通站就被卡住了。龚楚也不暴露身份，说：“我是来找首长的，请领我去项英、陈毅那里。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他二人去那里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还挑米，我们那里可不是这样。”秘书说：“参谋长，你是老首长，是不是你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回去报告，事先不报告，怕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龚楚不同意，说：“我急着要见他们。”秘书说：“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几个便衣队，我们一路走，大队伍留下，一起去目标太大，会引起误会。”龚楚仍不同意。秘书心知这里面有问题，便答道：“好，去吧，走吧。”秘书和一起去的几个人，挑起米，边走边观察动静。龚楚问：“你们有多少人哪？”秘书胡吹说：“我们那里人多，有50多人，还有几挺机枪，打了好多胜仗。”龚楚害怕了，派两个卫队跟秘书他们走前面，他掉后十几米远，他怕死。
当走到离陈毅驻地很近的地方时，何长林说：“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晓得了，陈毅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有十多里。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很险要，一定是这个地方。他们几个人回去报告都来不及，我们走直路。”龚楚不同意，何长林坚持说：“我定要立这个头功。”龚楚坚持要自己带人去，从黄昏起，搞到凌晨4点多钟，陈毅派来的几个人都跑散了，龚楚抓住一个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想：我不带路，何长林也知道这地方，就同意领路。龚楚派两个卫兵挟着他走，一会儿就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哨兵喊：“什么人？”警卫员说：“不要开枪，自己人。”哨兵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叫警卫员去，警卫员说：“你要沉着，不沉着，一打枪，项英、陈毅就跑了。”警卫员一上山，就喊：“他们是反动派。”哨兵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敌人打死了。哨兵一开枪，龚楚他们站不住脚，冲锋也来不及，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登山，转了几个圈，等到龚楚把队伍集合起来，冲上哨兵阵地，哨兵就地一滚下山跑了。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一个营敌军上山，仔细搜剿，把陈毅他们住的棚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和项英等人在附近山上躲了三天，这才脱险。
第三次：被敌军重兵围困在梅山岩洞中20多天，“西安事变”才解了围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企图借此问鼎中原。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不到3个月，就瓦解了“两广事变”，又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移民并村，分散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军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爬回了家。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敌人，不时从洞外传来走过的脚步声，又不能冒然行事。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陈毅这才知道，正是因为西安事变，国军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国军一撤，敌人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第四次：受骗进大余县城与“中共代表”接头，机智逃脱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开设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国军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他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下撤下来的国民党兵。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斋坑。项英的警卫员正在斋坑道口棚子外面放哨，等发现敌人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300多国民党军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搞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陈毅当机立断，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住的棚子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陈毅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钻出来。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30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逃过了又一劫。
第五次：下山找谭余保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被误认作叛徒险遭枪杀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带支驳壳枪，戴副墨色眼镜、一顶红军帽子，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这话，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经过全部供认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要砍你脑袋，还松绑?”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过几天也从南京回来了。”谭说：“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陈毅火了，说：“你混蛋，你是土匪头子，我半天都忍耐，我以为你是共产党。你们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党，不怕牺牲，你们是光荣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这很容易理解，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我讲项英，讲我是叶剑英、朱德派来的，你就抓起来，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也要抓。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怎么能抓？你已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怎么当省委书记？我们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搞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干。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头子，就枪毙我，枪毙吧！”
到了第四天，看守陈毅的游击队员对陈毅说：“谭书记要你好好准备，好好把问题讲一讲。你要把叛党经过全部老实讲出来，还要讲这次怎么与敌人勾结来进攻的。你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
第五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苏维埃是正确的，现在苏维埃不能用了，取消苏维埃，这当然是机会主义！第二个，是土地革命，他主张阶级合作；第三，改编红军，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摘帽子投降敌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知识分子吃不得游击战争的苦，对国民党有幻想，他去投机，相信合作，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他影响，但也不要把他当叛徒对待。”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陈毅问：讲什么?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陈毅又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那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