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离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礼乐志》）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也。（《艺文志》）
淮南刘安《淮南子》也说：
秦、楚、燕、赵之歌，异（口转）而皆乐。
前面三段引文，明白地告诉我们。汉代乐府只有采自秦地民间的秦讴、秦风、秦歌。其详细情况，《汉书》、《乐府诗集》都有说明。如《汉书·艺文志》中关于采自秦地民间的诗就有：《左冯翊·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集》5篇；《周谣歌诗》75篇；《陇西歌诗》若干篇。共80余篇，占全部160篇的二分之一强。显示出帝王都所在地的得天独厚。（按：左冯翊即今天大荔一带，京昭，西安附近；周当为丰京镐京与雍都一带，即今之凤翔、岐山、扶风、户县等地）
汉乐府中有各类艺人829人，后经丞相孔光奏可罢者凡440人。其中秦地艺人33人，有“秦倡员二十九人”（《汉书·礼乐志》）。“秦倡一人”（《汉书·礼乐志》），占应罢的十三分之一。若按这一数字推算，秦地艺人应该占一半以上。他们熟悉秦地的舞蹈及器乐，也是可想而知的。
汉乐府中的舞蹈与诗歌所用的声调有哪些？“秦声”又在其中占怎样的地位与分量？乐府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在他早年的学位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8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一版）的《第二篇 两汉乐府》第一章，有精当的考察与论述。下面权引九段，以省我再作考证，他说：
当时乐府必有一种秦声歌曲。（第二十九页）又说：
颇疑清、平、瑟三调即出于秦声，或与秦声有关。（同上）
萧先生还从《乐府诗集》所录《相和歌辞》诸曲中考得它们所用的乐器如下：
一、相和曲。其器有、笛、鼓、瑟、七种；
二、平调曲。其器有、笛、筑、琴、筝、七种；
三、清调曲。其器有笙、笛、（竹厂虎 上中下结构）、节、琴、瑟、筝、琵琶八种；
四、瑟调曲。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瑟、筝、琵琶七种；
五、楚调曲。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七种。（第一章《论汉乐府之声调》，第二十九页）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汉乐府《相和歌辞》中的五种曲调就有四种都用筝作为伴奏乐器。尤其是世传的“清、平、瑟”三调的共同用筝，很值得我们重视。作品有清调曲的《长安有狭邪行》，瑟调曲的《陇西行》和《孤儿行》，更是明显的秦地歌曲，声为秦声，用秦筝更是理所当然的。它们也可能就是汉代的琴筝曲，是为当时的“新声”。
这样看来，是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秦筝在汉乐府中的雄据地位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可以自己慷慨的艺术风格，善于抒情写意的艺术手法，赢得了秦地民间的广泛欢迎与关注；也自然被采作为乐府声诗与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或主导乐器。这一事实，已雄辩地说明的，秦自“退弹筝”
后，不仅朝廷未能不再用筝，而且在民间也仍是筝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