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文化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历史悠久，它是客家传统文化之一。
源于“人与自然共存”的初衷，风水文化在围龙屋、风水塔中乃至整个客家宅地的选址、搭建中皆得到了因地制宜的应用，更造就了独有的建筑几何美感。
出于对祖荫的感念，客家人的“二次葬”风俗、坟墓的特征，亦对现世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中固然有些许“向外求”的愿力，但也不乏历代客家人“内省式”的自我维护与坚持。
风水术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因为风水术这种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它的承传性。唐宋以来，风水术更是日益兴盛，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很重视选择阳宅和阴宅。
客家先民迁入粤闽赣三角区之前，这里的原住居民是古越族的后人——畲瑶族少数民族，他们崇信的是“巫文化”。在他们与北来的中原汉民发生融合时，也势必把“巫文化”的因子掺入客家文化中。
这种“巫文化”跟风水术中的迷信成分完全合拍，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所以明清时期的风水术，受着宋明理学和客家地区“巫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并披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
客家地区的风水术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它积淀着客家人的传统素质，成为客家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具有承传性和顽固性，这就是风水在客家地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客家社会风水活动有的与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经济利益相关。有些地方则把风水术当作宗族群体争斗的一个策略。
有人利用人们崇拜祖先，以建造祖先陵墓作舆论，挑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冲突、争斗，为害社会。客家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宗族组织很发达，并且有长久的传统。所有的“宗族”，就是以同姓和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为基础的亲族组织，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它是处于社会末端的非正式权力组织。
客家地区是以家业生产为主，水田和山林等对农民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资源。这些基本生活资源与住宅地、墓地一起，成为宗族间争夺的对象。从这些现象说明，客家人的“风水”信仰，也是“风水”信仰的结果。
古人不但为生者繁衍的选择地理环境建筑涵意风水的住宅，而且还十分注意为死者选择葬地。在许多人看来生者都是在先辈的亡灵庇佑护下生存的，于是千方百计地为祖宗寻找佳的安葬地，似乎把先辈的躯体灵魂安葬到风水佳地，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永受其益，那些葬于地下的尸骨就可保佑他的子孙逢凶化吉，福禄康寿。在这种“鬼神文化”的影响下，“卜葬”活动盛行了几千年。
我们在进行客家民俗田野调查中发现，建国前梅州城乡各地都有专职的风水先生，其中有些风水先生还是文化水准比较高的人。建国后，风水术和风水先生在客家地区渐渐失去了市场，这个时期风水先生们不敢公开活动。
然而风水术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在偏僻落后的山乡农村，迷信风水术的不乏其人。十年“文革”期间禁止风水活动，风水先生们只能在暗中活动。这些年，“风水文化”风靡一时，城镇的书店、书摊里的风水书籍摆满书架。新的一代风水先生应运而生，他们运用风水理论服务于人们，为人建阳宅、阴宅选址。单元房内部设计、装饰、装修等活动。
“文峰塔”可以满足于人们的心理需求
明清时期梅州已经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各地普遍兴建文峰塔（又称“风水塔”）。文峰塔多建在城镇附近，以祈文教昌盛、科官发达。
据《梅县松口镇志》记载：元魁塔始建于明万历47年（1619年），建成于明崇祯2年（1629年），为明末翰林李二何（李士淳）所倡建。当年李二何深感松口出口处“山川文峰欠佳”所谓“文峰”，即是毛笔形状的山峰，堪舆师的说法：“文峰”凸显的地方，就能多出科举人材。
文峰欠佳，就要补救，唯一的办法就是建造一座笔形的巨塔。因此，李二何发出倡议，募捐建造九层八角巨塔，这个倡议得到许多乡绅的响应，纷纷捐钱捐物，巨塔用10年时间建成，即二何高中进士的第二年落成，故命塔名“元魁”。此后松口人才辈出，使松口成为一个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的人文秀区，“风水宝地”。
梅州元魁塔
此塔还有个传说：梅江流至元魁塔下面的篷辣滩，此处崇山峻岭，水急潭深，多有覆舟翻船之事，在此筑塔可惩治水妖保障往来船只的安全。
应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建塔可为当地增设人造风景区，改变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还可以满足于人们的心理需求。文锋塔和客家人祖屋前的功名楣杆（旧时凡考上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或七品官以上可在自已祖屋前竖立楣杆，因学位、官位不等规格也不同）相似，可以激励文人们的进取心。
