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梁百字感言
文学报告文学文体探析
文学报告文学文体探析
“大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文体探析
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20XX年年会上，笔者首次提出“大”的概念，认为有必要对的定义、内涵及范畴等进行拓展。近10年来，“大”的概念正在逐渐被文学界所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在各种文学实践工作中得以采纳和践行。为了更加明确的文体定位、特质和属性，有必要对这种文体的基本元素予以重申和深入探析。
命名的分歧
对这种以新闻报道与形象写实相结合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学样式究竟应该如何命名，文学创作和研究界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纪实文学”、“写实文学”、“非虚构文学”、“叙事文学”、“写实性文体”等，还有“传记文学”、“纪实”、“特写”、“口述实录”、“记录”、“访谈录”、“回忆录”、“调查报告”、“民间记忆”等分支名目。
事实上，“纪实文学”这个名称为不少报刊媒体和文学界人士所更乐于采用。中宣部举办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也是采用纪实文学这一名称。但是，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纪实文学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和稀松，不够严谨，无法准确地反映以新闻报道与形象写实相结合为主要创作手法这种独特的文体样式。因为，纪实文学可以包括纪实小说、纪实散文，它是允许虚构加工的。给传记、纪实掺入虚构加工的因素，此类作品如果要准确地归类，无疑应将其直接纳入小说(长篇小说)范畴。这有点类似历史小说、历史剧，二者都是对真实历史、人物往事的一种虚构加工，是对真人真事的一种想象的、艺术的反映，而绝非具备新闻性和真实性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出现的所谓“传记小说”，其实有些类似历史小说，作者的用意显然在于赋予自己的创作以更为宽裕的自由，比如可以直接描写人物神情、对话、心理乃至虚构某些“合理的”细节或小情节。而这些明显过度想象或虚构编造的内容都是所禁止的。
“非虚构”指向的是写作方式、作品文类，非虚构文学包括了各种非小说体裁的作品，显然不是纯粹的文体概念。它包含。有些评委建议将鲁迅文学奖中的门类改为非虚构文学，我对此持反对意见，原因即在于此。非虚构是的一种基本特征，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谓的的真实性。
“写实文学”和“叙事文学”，指向的是作品的主要特征或特点，即写实和叙事，也都不是纯粹的文体概念，与都是包含的关系。
“名分”
一直存在着“名分”危机。文学界有些人不承认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文学体裁，常常将其归入新闻通讯特写报道，或者归为叙事散文。也有人质疑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国大陆以外，有的国家和地区将类作品称作“记录文学”(譬如日本)、“报道文学”(譬如中国台湾)、纪实文学，或者归入非虚构文学等。
从广义上说，文学作品可以区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散文、应该划入非虚构文学范畴。
有人认为“虚构性”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这一论断是不够准确的。文学是运用形象思维、借助文字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文学的基本属性应该是想象性、形象性，而不是虚构性。作为文学的一大种类，当然不能排除或者缺乏想象性和形象性。
在中国大陆，的名分按说早已确立，并且拥有着将近百年几未中断的发展历程。但近些年来，亦不断地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鲁迅文学奖单列有全国优秀奖，但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中，则列有“纪实文学”的名目。有时也被归入纪实文学或者大致等同于纪实文学。纪实文学这个概念外延相当模糊，因为有人把一些带有自叙传或纪实特性的小说也称作纪实小说、传记小说等，使之变成了一个“四不像”品种。似乎，是纯正的非虚构纪实，而纪实文学则是一个杂交品种，是一个概念不甚明晰准确的文学种类。
“大”的内涵与外延
是对“历史”进行文学的报告、艺术的书写；是严格遵循真实准则，包含有新信息、新内容、新发现的文学创作。的内涵与边界同它脱胎而来的新闻有关，它特别强调内容的信息性、时效性和社会性。区分与非的第一标准是真实与否，具不具备非虚构特征。区分与纯粹新闻报道的边界是是否具有艺术性或文学性。
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即传统意义上的，要求描写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新闻性，必须是当下或最近几年发生的新人新事、出现的新问题等，包括一些具有文学性的新闻特写、长篇通讯、人物事迹、事件记录、问题反思等。广义包括具备新闻性——新信息、新内容、新发现的各种文学作品，也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大”。它可以容纳传记、评传、史传、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史、政论体纪事作品、田野调查笔记、调查报告、新闻通讯特写、游记、日记等无法归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所有纪实类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外再划分出传记文学等子类来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传记文学必须具备非虚构纪实特征，必然带有披露未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内容、信息等特点，完全可以归入“大”范畴。
在与散文的关系方面，我认为，是从“大散文”中派生出来的，它与大散文是被包含的关系。从更宽广的文体范畴上看，可以被归入散文中的叙事、写实散文。
当然，在创作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诗报告”这样的新样式。这些新样式应该被视为是文体杂交的产物，是一种混合文体，将其归入二者之中任何一种都是可以的，如同可以将散文诗归入散文或诗歌一样。
在我们的评奖、评选和评论活动中，采纳的基本上是“大”的观点，把传记文学、记者调查等一切具备新闻性特征的文学创作都划入范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只评选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包含以这两种文体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其所谓的“纪实文学”实质上基本相当于“大”。鲁迅文学奖评选的已经有传记获奖，且有记者调查、调查报告之类的作品入围，可见，鲁迅文学奖评选采纳的也是更具包容性和宽广性的“大”的概念。在《中国作家·纪实》《北京文学》的“现实中国”专栏、《时代报告》《中国》等杂志刊发的作品，亦是遵循广义的的概念。
“大”的文体特征
是扎根大地的活文学。必须具备新闻性特征，需要为读者提供新鲜的资讯、信息。这就决定了它必须面向人群、直面现实，必须将根扎在大地上，具备现实关怀精神和人间情怀、百姓情怀。的内容是新颖、鲜活的，参与现实生活的特征很鲜明，有的还直接干预现实，于社会、人生有所助益。因此，这是一种活的文学。
作者是用脚和笔写作的。他们必须行走、行动，及时地从人群、社会、历史之中采集有用的写作资源、创作素材等。因此，我们可以把称作行者文学、行动主义文学。
严格要求历史真实，内容不能凭空想象、作假伪饰，不允许虚构。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有人在创作中运用了虚构的手法，有时竟被某些人视为创新之举，我个人却认为这是对纯正品质的严重损害，对的发展有弊无利。
在我看来，具有如下共性特征：
一、新闻性。
