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影响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风雅与文学革新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诗经》特色和影响是什么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那么《诗经》特色和影响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下吧。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通常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内经》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
《内经》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下面是《内经》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在公元前1世纪，当世界还处于天命、巫术等封建迷信笼罩之中时，《内经》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有学者将《内经》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的主要内容作了比较。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4团一公元前355年时代的古希腊名医，由于其光辉成就，被中世纪医学界推崇为“医学之父”，可见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将《希波克拉底文集》和《内经》相比，有两方面相似：两者著作的时代相差不远，它们的编辑性质相同，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作品。
再从两者的具体内容相比，《内经》认为，凡疾病都有致病的原因，或六淫，或七情，没有什么神秘的;希氏在《论圣病》中认为，疾病有它的自然原因而与鬼神无关。《内经》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而视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藏象学说，认识到人体内血液是流行不止的，“夫脉者，血之府也”,“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肯定了心与血脉的关系，血液是循环运行的，“血出而射者”为动脉血，“黑而浊者”为静脉血，“清而半为汁者”为血清;希氏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是在16世纪。《内经》依照五脏对疾病进行分类，在欧洲医学史上疾病按器官分类是从2世纪罗马的盖仑开始的。希氏从体液学说将人分为多血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四种类型。《内经》采用阴阳五行的方法从体型肥瘦、年龄壮幼、性格刚柔勇怯、心理气质等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远比希氏体液学说的分类详尽确切。《内经》对于脉搏的观察，发明了用健康人的呼吸测定脉搏的速度。《内经》为后世制订了一整套极具实践价值的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始终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内经》所发明的 -疗法至今仍显示出极大的科学价值。这些均为西方医学史所不可比拟的。
遗憾的是，《内经》的医学成就尚未写进世界医学史，但是《内经》的学术对世界医学史的贡献不可低估。我们确信，随着中医学走向世界，《内经》的学术价值必将逐步被学术界所认识，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终将占有一席之地。
拓展阅读：《内经》书名的由来与作者
为什么叫“黄帝内经”,“黄帝”是不是《内经》的作者?关于“黄帝”有两个传说：一说“黄帝”是一个有道明君，例如《辞海》中说：“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故又称为“轩辕黄帝”，现陕西省尚留有“黄帝陵”的建址。但近时有学者从历史学角度研究认为，黄帝其人其事不可能是事实，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存疑。研究发现黄帝不仅不是人，而是一种图腾，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寄托。另一种传说，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伟大的氏族―黄帝族。这个氏族原先居住在我国西北方，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琢鹿(今河北宣化鸡鸣山)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了九黎族和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到春秋时代这个氏族又称之谓“华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就是汉以后所谓“汉族”的祖先，正因为黄帝氏族是华族的始祖，它的文化对华族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历代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为荣，而且为了追本溯源，也常把一切文物制度，都推源到黄帝，托名为黄帝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学者，为了体现学有根本，将著作冠以“黄帝”以取重，并成为一种时尚。正如《淮南》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据此说明《内经》冠以“黄帝”仅是托名而已，非为“黄帝”所著。其他如道家有《黄帝说》、历谱家有《黄帝五家历》、五行家有《黄帝阴阳》、天文家有《黄帝杂子气》等等，不胜枚举。
《内经》的“经”，是经典的意思。查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经”的含义：“常也，法也，径也。”这里的“经”，就是常道、规范、门径的意思。《内经》所阐述的医学原理和法则，成为后世医学的常规、典范，也是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必由门径。大凡在古代中医文献中，被称为“经”的还有《难经》、《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中藏经》等，均可以说是医学的规范，凡业医者必须学习和遵循。
《内经》的“内”，是与“外”相对而言的。历代文献中以“内”、“外”命篇者不乏其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中就有《黄帝外经》等。可惜上述典籍除《内经》尚存外，其余均已亡佚，无从查考。书名分内、外并无多大深意，无非是上下篇或姐妹篇的意思。也有人说《内经》是讨论基本知识的，《外经》是论述医疗技术的，但这仅仅是推测而已，无法确切考证。
现存《内经》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每部各八十一篇，合计一百六十二篇。二书内容各有侧重，又紧密相关，浑然一体。
《素问》的含义有多种说法，如梁代全元起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宋代林亿对此说的评价是“义未甚明”。他的解释是：“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病擦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日本医家丹波元简赞同此说，但细究其义，十分牵强。马漪《内经素问注证发微》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张介宾在《类经》中亦持此说：“平素所讲问，是谓‘素问’。”古人名书尚质，不求深奥难懂，因此，把黄帝与岐伯等人平素互相问答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篇而名为《素问》，这一说法比较符合情理。
《灵枢》的含义也有分歧，如明代马漪说：“医无人门，术难精诣……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圣至元之称，此书之切，何以异是。”此说多少有望文生义之嫌。张介宾说：“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也较勉强。经前人考证，“灵枢”之名，系唐王冰所加，王冰热衷于道家，自起道号“启玄子”，他把《道藏》中的《玉枢》、《神枢》、《灵轴》等名称，加以改造，因有“灵枢”之名，其含义蕴涵着深刻的道家思想。至于《内经》的作者，在分析成书年代时已经谈到，《内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也非出于一人之手，称“黄帝”仅是托名，它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医家的论文汇编。
柳永文学史地位
柳永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雨霖铃》《八声甘州》。
柳永文学史地位
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能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2〕入宋以后，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开国后逐渐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都对当时的汴京、临安城中商旅云集，百业兴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由于经济的繁荣，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更加完备，歌楼妓院也随处可见，散落于青楼妓馆的市井歌妓更是数不胜数。宋初 -采取崇文抑武，优渥文士的政策，优待 -官员，鼓励王孙、官员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乐，许多士大夫官员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业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其中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汴京)更是如此。东京城内的妓馆遍地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酒楼”条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淡妖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伴随都市的繁华，娱乐场所的兴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楼、瓦肆，她们散落在民间，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样有较优厚的待遇，她们主要靠自己的声色技艺挣钱维持生活，因而逐利营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艺外，还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歌唱，这就需要有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词作家为她们作词，柳永常混迹于其中又写得一手好词，自然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创作新词和歌妓索要新词的事，如《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动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们能歌善舞，技艺不凡，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合，她们的活动也使“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一些文人士大夫流连这些酒店茶坊的`时候，这些歌妓的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层文化意义，她们既为文人士大夫的词曲创作提供素材，也为词曲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宋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比较密切，歌妓是宋词繁荣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今人杨海明在《唐宋词美学》中说：“词在小舞台(酒宴歌席)上的伴着歌妓的‘出场'，实即枕奠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舞台，且又挟带着前所未见的歌围舞阵的浩大声势。”