从而也说明了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居住的环境，来满够足的个人需求，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以此激发人的生机，经过自己努力帮助事业的成功。
风水术在客家民居“围龙屋”中的科学应用
自古至今《周易》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处的居住环境风水论盛行于世，成为客家民居、民俗一大特色。传统的民居建筑不可能抛开风水观念而谈，所以建房之初，尤其重视屋基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1、“龙”，指的是山形的总脉络，即龙脉。山体是支撑房屋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场所。围龙屋总是傍山而建，同时很讲究地势。
2、“局”，是房屋周围，自总脉分出来的支脉共同集成的局势。有些山势略为不足的围龙屋，往往在屋后的山坡营建风水林，只许栽培，不许砍伐，以藏风得水。客家先辈认为“林木兴则宅必发旺，林木败则宅必衰落”，这是一种人为因素的“配风水”。
3、“水”，是指屋基前面的水势。在围龙屋的前面都置有一口半圆形的池塘，它不单是为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还含有完善基地阴阳、配偶、山影门庭的潜在意识。
客家“围龙屋”以“一进三厅二厢一围”为基本的结构，其它无论是二围、三围还是多围，都是在这基础上增添扩建而成的。即是说不管围龙屋的大小与否，其总体特征和基本结构是不变的。
如梅州地区的梅江区、白宫、松口、南口等各个地方的围龙屋形态都大体一致，房屋的内部结构是：从晒谷坪（禾坪）到上堂连同左右两厢房间共同构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晒谷坪前面有一口半圆形的池塘（龙池），上堂后有一半圆形的围屋，它们与中间的方形或长方形构成一个椭圆形状。
从高空俯瞰，其外部形态以外墙的“龙体”和屋顶的“龙脊”共同组成“围龙”形的整体，封闭性很强。客家人多数聚族而居。这样的建筑形式有利于内部的协调统一和防御功能，而在如此井然有序、高度统一的理性控制下，也必然会形成内向性和储蓄性的品格，实际上也是客家人寻求封闭独立和防御外界干扰的意识形态的反映。
简述客家围龙屋世德堂的“风水”
如梅州梅县松口铜琶村有一座名扬中外的围龙屋“世德堂”，背傍龙山，面依松源河，被当地认为是一块难得的风水落石出宝地。此屋建于明朝末年，是梅州著名的围龙屋，今仍存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起来参观。
传说当年此屋的开基祖李真简建造屋时，特请来江西有名的风水先生前来勘探察屋宅，此屋的风水极佳（风水称为“回龙顾子”）。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李直简的后裔繁渊万人以上，人才辈出。此屋已被风水先生们公认为是当时地的一个风水宝地。
在考察“世德堂”时发现此屋依山旁水，地处梅江交通便利，选址布局都符合风水术中阳宅理论的要求。此屋是殿堂式的结构，屋内采光、通风、园林绿化的配置和现代人的环境美学的理论吻合。
此屋还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清兵入关，北京被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李直简的叔父李二何，带着年方16岁的皇太子朱慈良，从京城逃难到松口，曾住在世德堂。
李直简的后裔居住在近河靠山，水陆交通发达的松口盆地。李家不但有千亩良田作“公尝田”供子孙轮耕，还经营盐业、磁器、木材生意。旧时的松口水运发达商贾云集，有松口不认州之说。松口港是广东省内陆河的第二大港口。
李家的商船，顺水运的是磁器、砖瓦、木材、山区的土特等到潮汕地区，逆水时运载的是盐和海产品等上松口。因为李氏后裔们的生活有保障，还注重教育。用宗族公尝的钱办学校，旧时间凡是考上大学的人，由公尝提供学费完成学业。因为李氏家族有崇文尚学和客家人开拓进取的优良传统，所以李直简的后裔文人多，当官的多，成了松口地区的旺族。
从这些实例可以说明。李氏家族因为有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取得了地利，又重视教育，所以李氏家族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总之，“风水论”初哀者是帮助人们合理选造屋场，实现“风水宜人，协调共生”的良好愿望。
传统的“风水阴宅理论”
客家人历来讲究葬风水，修祖坟。旧时代发了财的人家一般要办三件大事：买田、做屋、修祖坟。修阴宅和修阳宅一样重要，可见其地位。
客家人的“二次葬”的形成，与其游耕经济所造成的流动生活息息相关的。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导论》中说：“客家先民为寻求新的地方安居而一迁再迁至屡迁者，祖先葬地与子孙祸福有关，为了适应迁徙活动将先人‘遗骸盛于罂’背到新居地安葬”。甚至有事经几代之后仍迁葬祖坟者。相信风水、堪舆家言，已发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二次葬”，是客家人最普遍采用的葬俗，山区多挖洞穴墓，平原地区多挖仰穴墓。其共同点是把先人的尸体埋葬三五年后尸化干净时，将骨骸拾起抹乾净，按人体骨架结构，自下而上叠放入“金罂”（一种陶缸）内，“金罂”盖内写上死者世系姓名。
有条件的将“金罂”葬入新坟，无条件造坟的将“金罂”寄放在安全的山间岩洞中，或在山坎上挖一小龛寄放，如村中筑有集体“阴城”的，则寄放于“阴城”。安葬先人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福荫后人，因此，要安葬先人的主家首先要请风水先生选择阴宅地点选定吉日，这种墓式选在山地荒坡上，先葬尸体，三五年后把死者骨骸盛入金罂重新安葬。这种二次葬的风俗为绝大多数客家人所采用。
客家人特有的二次葬仪式