脱胎于新闻报道，跟新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艺术的报告，有人将简单化地理解为“报告+文学”，就是“新闻报道+文学”，这是不准确的。不等于新闻或新闻报道，但是，必须具有新闻性。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新闻与新闻性这两个概念。所谓新闻是指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出现的现象等。而新闻性指的是具有人们欲知、应知却还未曾被披露、还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属性，它所讲述的人与事可以是新近出现或发生的，也可以是距今较远时间发生的。有些作者写一些旧的历史题材，比如写戊戌变法，写晚清的事，从旧的新闻或历史情节里也能够挖掘或者提取出新闻的因素，这叫做“旧闻新知”，或者“旧事重提”。这里面其实也包含有新闻性的因素，因为这些历史题材中有很多内容是我们广大读者和学者所不了解的，是未曾被披露的。这些旧事、往事经由当事人的回忆、追溯，借助考古的挖掘发现、历史的考据等，出现了许多新信息新内容，这些无疑都具有新闻性，但却不能简单地被界定为新闻。因此，对的新闻性特征应该从一种宽泛的角度来理解。
二、真实性。
的新闻性包含了真实性，但是这个真实性并不简单等同于新闻性。的真实性不是对一个人物、事件进行简单的复述、原模原样的复原——事实上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还原历史。真实性实现的方式，或者说，在真实性的实现方式上，是允许而且需要进行艺术的再现或表现、艺术的加工，是允许并且需要进行合理的、适当的想象。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澄清“想象”与“虚构”这两个不尽相同的文学概念。有一些研究者提出：是不允许想象的。对此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带有想象的特征，都需要借助或通过想象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在对事件和历史场景复原的时候必然需要进行揣摩和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决不是凭空想象，不是虚构杜撰。的想象是有尺度、有边界的，这个尺度和边界通俗来说就是要合情合理，要符合史实、事实，要有现实依据，亦即必须遵循“三个真实”的原则，即遵循艺术真实、判断真实和历史真实相统一的原则。
艺术真实就是感受真实、情感真实。它能够让读者“信以为真”，相信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因此这是一种心理感受上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谓是情之必然。第二个真实是判断真实。所谓判断真实就是逻辑推理、历史演绎、科学分析，即通过这样一些科学的推断评判为真实，可谓是理之必然。这是一种理性真实和逻辑真实。第三个真实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就是剥去事物的表面和表象，进入其内里和深层，即要求描写的核心内容是确凿的，无假伪之嫌。它对事情和人物的书写都源自第一手的、原始的资料，是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与历史环境、背景和条件相符合，是可以映证、对证、质证的，可谓是势之必然。因此，的真实性应该是情、理、势三个必然，是艺术、判断、历史三个真实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在这方面应该认真甄别两个概念，就是“历史”和“历史书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历史书写，是对已经发生的人与事的记录和表达，不简单等同于历史。历史是真实、确切地发生过的人与事，是事实本身，这是真实历史。历史书写是对历史剪裁、加工后的再现，是科学的再现与重现，它所体现或表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书写大多是一种个人书写、个性书写，对于历史而言必然是一种减法。也就是说，我们在书写历史事件时必然是采用剪裁的手法，要减去、省略和遮蔽掉很多内容，诸如前因后果、背景氛围、人物神情、对话和心理等事实(真实历史)组成因素。我们的书写不必也不可能完完整整地记录下历史本来的面目及情状。历史书写和历史本身存在着很多差异和距离。但是，这种书写一定要让人从情、理、势上都感觉真实，它应该是“三种真实”的统一。由于历史书写的个人性、个性化，因此的真实性必然带有个人书写、个性化书写的印记，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真实。
是历史书写，但决不简单等同于历史书写，它同时还应是一种艺术创造。不少书写、记述历史的著作也具有艺术创造性，具备文学性，这样的历史书写亦可被视为“大”。譬如《史记》可谓是最早的纪传体文学，亦是中国的雏形。
三、艺术性。
艺术性(文学性)是的重要属性，近年来影响日削，一大原因就在于文学性的贫乏。缺乏文采是相当普遍的通病。而缺乏表现力与感染力的，必然会缺乏影响力。
的艺术性基本上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的艺术性的实现方式和表达手法相似或相近。换言之，能够综合、借鉴或吸纳其他文体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优长。其一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注入。作者可以采取主体介入式和进入式创作，赋予作品情感含量，使之以情感人。饱满丰沛的情感、深厚醇烈的情感浓度，往往是一篇产生强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赵瑜等人的《王家岭的诉说》采用的便是作者主观介入式创作，作者与受难者(矿工及其家属)同悲欣共休戚，情感完全投入其中，所以能够产生震撼力。李鸣生《震中在人心》以一位灾区乡亲的情感介入写作，情感浓度极高，读者从文本中处处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眼泪与悲恸，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其二是生动的情节，出彩、点睛的细节，营造戏剧性冲突和事件高潮。这就是要挖掘出人物、事件本身感人、动人的力量和元素，显见出人物性格与性情。例如，《震中在人心》记录了一个在地震中拼命向前奔跑的人，震后他只会直着走路而不会拐弯；《王家岭的诉说》描述了一位在大透水事故中一直将右胳膊紧挂在高处以免掉进水里淹死的矿工，获救后，他的胳膊只会往前甩，再也无法自如活动。这样的细节在令人感觉真实可信的同时，也对灾难带给受害者的巨大后遗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建明《根本利益》描述受冤屈村民将死难家属棺材放在家里十几年不下葬等极端典型的情节，构建了一个戏剧性冲突的悬念和事件高潮，为凸显主人公梁雨润视百姓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作了很好的铺垫。赵瑜《马家军调查》在描述马俊仁魔鬼式训练中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情节，也突出了他与运动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寻找巴金的黛莉》更是借鉴小说笔法，营造一波三折的故事高潮和戏剧性冲突。
其三是剪裁结构，谋篇布局。要对采访搜集来的丰富素材进行裁剪、打磨，排列重组，重新酝酿加工，使之变成具备艺术元素的“建材”。而后是搭架起屋，创作成文。这个过程是一个蝉蜕质变的过程，使材料变成建筑，使文字变成文学。
其四是形象塑造和精神主题的浓缩。
要特别用心于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传达对社会、现实等独到的有价值的思考。这是的精气神及魂魄。
其五是叙事技巧。在叙述人称方面，应根据文本叙述需要，可尝试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各种视角，也可以在几个人称之间交叉变换。叙事角度、叙事方式可以借鉴影视、戏剧，采取平行叙事、复调叙事、蒙太奇技巧等各种形式。
其六是语言。
要努力追求作者语言的个性，逐渐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语言的总体要求应该是精炼、传神、到位。具体到每位作者，应根据自己的文学素养，实现或典雅或朴实或优美或激情或深邃各自的特点。
总而言之，“大”在强调包容性的同时更须有一个前提，即：大必须是有艺术感染力的、真正的文学。
读李春雷报告文学《赶考》：倾听历史和现实
