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艺术传承一度遭遇“断代”
从戴晓莲的回忆中，可以瞥见一段古琴的兴衰史。
说起初习古琴，戴晓莲不得不将它与“文革”后期的那段岁月联系起来。1972年，戴晓莲的叔外公、广陵派古琴家张子谦先生从“劳改”解放出来，姚丙炎、龚一等古琴家都曾拜师于张子谦先生。9岁的戴晓莲正在上小学，有空闲的时间就去找叔外公学琴。叔外公常常叮嘱她“不要在外边说学琴的事”。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戴晓莲就被分配进了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一呆就是7年。因为当时学校根本没有古琴专业，也没有人愿意学习古琴。“那时候只有一些留学生课程，也都是选修课，我虽偶尔教课，但身份是很模糊的。”而留学生课程也促成了一些机缘巧合。“在留学生的联系下，1991年我受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邀请，做了10个月的访问学者，我没有想到在他们那里看到了古琴琴谱，很惊讶，许多琴谱在国内都是无法看到的。”戴晓莲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图书管理员出国去做访问学者很困难，而贺绿汀院长很支持，并一直认为让古琴这门传统艺术受冷落是种“罪过”。
真正的转变从进入21世纪开始，“对传统的回归几乎是从建筑开始的，比如闹得很热的城墙保护工程，后来才渐渐波及到了古琴。”2003年起，戴晓莲正式招收了第一名专业学生，古琴专业才正式恢复，她成为自1956年刘景韶老师之后上音的第二代专业古琴老师。
2007年，她教授的第一位专业学生在专业比赛中获得了金奖。她和学生还组织了“”音乐会，将古琴与其他民族乐器融合在一起。现在，戴晓莲是上海音乐学院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今年9月25日，戴晓莲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一场名为“广陵今在”的古琴独奏音乐会，这是她在国内举办的首场独奏会，所有的曲目谱本都是有所传承脉络的，比如采用广陵琴家张子谦先生之传谱的《龙翔操》、采用九嶷琴派管平湖先生打谱创作谱本的《欸乃》、采用湖南琴家查阜西先生之传谱的《潇湘水云》，以及据管平湖打谱曲整理的《》等。
院校专业教的人少学的人更少
直到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古琴专业每年也只招收一名学生，就算是中央音乐学院也只招收2－3人，不是因为要求有多高，而是因为它很冷门。相比较而言，更多的学生愿意选择，常常是几百名学生报名考试，最后只招收5－6名。“很多人听到说要考古琴专业，都会觉得很吃惊，会劝说不要报考，因为学古琴没有出路，更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乐团会收古琴专业的。即使是副修，乐团在选拔时也会进行考量。”海上雅乐的艺术总监王珑说，她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跟随李祥霆副修过古琴专业，当初是出于喜欢才学的，她主攻的还是。实际上，古琴学习讲究传承脉络，古琴艺术一般不称“琴艺”，而尊称为“琴学”。很多习琴之人在私下里仍保持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的生活。从传统琴学来看，习琴本身不在于“他娱”的表演意图。《左传·昭公元年》载:“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认为琴的主要功用是教化和修身。林友仁先生也曾提出，“艺术发展的成就不以从事人的多少、覆盖面的大小而定，古琴音乐亦是如此。”当艺术职业化而成为一种谋生手段之后，公众化的效应往往有利有弊。
这个门类的艺术，由于缺乏文字的传承性，往往都需要通过口口相传或者一对一的师承传授。和西方的五线谱不同，古琴常用的减字谱一般为四部分，上方记录左手指法，下方记录右手指法，左上为左手按弦用指，右上为所按徽位，下方外部为右手指法，内部为所弹、按弦，用续部、注释来标示音的细微变化。但由于减字谱无法记录更多细节，需要演奏者自己理解和加以发挥，这是它自由洒脱的一面，但也造成了大量琴曲的失传。另外，由于古琴往往是以“一炷炉香，一人独奏”的方式呈现，几乎不与其他民族乐器同台，外加一些历史原因，最终造成了“曲高和寡”和“断代”的局面。
业余会所存在“伪古琴”现象
在一处装修雅致的会所里，一名老师正在教授几位学生学习古琴，来这里的学员多半是女性，且以家庭主妇和白领居多，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据一位初级班的学员介绍，根据老师和学员的层次分为多个班级，每周来这里上课，12次课程为一学期，收费大约1200元，她刚刚学完了初级课程，已经可以弹奏《》、《秋风辞》等简单作品。“对我来说，学琴很有趣，有时候大家还可以坐在一起喝冷泡茶、切磋琴艺。”一位学员告诉早报记者，她现在已经可以进入中级班学习了。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在上海的杨浦区、浦东新区、徐汇区等各处都有这样的琴馆、会所或称私塾，较有名的大概有10来家。在某网站博客上，记者发现一些馆的琴友会定期举行一些“雅集”活动，以参观和学习为主，其中不乏一些专业人士参与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除了学习琴艺，很多人也同时热衷于茶道、香道、汉服或养生。多数人抱着喜爱中国传统音乐的心态而来，古雅的文化的确能让人平心静气、宁静致远，音乐对于疾病的一些治疗功效也的确有过科学的记载。和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上海学习古琴的人并不算多。参加活动的人群多以艺术爱好者和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居多，会馆的品质也参差不齐。“办得比较成熟的雅集活动都需要资金投入，有的馆长可能是房地产商，本身又很喜欢古琴，就有这个精力和资金去办这样一件事情。”王珑说，她曾碰到家长带着10多岁的孩子来求学的，“而这些人的想法又不一样，是想学得更为专业的。”
与此同时，在某电视台举办的“古琴大赛”上，竞赛者在短时间内发挥自己的水平，一争高下，排出名次。虽然在某些专家看来，作秀的成分多于专业水平的体现，很多真正的大家也不屑于参加这样的比赛，但“古琴”这一话题在今年来的确是有了更高的“出镜率”。“但是，应该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争到这个一席之地。”戴晓莲认为，“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古琴艺术得以存活。”
实际上，现实情况往往是，搞专业的搞不来推广，搞推广的又不懂专业。前不久的“养生风波”沸沸扬扬，究其原因还是各种利益牵扯其中，使国学和中医都被妖魔化了。北京保利拍卖价值千万元的古琴可能更受媒体关注。前不久在网上盛传一北京新的“四大俗”，其中“学琴学古琴”名列其中，虽然调侃意味浓烈，但也透露出一种现象的普遍存在。“的确有‘伪古琴’的现象存在，有一位老先生曾笑侃‘本来不学古琴时候挺正常一人，学了古琴了，就要喝什么样的茶了，就要焚香了，就要穿汉服了’，或者跟一些所谓玄学的东西扯在一起。”戴晓莲认为，还是因为缺少专业的传承。
某些音乐若要争得“话语权”，有时候也需要进入主流音乐的轨道进行“发声”。一些古琴家愿意走到国外开演奏会，因为中国的文化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古琴与西方乐器进行“混搭”也不是新鲜事，国外的许多汉学家如荷兰的高罗佩也都曾对此进行过研究。与以往相比，古琴谱曲的人多了，有时将减字谱与五线谱平行同写(五线谱无法记录指法)，戴晓莲现在探索的就是开拓这一传统乐器的新能量和空间，与其他民族乐器同台演绎。“这不啻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另外的计划就是进入大学推广，让更多人关注它，也让更多的古琴作曲家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