〔3〕歌妓唱词沟通着下层社会与上层贵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创新调，这有赖于他的音乐天分，在他之前的词人们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精于音乐。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记载，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宴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4〕在用调方面，唐宋词人无出其右。柳词往往呈现出一调多体的特点，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宽松的艺术空间，拓展了柳词的传播范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柳永词又多以艳歌柔曲为主，适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沦下僚，他与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关联外，更多了一层生世遭遇与情感孤独的相互沟通。柳永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也首先开始于歌妓们的演唱。
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欲坐。”关于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有这样的记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曰……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有些夸张，但确说明柳词传播之广。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耆卿一日经丰乐楼前……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日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资君所需。妾之卧房，困君磬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一填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置酒，具花笺，供笔毕。……”“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此著所记虽多属传闻，但确实反映了书会才人与民间私妓的交往。
史书和词话中有柳永与歌妓交往的记载，他的词作中也多涉及“画堂歌馆”、“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类环境的描写以及“瑶卿”、“秀香”、“英英”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过很多流连歌楼妓馆的生活体验，以及她与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曰：香靥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词”后，“遂终身从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妖女之事，如《木兰花慢》(古繁华茂院)“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妖女，堪笑傲、北海尊垒。”《笛家弄》(花发西园)“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烟火)“野桥新市里，花浓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把柳永与歌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柳永在创制新声和填写新词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着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才能，因而其词作品的流行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配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词乐舞结合的形式，使市民大众在鲜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
在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情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5〕，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的色貌，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宋元以来的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但原诸史实，或不为妄谈，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词走向广大的听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燕南芝庵在《唱论》“凡唱所忌”一条中说：“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柳永词多是柔艳之曲，正适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儿”演唱。其词倚靠着声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鲜活生动地流行于当时，歌妓对柳永词的演唱，使得柳永词以一种文学、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即歌词+音乐+美女+舞蹈的鲜活形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在歌楼舞榭、勾栏瓦肆、街区小巷、尊前月下等休闲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柳永词的传播范围。歌妓集欣赏者与传播者于一体，以缓歌慢舞的方式活化了柳永词的存在形式，使观赏者能以一种立体的艺术方式进行审美接受。
柳词因歌妓的传唱而流行久远，许多歌妓因能唱得柳永词而身价倍增。《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载：“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柳永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充溢于各个角落，甚至传至异邦。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柳词不但流行于歌筵舞榭，勾栏瓦肆，还流行于民间社祀。清黄氏《蓼园词评·评过涧歇》载：“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
歌妓的演唱还出现在富户宴席、官府公筵、或朝廷御宴，柳永词便借歌妓之口自然地传入了宫廷禁中，上层社会如皇帝、文臣也喜读柳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张耒《明道杂志》载：“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
柳永死后，歌妓对其词依然传唱不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皆柳词中语。”黄裳晚年，身逢北宋灭亡前后的衰世、乱世，约作于此时的《书<乐章集>后》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柳永词通过歌妓的歌唱传入市井民间，使柳永词拥有了更广泛的接受群体，如王灼《碧鸡漫志》虽讥评柳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但所言“世多爱赏该洽”“不知书者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下云：“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中云：“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言柳永词：“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
刘克庄说：“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三变。”可见柳词传播的几乎家喻户晓。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于耆顷墓侧，谓之‘吊柳会'。两说中关于柳永的葬地问题虽不一致，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人们对柳永及其词作依然念念不忘。
二、《乐章集》的编刻传播
词是音乐文学，它既具有文学的特征，又有音乐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词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歌妓们“传之歌喉，播之管弦”进行动态的传播，也同样可以像诗文那样以刻本和抄本为媒介进行静态传播。到了宋代，由于印刷业发达，各地官府、书院都刻印书籍，民间刊刻的坊本尤多。因而出现了许多词籍版本。北宋已有总集、别集之刻，如《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等，但多数词集刻于南宋。它们之中，无论是总集还是别集，都为词的流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柳词是当行本色的音乐文学，歌唱传播是它流行久远的重要途径，因此柳词借助于歌妓的歌唱传播风行于一时，《乐章集》在不同朝代的大量编刻是柳词以文本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别集的编辑既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指标之一，也是在传媒手段不够发达的的时代作家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柳永不仅有自己词专集的编辑刻印，而且在历代有多种版本流行和传世。王兆鹏在《唐宋词史论》一书的《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章中统计，柳永以现存14种词集版本的数量而名列两宋词集版本排行榜的第1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