近日，作家李春雷潜心创作的报告文学《赶考》（原发于《北京文学》杂志2014年第4期）被不少报刊和网络转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篇，通过 -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特殊历史片段，生动描述了那一段云谲波诡、惊心动魄的历史，形象地阐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真理：“人民，是永远的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具有十分独特的现实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中选取了大量鲜活的史实，描写的是历史，面对的却是现实。作家落笔便开宗明义，出语充满警醒意味：“人民，是永远的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西柏坡时期，党群关系何其亲密。正是有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用最短时间取得了战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改善和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是我党面临的一大课题。所以，目前正在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在必要且紧迫。
当时我党领导机关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廉洁而又高效。正是这种“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赢得了最广大民主人士的信任，从而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天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内贪腐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极大地败坏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肌体。所以，全党实在有必要重温“两个务必”，落实“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作风建设，重塑党的形象。
西柏坡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全党上下精诚团结，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全部智慧，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展现了一种意气风发、奋发向上、无坚不摧的必胜信心和精神气概。现在，我党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更需要像当年那样，真正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精诚团结，上下同欲，用运筹“三大战役”的智慧和决心，去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胜利。作家满怀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在结尾处更是直接指出当前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并急切呼唤：“忧焚在胸，辉煌在前！”堪称有洪钟大吕振聋发聩的效果。
总之，作家通过西柏坡这一特殊的历史拐点，透视历史风云，却又处处以现实着眼，站位高远，发人深思，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力作，更是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
这篇作品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还在于文学表现上的诸多创新。60多年来，西柏坡题材已经被千百遍地书写。如何才能写出新意，实现突破？李春雷是记者出身，曾担任某地方党报的总编室主任，具有敏锐而透彻的政治观察力。他没有拘泥于事件本身，而是站在历史的高点，只选取最需要的“焦点”，穿透历史风云，呈现历史流向。所以，对西柏坡时期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他运笔如棋子，取舍全自如，简约而传神。
在历史细节的挖掘上，作家也确实下了苦功。文中披露了很多过去未曾见过的细节，比如老鼠岭、恶石沟等地名，比如 -、王光美的婚恋故事，比如 -、 -、任弼时等人之间往来的电报原文……作者又曾是优秀的散文作家，有着十分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其文字灵动流畅，汉字在他手里有了生动传神、曲尽其妙的表现力。有论者称，李春雷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语言最富诗意、语感最好的作家之一，此言不虚。
当然，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绝不仅仅是文字优美，艺术精致。最主要的是要有独到的思想性和现实性，且两者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读者从中既能领略到文学之妙美，更能听到历史的声音，现实的声音，真理的声音。这才是文学高出于别的文字的独特之处，这才是文学能传播、能醒人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赶考》做到了这一点。
报告文学《乒乓中国梦》热播引发的效应
获悉演播艺术家黎春要和金话筒得主张东7年后再度合作一部李玲修、王鼎华著的《乒乓中国梦》，而且由AM747娱乐广播《纪实春秋》的王勇做节目编辑，我真有一种久违后重温当年《长篇连播》美好、温馨情怀的欣喜，决定去聆听、欣赏他们开机的那一刻，那一刻记录了时代的足音。
当试音时，从机房麦克风传出张东和黎春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熟悉，恍如昨日。《乒乓中国梦》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蔡振华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卧薪尝胆、刻苦训练、勇于创新、重登世界乒坛顶峰的故事，他俩的声音穿越时空历经7年的执著追求、淬炼磨砺，竟有一种独特的磁性把我们每个人的心紧紧抓住……
张东说之所以接受演播这部作品：“因为平常我就喜欢看乒乓球，偶尔自己也打打乒乓球，所以看到这部书，感觉非常亲切。里面记录的很多比赛都是我当年难忘的记忆。”应该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一直战绩辉煌，从夺得世界级体育赛事的第一个冠军，到历届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团队的卓越表现，再到当年美国乒乓球队员的应邀访华，重新打开中美交流的大门，被世人誉为“乒乓外交”，是乒乓小球推动了宇宙大球。
节目编辑王勇谈到自己如此青睐这部书的缘由：“这两年我们播出有关体育题材的长篇小说比较少，而国人对于大赛中的金牌数的狂热也有所减弱。但是，竞技体育中的拼搏精神是不朽的，这部书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以主教练蔡振华为主线，全方位展现了运动员、教练员、队医、家属、领导等精神风貌，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强调出伟大的胜利属于心系国家、民族的强者。我在选择题材时，正是考虑到这部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能够传递出中国人的精神精髓。”或许王勇的那一刻选择正是他们三人的共同选择，那是他们十几年来对日益匮乏的主流优秀文化的再度呼吁，让缺失健康营养和精神内涵的快餐垃圾文化和忽悠拜金文化不再充盈着我们的生活，让从娃娃起就开始接受有着历史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尊严精神文明的教育，而作为传播主流文化的广播人，这就是那一刻他们三人的所思所想。
《乒乓中国梦》形象地记录了蔡振华团队里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盛况，以及年轻的队员们成长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如孔令辉、刘国梁、王涛、马文革、丁松、马琳、刘国正、王励勤、王皓、邓亚萍、乔红、王楠、张怡宁、郭跃等人，他们苦练乒乓球的生涯，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悲欢交集、苦乐兼备的时代奋斗交响乐。