客家人的祖墓是坐椅地堂式。这种坟墓是依山势或坡地而建成，前低后高、左右象靠椅扶手的形式，墓碑前一般有半圆形旱池叫坟堂，这种式样在客家地区流行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从一些留至今日的宋、元、明古墓，大多都属这类，客家地区举目都是山野荒坡上。
传统的“风水阴宅理论”，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如风水先生在为你的祖宗择阴宅时。要是预言你家族中会出读书人，人们会把它当作一种“精神支柱”。父母、亲戚们对你产生很高的期望，对教育的态度就会变得积极。然而有很多成功者，在他的事业成功以后，他对人和社会并不怀有感激之情，他只有感谢“祖宗风水”。
失败者也并不记恨社会，他只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祖宗的风水不好”而死了心。人们把“风水”当作一种“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宿命的思想方法有稳定社会的作用。旧时有些地方则把风水术当作宗族群体斗争的一个“策略”。有人利用人们崇拜祖先，以建造祖先陵墓作舆论，挑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冲突、斗争，为害社会，这是不足取的。
现代人对风水术的认识
建国四十年来，风水术这门中华传统文化，一向被认为是封建糟粕和禁区。学术领域无禁区，但在我国的文化百花丛中，古老的东方文化风水术在学术界也有人研究，而且还有论著发表。当代的学者们是用客观、科学、求识的态度对风水进行研究，从而在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突破。风水术中的有些理论，还被高等院校应用在建筑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中。
在1988年中国新华社天津24日的一次报道，终于打开了风水术这一禁区。电文说道：“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理论。他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
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风水术的影响也不亚于中国国内。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里，如朝鲜、日本、老挝、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都有关于风水的各种活动，以致演变成为满足当地人精神需求的一种方式。如今风水术流行于日本、美国、欧州各国，1994年9月，《纽约时报》几乎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导了我国风水术在美国当今的建筑设计中所占有的分量。
长期被人们视为封建迷信糟粕的中国古代风水术，如今被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引入建筑设计研究。经过多年深入系统的研究，王其亨认为，风水术的内核原来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精华所在，原因是风水术圆满解答了中国古代建筑在空间环境的整体处理上，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上，以及大规模建筑群布局等方面。
近时比较有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是由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妙摩、慧度著的<<中国风水术>>，1997年中山大学出版杨维增的《周易和住房风水》。学术论文有客家学专家罗勇教授的《客家与风水》、钟家新的《客家人“风水”信仰的社会分析》等。
钟家新论了述风水对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影响。罗勇在他的论文中对风水术的产生、发展、流传，论述得很详细。杨维增认为：风水的好坏在于人与环境是否协调，在于人体场和环境场是否取得交感平衡。客家人的“风水”信仰是一种具有环保意识的传统，发挥古今多科学综合杂交的知识优势，科学解决风水问题。
中国文化之原《周易》有三大理论精华：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生克制化、天人互补调谐。即运用人体科学、人类生态学、环境地学、环境医学、环境心理学、建筑美学、环境哲学等现代科学和哲学理论，辨证分析传统风水学说并加以扬弃。杨维增的论述总结了现代人对风水术的认识。
中国的“风水”理论与西欧国家的用“自然支配思想”的理论是相反的。风水术的本质是在环境感应基础上，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和适应。因为人类对风水的要求就是人体场和环境场的交感平衡，人要与天地共溶于一体。风水的内核是“自然环境可以影响人的思想和心态与人的生活”。“风水”的理论要求在修建住宅、坟墓之际，必须要考虑到它们与周围的自然形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共生。说明了客家人的“风水”信仰是一种具有环保意识的传统。单纯从这一点来看“风水”理论，在现代也具有它的科学性。
由于风水术有其合理的内核，所以它能够长盛不衰。在当今社会里，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的好坏，在一定的程度上关系到房地产价值和价格的高低。我们明白了风水的本质和它对人的影响的道理以后，就能自觉而科学地获取好的风水来用之。
通过风水知识，合理选址建房屋，通过对住宅、房间的布置装饰取得满意理想的居住环境，达到自己的需求。使你居住在新的生活环境里，使你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帮助你的事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