在案头工作中，张东如是说，“刘国梁奥运夺冠的克制，王涛遗憾后的大将风度，刘国梁反败为胜的意志品质，还原众多大赛的幕后故事……都深深感染了我。”黎春在开机的头天因女儿不舒服，折腾了她一夜都没有合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机便一气呵成完美精彩地录了10集，大家都不觉得累。黎春发出短信：“现在我们是演播创作最好的年龄，有经验，能驾驭，有阅历，愿创新。”是啊，为了那一刻的选择，他们平日里积蓄了多少各方面的知识贮备啊。
作品中的主人公蔡振华，他活出了主教练的精彩，闪耀着血性男儿的光彩。有人说，正如他的名字“振华”那样，展现出他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风采。他实现了自己就职演说中“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庄严诺言。“祖国，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这不仅是一句歌词，更是乒乓健儿们激战前的誓词。名将手下英雄多。英雄们筑起的乒乓长城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国球扬国威。它始终吸引着国人的目光，受到国人的关怀，丰富着国人的生活，承载着国人的荣誉和幸福。我们为拥有意志品质、乒乓技艺、顽强作风等这众多超“一流”的教练和球员而感到无限自豪。
是的，乒乓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而我们媒体人要通过演播作品来传播这种精神，首先演播者对作品要爱、要有感情，要具备这样的精神。诚如张东所言，“和过去的《输赢》《圈子圈套》不同的是这部书属纪实文学，必须将历史真实地讲述给听众。所以尊重历史是前提，客观解读是基调。而很多幕后故事需要加入有控制的表演。演播，根基在播，这类纪实文学的‘演’和虚构的小说有所不同。刻画人物要适度，否则会影响故事的可信度。”“乒乓球看上去是单兵作战的项目，其实从这部书能感受到，无论单打、双打、团体赛，都是集体在作战。指挥员即教练是严厉而又极具艺术创造力的。”无疑，张东对演播基调的把握和对团队作战精神的读解便是他们三人对这次作品演播、录制的共识。
如果说，中国乒乓球的赛事需要团队精神的话，那么传播主流文化则更需要团队默契、和谐、出彩的合力，一部精品节目的问世涵盖了作品要好、演播要好和制作要好。作为策划、选材的节目编辑王勇，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是具备娴熟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文化素养，具有编、播、录、制的多种能力和发展潜能，以及和谐发展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人才。
在中央电台他们三人是兼有演播、主持、播音各类节目最具实力、竞争力的中坚力量，是一个最佳团队的组合，三人几乎先后摘取了中国广播影视 -奖的各类称号和奖项。其中，张东在他“金话筒奖”的获奖感言里，处处反映出他对团队的认识，“我是个热爱广播的人，就像这杯清茶里的一滴水，我希望用自己的温度为它增添一抹茶香。……我一直觉得，无论是个人奖项还是作品奖项，获奖的其实都是整个团队”。
而打小就喜欢广播的黎春，在1993年毅然选择了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她谈起广播来，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她钟爱这种充满新奇而有创造性的工作。自从黎春被广播的声音震撼打动后，她一直坚信：你只要用虔诚的心去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这些年来，她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太多的追求和梦想的人，可又是一个平常心的平常人。她看重人的特质、品德和修养。早在新千年文艺广播的改革中她就和方明对播了30集宏甲的长篇《智慧风暴》，获得不俗反响，多次应听众要求重播。继而她又独自担纲演播了40集郁秀的长篇小说《太阳鸟》，再后来，一部接一部，随着光阴的流逝，她的演播有了一系列代表作品：《输赢》《大国医》《建国大业》《天堂里也有车来车往》《长袜子皮皮》《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神秘岛》等等。
这十几年来，张东、黎春做主持人很“火”很出色，因此社会活动很多很忙。他俩从主持到演播，从电台到舞台，仅参与过中央电台文艺之声策划主办的演出就有《照亮黑夜的烛光》《驰向理性的海洋》《血与火的记忆》和《智慧之光幸福之路》等主题晚会。黎春勇于挑战自我，从音乐到文艺再到新闻，成为中央台涉足三栖门类的最佳主持人；张东无论从广播到电视再到舞台，也无论做节目主持还是当各部门领导，热爱声音艺术初衷不改。每每录音，他俩都从忙碌的状态中拿着书、拎着暖瓶、戴着耳机，匆匆步入录音机房，仿佛他俩是刚刚从商场上拼杀而归，然后静静地坐在话筒前，沉迷于书中的情景，向人们讲述着他俩拼杀时的感受，孰输孰赢……或许是当年他俩排练的话剧《我要我的大明星》对语言的帮助，或许是他俩做主持人的应变能力，使他俩演播小说越播越进入状态，全部功夫皆花在人物的声音塑造、场景的氛围营造、情节的描述渲染、节奏的驾驭把握上……越播越沉浸其中，越播越觉得还没有过瘾故事就结束了……光阴荏苒，7年后的《乒乓中国梦》让他俩再度圆梦，再次过瘾地给大家继续讲述新的感人故事。新故事里也记录了他们的演播历程，成熟而精彩的天籁乐章。
如今《乒乓中国梦》正在热播着，我想每位读者与听众都会深深沉浸其中，被他们演播的故事所打动……这是一个出版、文学、广播强强联手推出《乒乓中国梦》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体育赛事需要团队精神，中国的文化传播也需要团队精神，中国正在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团队精神，中国梦，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希望《乒乓中国梦》插上飞翔的翅膀，飞进千家万户，飞进每一位听众的心里。让“乒乓中国梦”助推我们去实现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李春雷报告文学《赶考》红遍南北
近日，著名作家李春雷创作的中篇报告文学《赶考》正在迅速走红。近日，国内多家报刊对这篇作品进行转载和报道，称之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佳教材”。
这篇作品首发于《北京文学》2014年第4期。作品通过 -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特殊的历史片段及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重现，向人们形象地阐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真理：“人民，是永远的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作品描写的是历史，面对的却是现实。
西柏坡时期，党的群众关系何其亲密，情同鱼水。正是有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拥护，才用最短的时间取得了战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改善和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是全党面临的一大课题。
当时，我党领导机关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何其廉洁，而又何其高效。当前，一些党员干部贪腐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这极大地败坏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肌体。所以，全党实在有必要重温“两个务必”，落实“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作风建设。
另外，本文还有很多现实针对性。比如写当年的“土改”问题，是思考目前中国的土地问题；写“中农问题”是面对目前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问题。
总之，作家通过西柏坡这一特殊的历史拐点，透视历史风云，却又处处从现实着眼，站位高远，震撼人心，而且语言精美，好读好看，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力作。
近日，《中山日报》、《河北日报》、《北京日报》、《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报刊和众多网站对这篇作品进行转载。《中山日报》在编者按中说：“该作品让我们联想到了《甲申三百年祭》，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北京日报》编者按中说：“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与当年的西柏坡不无相仿之处。让我们跟随作家，捕捉历史，思索未来。”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预测：“这是一篇会引起更多关注和审视的优秀作品。”
报告文学《 -》一份带着体温的民生报告
-，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沉重，源于这个词背后隐藏的巨大群体；敏感，源于对此分寸的拿捏。不了解内情的人总是对此充满想象，身处其中者才知道个中滋味。20XX年11月，傅剑仁的报告文学《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将自己十多年参与 -工作的经历书写出来，同时对我国的政法工作和法制建设进行了理性思考。3月30日，傅剑仁《 -》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出席研讨会并讲话。雷达、吴秉杰、 -、李炳银、张陵、梁鸿鹰、魏平、关仁山、王立平等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河北省作协共同举办。
作为一部作品， -这一题材的选择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感。与会者认为，傅剑仁敢于选择这个难写的题材，用文学的形式对“ -”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探索，确实是有感而发。作为一名政法工作人员，他连续十多年参与涉法涉诉 -的处理和化解工作，了解其中不为人知的点滴细节。作者将自己多年的思考付梓出版，是为了呼吁人们给 -群众以更多关注，理性思考在改革的深水区如何处理好涉及群众利益的相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作品的社会学价值和政治学价值更值得关注。
因为有局内人的观察与思考，《 -》更是一部带着体温的民生报告。作者没有简单化、一刀切地书写发生在 -中的故事，而是带着同理心善待 -者，如实反映他们的艰难以及工作人员的困难和不易，呈现了 -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人群的真实状况，并基于自己的所思所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作品通过记录形形色色的群众 -事件，深刻折射出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民主化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部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写实之作，是一部真正关切百姓疾苦的理性之作。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提出，作品的文学性还不能让人满意，在叙事风格方面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定点深入生活与报告文学的重大题材创作
秦岭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是中国作协的“双扶持项目”。既是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专题项目”，也是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负责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国作协的此类“双扶持项目”数量很少，一年大概只批准几个。去年我们在论证作协创作扶持项目的时候，我和孙德全主任参与了项目的论证，当时我们都非常犹豫，因为有两部作品都是书写水利主题的，一部是秦岭的《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一部是湖南作家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后来，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认为，水资源是非常重要的题材，在当前我们高度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水资源安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最后同意同时给予秦岭这个选题“双扶持”。现在秦岭的《在水一方》出版了，这本书没让我们失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
秦岭的《在水一方》是他定点深入水利系统，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后创作出来的，是中国作协和水利部组织“中国作家看水利”采风活动结出的硕果。由此我想到了纪实文学和创作过程中的采访和调研。周代的统治者为了了解民情，经常会派出史官或采风者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生存状况和民间疾苦，纪录并反映百姓心声，然后用诗歌、散文等方式展现出来。作为对这种古老传统很好的一种传承，便是今天中国作协不断地组织作家进行采风活动、定点深入生活，深入采访采风。我认为，定点深入生活，组织作家长时间地到一个地方去，深入下去，扎下根去汲取营养，对作家而言是一件双修的好事。它既丰富了作家的创作素材，拓展了作家的眼界及视野，充实了作家的语言，另一方面，也能让作家更好地走进百姓中间，了解社情民意，才能更好地将真实中国的面貌及状况反映给读者，更好地担当起作家的神圣职责。这，无疑于百姓有利，于作家有益。
中国作协实施定点深入生活工程四年来，成效显著。我们前年去丹东看守所，参加作家李迪定点深入看守所创作出来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一书的现场研讨活动。李迪两年间七上丹东看守所，写出来的作品不负众望，非常感人。他去年又去了塔里木盆地腹地的塔中油田，采访油井工人，创作的作品《004号水井房》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奖第一名。作家胡冬林深入吉林长白山区原始森林，据说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但他写出了题材独特的一系列动物文学作品，如《野猪林》、《狐狸的微笑》等，让人耳目一新。他的科幻作品《巨虫公园》刚刚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秦岭的此次行走与付出，同样大有斩获。他收获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的素材，还有丰盛的情感和语言方面的资源。深入采访并对搜集得来的素材进行反刍、创作作品，这是对作家才能的一种挑战，也是对其创作能力的一次激活、一次自我突破。秦岭原先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写于他而言就是自我突破，它为作家开拓了新的视野，开辟了一片创作新域。这次行走及创作，明显区别于他原来在甘肃天水老家农村生活的经验积累和创作题材。很多作家在中年以后发生了一次创作转向。这些作家人到中年面临创作瓶颈的时候，都自觉转身，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反对二手生活和虚拟的网络生活，开始脚踏大地的“有根”写作，发现现实中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发掘。可以通过这种用脚行走、用笔纪实，把生活中很多的富矿挖掘出来。陈启文是这样。秦岭也是这样，他们的“中年变法”，势必大大影响到其今后的创作。《在水一方》只是其成果之一端，秦岭从一滴水里挖出来的能量，可能会滋养他今后很长的创作生涯。
秦岭的此次创作，实际上是一次任务创作、要约创作。当下，有很多单位组织作家创作，这种任务很多。很多作家有才华，但苦于没有机会接触到可写的素材，所以写不出好作品来。包括水利部、作家协会，给作家创造采访机会，提供便利，应该说对来说意义非常大。就像农村饮水安全这个主题，本身是个大题材，是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饮水对干渴的土地尤显重要，作者非常真实地写下我们的土地如何干渴，我们的农村如何因为缺水而陷入困顿、不堪其累的真实，以此来烘托饮水安全工程的重大意义及其深得民心。自然而然地引出描写2005年以来国家实施的农村饮水工程，农民和农村获得了新生。从这个层面来说，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任务作品、一篇表扬稿。实际上它拓宽了作家自己的农村创作主题和写作的厚度。作者通过独立的采访，独立的行走和观察，借助自由的思考与写作，比较完整地保持了作家的个性。秦岭长期写农村题材，之前出版有也被中国作协列入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皇粮钟》，《在水一方》可谓是延续了他对三农题材的关注，同时又有了新的突破。
关于《在水一方》的特色，大致有这样几方面。
首先，这是一部民生的赞歌，是对水利人的歌赞。对笔下的人物和题材，作者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在书里，作者引用老百姓的说法，把水利人称为“水龙王”。全书紧紧围绕“水安全”这个主题来写，这样的题材就使它区别于陈启文的《命脉》、蒋巍的《渴》等其他的水利题材作品，它着重从水利民生、水惠民生这个角度切入来描写饮水安全。全书也是以水惠民生为主线来谋篇布局的。从水缺乏、饮水困难入笔，对比过去和现实的处境，凸显实施饮水安全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接着记述了这项工程建设的概貌及取得的成就。整部书行文脉络清晰，一气呵成。
作者在叙事及行文方面特别注重人与事的结合。作品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特别突出人，如守护东山大沟的“野人”、守护山村水安全的张国成。作者亲历艰险，跋涉进入大沟，更能亲身感受水利人的不易、可贵的担当和高尚的精神。比如一条腿的村长赵会平如何制服不讲理的村民徐步涛，情节都很生动。作家特别擅长在生动的叙事里写活人物。
作品注意情节与细节的运用。如马因干渴咬掉人的一只耳朵的故事、云南山村小学生通过每人每天捎一瓶水到学校供老师做饭，以此留住了任教老师的故事、母亲找水、儿子找晕倒路上的母亲的故事，大山深处一块地一巴掌大，大爷的草帽不小心就藏住了两小块地的故事，广西都安县百姓用一根根铁丝从水源处引水到家的故事，等等。这些真实的情节与细节，都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在水一方》这部作品是“有我”的写作。采取的是一种主观化的叙事，“见我”、“显我”，“有我”。散文要显襟怀、见性情。《在水一方》借鉴了散文的笔法，作者采用了“在场”的写法，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主体的行走与沉思，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表现自己对民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包括对饮水不安全、乡村无自信、农民没尊严，饮水安全就是农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等的思考。包括他与陈忠实及与朱军的两次对话，都清晰地体现了作家独到的思考和独立的观察，特别是作家的反思与主观性抒发的内容，这些对创作不仅需要，而且相当重要。由此可见，秦岭的创作比较好地掌握了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在水一方》是近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记录历史与反思现实
李朝全
广义的纪实文学可以包括一些虚构文本，如纪实小说、传记小说等。这个选本的遴选原则采取的是狭义的纪实文学，即笔者一直倡导的“大”。如果从创作手法上划分，文学作品可以分为虚构文本和非虚构文本两大文类。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实文学”应当属于非虚构文本。但是，反过来，非虚构文本未必就是纪实文学，因为它还可以包括诸如纪实散文、叙事诗、历史著作或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著作。
纪实文学与社会、与时代关联密切，也与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呼唤休戚相关。20XX年的中国，是一个在韬光养晦中蓄力、在调整整顿中前行的阶段。作为时代晴雨表和指南针、历史书记员、文学轻骑兵的纪实文学，同样在蕴蓄力量，努力在题材、内容、人物、样式、结构、语言、观念等各方面寻求创新、开拓，从而为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体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纪实文学创作，主要有两个大的指向。一是指向历史，重在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记述；一是指向现实，在描写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进行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反思。如果从题材和内容上看，纪实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记事、写人和作史、立传等四大类型，相应地就包括了事件纪实（含灾难纪实、重大工程纪实）、人物纪传和史志史录等。而如果从作品主题上划分，纪实文学大致有这样一些类型：呼应时代、及时反映新近发生重大社会事件的现实报告，民生报告，社会问题报告，历史纪实，人物传记等。
一、呼应时代，奏响强音
纪实文学是时代的敏感神经，自从诞生以来始终热衷于对当下社会发展进程和转型期新变化、新气象的反映，热衷于对人们生活中新元素、新事物的表现。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也是每个个体事业成功人生出彩的梦想。王宏甲、刘建的《农民——户中国农民的百年历史》通过描写广东湛江茂德公家族寻常而曲折的发家奋斗历程，折射出中华民族几代人孜孜憧憬、争取并实现的小康梦想。作者寻到天涯海角雷州半岛湛江一隅的足荣村，通过追述茂德公、陈英昌和陈宇陈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史，烛照中国农民身份的演进递变，反映中国历史进步的一道折光。这户普通农民的性情与观念、追求与梦想，映射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在王宏甲看来，新农民是中国新农村的希望与未来，他以笔下所刻画的这一代又一代不断进步的农民形象提示我们：农民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未来，只有农民普遍实现了发家致富的小康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梦想成真。何建明继续自己对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书写。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江边中国》通过对江苏张家港市东联村数十年翻天覆地变革进程的书写，通过长江边一个小村庄的变化来揭示中国梦、小康梦是如何在实干得力的改革带头人的引领下，变成现实的过程。他的短篇纪实文学《让大海告诉你》反映辽宁省环渤海经济带的改革巨变，《心声》则表现改革在全面膛进深水区之后人们的热切心愿与期待。当年曾以体育纪实文学驰名文坛的老作家李玲修再次发力，推出长篇纪实《乒乓中国梦——走进蔡振华团队》。她试图通过全面记录蔡振华与中国乒乓球紧密关联的生涯，揭示作为乒乓大国和强国的中国运动员如何为了祖国荣誉和人民信托而戮力奋战的真实场景，从极具代表性的体育视角来表现中国梦的实现与辉煌，可读性和感染力均很强，代表着这位老作家数十年心血的凝晶。
在反映新鲜事物和事件方面，一合、薛景辰的《红脸——审计在行动》与蒋巍的《审计之剑》都是关于近年来“审计风暴”的形象描述的文本。与当年刻画铁面无私纪委干部典型姜瑞峰的《黑脸》相呼应，一合和薛景辰合作推出《红脸》这部新作，聚焦国家财政、金融、经济命脉的.守护者——审计干部，将他们视为与关公一样忠诚守职的典型，借助大量生动抓人的情节和细节，塑造了一群刚正不阿、秉持法律正义之剑的审计者形象。傅宁军继《大学生“村官”》之后，推出了《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一书，紧紧围绕“大学生给军队带来了什么，军队改变了大学生什么？”这两大主题，突出表现了大学生从军实际上是一种青春的选择，一种命运的抉择的主旨。换言之，大学生选择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让青春与理想在军营中闪耀光芒。大学生从军实际上是选择一种未来，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已然把从军作为自己寄托理想、奉献青春乃至安身立命的一种事业。大学生入伍往往要做出很多的牺牲和放弃，在入伍以后变得更加有组织性、有纪律性。“激情与磨砺，坚韧与荣光”，这是军队给大学生带来的最大的财富。军队确实像一座熔炉，大学生这一大批有志青年在这里经历了一场青春的淬火。他们进来的时候是铁，出去的时候是钢。对时代先锋或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的刻画与塑造，是纪实文学创作的一种常规内容与主题。此类纪实文学常常因过多地陷入表扬、歌颂的泥淖而或被诟病为“表扬稿”、好人好事光荣榜。其实，在我看来，重在正面歌颂的“颂体报告”如果能在文学性上加强用力，也可以产生感人的力量。在描写沈飞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我国航母着舰机歼十五总指挥罗阳生平事迹方面，有黄传会的长篇纪实《国家的儿子》、李春雷的短篇纪实《我的中国梦》和周建新《最后的战场——罗阳在“辽宁舰”的日子》等。黄传会通过切实深入的采访，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刻画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罗阳。李春雷则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重在揭示罗阳、航母演练与海军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关联，用剪影式镜头聚焦罗阳生前身后的闪光时刻。《光明日报》记者王国平为北川县因故英年殉职的副县长兰辉动情地写下了《一枚铺路的石子》，广受好评，并且出版了单行本，彰显了新闻记者在采写纪实文学方面的优长。散文家卞毓方的纪实作品《寻找 -》，记述了自己与海内外众多文化 -级人物的接触交往，刻画了一个个个f生鲜明的人物，提出了在这个百业待兴文化大发展的年代呼唤 -、寻找 -和确认 -的迫切性与重要性。郝敬堂的《芳草地》则以北京朝外社区志愿者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将他们视为都市中可贵的芳草地进行热情的倡扬。?
二、民生报告与社会问题纪实
中国纪实文学历来具有关注国计民生、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同歌哭、与国家共呼吸的优良传统。20XX年的纪实文学，民生报告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纪实，依旧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因为水利部、中国作协和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组织，也因为作家自觉的社会担当，本年度的“水利报告”显得格fibUlA注目。陈启文以一己之力，独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大运河等七大水系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亲临现场踏访，写出了洋洋六十余万字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深入梳理七大水系的历史及现状，深刻反思当下中国水枯竭、水污染等水资源危机，对保持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重警示。这是一部立意高远、视野宏阔、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大书。“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秦岭专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写出了《水之殇》《在水一方》，这是他定点深入水利系统生活，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后创作出来的。作者非常真实地写下我们的土地如何干渴，我们的农村如何因缺水而陷人困顿、不堪其累的现实，以此来烘托饮水安全工程的重大意义及其深得民心，自然而然地引出描写2005年以来国家实施农村饮水工程，农民和农村获得了实惠与新生。
裔兆宏的《美丽中国样本》是水利文学的又一个新收获。裔兆宏是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一位纪实文学作家。他的创作视野相当开阔，在创作选择方面很有主见，并勇于自我突破。2012年底推出《中国志愿者》一书后，20XX年5月出版了《国家情怀》，10月又推出新作《美丽中国样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分别聚焦志愿者群体、援疆工作和南水北调工程。既有对普通人群体的关注与描写，更有对国家行动、国家决策、国家工程的反映和描述。古有大运河，今有南水北调。两项工程皆举世无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两次开掘南北水路“大通道”，都是为了输送生活资源。《美丽中国样本》正是为这项工程而作的一部民生报告。这是一首民生工程、国家工程的赞歌，也是一曲生态文明的赞歌，饱含着对沿线各地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热情赞美。《国家情怀》则以江苏江阴等市县对口援助新疆霍城县的历史作为作品描写的主题，站在大国战略的角度，生动记述其间涌现的大量感人至深的人和事，注重对伊犁开发建设史，包括新疆建设史的梳理，注意人物和具体事件的经纬交织，有详有略，文字表达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
“水文学”或者“水利报告”只是生态报告的一个方面。纪实文学作家对生态题材有着孜孜不倦的关注和描写热情。20XX年还出现了如水利系统作家靳怀春深入发掘三门峡水利枢纽前世今生历史的《悲壮三门峡》，试图对历史的功过是非进行个人化的评点与反思，能够起到以史为鉴、启人深省的作用。该书出版后在水利行业内部产生了很大反响。丁春的《博斯腾湖源流》关注新疆腹地河流与生态资源，从历史到现实揭示生态与人的密切关系及保护好脆弱生态系统的紧迫性。
食品安全长期以来都是纪实文学作家关注的热点。惯写小说的山东作家赵德发因为深入了解了近年来大蒜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之后，提笔创作了自己的长篇纪实处女作《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这是近年来全面回顾和讲述大蒜事件经过、反映大蒜行业实情、刻画与其相关当事人形象的，内容最丰富最生动的一个文学文本。近十年来，大蒜行业的几起几落，大蒜价格过山车式的运行轨迹，让每一位国人都亲身经历并深切感受。大蒜，曾几何时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并且，由此衍生出诸如“蒜你狠”、“蒜你贱”，以至“豆你玩”、“油他去”、“姜你军”、“苹什么”、“鸽你肉”等诸多网络新词，以及人们对于农副产品价格波动异常的敏感。《白老虎》切中当下社会热点和焦点，试图解开大蒜行业隐秘的内幕，让读者真实地了解到大蒜价格大起大落、大蒜行业大冷大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行业操控原因、幕后推手，以及国家在“三农”政策、商业市场领域管理、调控方面存在的缺陷或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问题报告。它通过开掘大蒜一个行业兴衰跌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在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生活的时代会出现如此富于戏剧性变化的一幕，追究这些事件背后国人在世道人心方面的问题与缺陷。作家的立意显然不止于猎奇、揭秘，提供给读者一个生动有趣的戏剧性看本，而是要深入反思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世道人心出了什么问题。在作者笔下，大蒜，已不仅仅是一种食材，而是白花花的银子，更是一只张开大口的白老虎，能够吞噬人的良知、人的生活，乃至吞没人的生命。吴恒的《舌尖上的安全》则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进行一一梳理，对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逐一解剖，颇具现实针对性。顾秀林的《转基因战争：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反映的则是当下社会大众极其关注的转基因食品话题，能够带给读者更多有益的启示。咏慷的《中国殡葬报告》题材独特，反映了殡葬行业的种种乱象，揭开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自由撰稿人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和《工厂女孩》，以自身在广东东莞200天的工厂生活为依凭，再次将读者的眼光拉向南方工业生产流水线，让我们关注那些在生产线上奋斗求生的普通打工妹，通过深切描写这些80后、90后年轻女孩的青春、爱情和梦想的萌发与毁灭，表现她们艰难的却不肯屈服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打开底层生活的某些真相，是转型社会的一个最鲜活的报告文本．也是解读工业化进程对人们生活深刻影响的生动读本。王伟举的《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则是一份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调查报告，他不回避东莞在高速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或存在着的如“性都”、“黄都”这样的恶谥和各种社会问题，不回避这座城市的阴暗面，亦是对当下社会转型的一次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与反思。深圳作家涂俏多年前曾较早关注深圳“二奶’’及“二奶村’’现象，20XX年又创作了《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揭开赴港生子复杂的利益链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生动好读。四川本地作家贺小晴的《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反映了2008年大地震以后，那些丧子家庭如何从废墟上站起来，重新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开始新生活的艰难路程，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刘广雄、李海啸的《闯海记》是关于我国开发南海历史特别是南海渔业发展历史的弥足珍贵的文本。这部作品主题重大，意义深远，可谓应时而作、顺势而生。作品涉及我国的南海领土 -，真实反映我国渔民在南海上捕鱼、生活之历史与现状，以我国百姓世居南海的生活史实，雄辩地印证了我国对南海拥有无可置疑及争辩的 -。作者从描写解放海南岛起笔，一直写到2012年我国成立三沙市，加强对南海 -的管辖。认真梳理我国历朝历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历史，开掘各具姿采的海上掌故，尤其是海南省琼海市潭门渔港诸多船长传奇般的海上捕鱼经历，与台风等自然灾难搏斗，与外国士兵、海盗等斗智斗勇的情节等，大都描写得绘声绘色，引人人胜。从描写潭门边防派出所的工作辐射开去，扩展到描写这个派出所所联系的那些在海上作业的潭门渔民，再由渔民的生活、故事延伸开去，描述他们在南海闯荡、捕捞、耕耘、发现以及所遭遇的各种灾难或事。Iff，并由此牵连、贯串起我国南海海域种种国际争端，纷纭复杂的外交、军事事件，从而赋予了作品庞杂而丰富的内涵。
在教育、法制等题材方面，王敬东的《“囚犯’’的救赎》几乎是首次揭开当前 -审理审判过程中依旧存在着的大量“冤假错案”，采用的是一种“揭秘…‘曝光”式的叙事。通过对那些典型性案例的深入剖析，反思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迫切性。向思宇的《中国代课教师》则为数十万曾经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如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代课教师立传代言，为那些为民族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普通人群体鼓与呼，体现出作者可贵的社会责任担当。
三、历史纪实与往事钩沉
历史题材作品在纪实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最易受读者欢迎和拥趸的一种题材样式。在当前图书市场、文学作品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依旧保持着较好的市场反映，这与普通读者渴望了解历史探秘往事以史为鉴的阅读心理需求密不可分。所有的历史都指向现实，所有的传记都指向个人和读者。历史纪实和传记作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史志、认识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20XX年12月26日是 -诞辰120周年。本年度出现了一批与 -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国作家·纪实》12期刊发了军旅作家丁晓平的《 -的乡情世界》和梁衡的《 -怎样写文章》二文，分别从 -与乡亲、亲人们的亲切深情交往及其如何撰写各类文章两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一代伟人深广丰厚的内心世界，令人看到了伟人鲜为人知的生活世界的另一面。江西赣南作家卜谷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也是这样一部“应时之作”。卜谷是赣南苏区红色历史的守望者、保存者、抢救者和开掘者。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奔走于赣南的每一寸土地，去捡拾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遗物、轶事，去拜访那些至今健在的历史当事人或者见证人，记录历史，梳理书写，他的创作对象和题材基本上是“红军所留下的”——红军长征走了，但红色苏区还在，老红军、红军遗属和红军精神、红色革命传统还在，他尤其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从常人关注不足或关注不到的内容及人物人手，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一片广阔的创作天地。《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主人公是一位至今健在、已经102岁的女红军。这位原名张爱兰、后被 -的弟弟毛泽覃改名为张桂清的红军妹，曾经担任过红军首长项英的家庭保姆，与 -、毛泽覃及其夫人贺怡、项英夫人张亮等都有过近距离的密切交往。她一生五次嫁人五次守寡，多次被怀疑是出卖毛泽覃的叛徒，最终得到了 -和优抚待遇。她孤身独自为毛泽覃守灵77年，最终挖开坟冢却是一座空墓，这使她的经历更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卜谷为我们书写了一名最老红军的人生传奇，这样的故事既具抢救历史的价值，也有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人性的力量和文学的魅力。部队青年女作家马娜同样从一个微小的切口——苏区“奶妈”切入，出版了《滴血的乳汁》一书，描写了那些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红军后代的平凡女性，揭示敌人的凶残、狠毒与“奶妈”们的温柔、大爱，在硬与软的鲜明对比中，挥洒无私无畏的母性的和人性的光芒。这是一部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个性突出的优秀之作。裔兆宏的《张闻天在延安》则是关于延安时期的红色文本，对革命领袖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的描述真切可信。
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作家们特别重视新视角和新思考，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与不少作家的创作转向一样，小说作家薛媛嫒写出了长篇纪实《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一书，深入挖掘那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努力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实，实际上是对共和国橡胶开发史和经济发展史的一段补白。这是一种命运的书写。作者把成千上万的湖南支边人作为人物刻画和塑造的重心。五万湖南人，就有五万个故事，五万种命运和人生。作者只选取了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个例。写他们在新土地上的开发、垦荒、艰难的生活、劳作，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家庭和子女。这是一种对往昔历史的抚摸、怀念与追思，是对那些牺牲者、奉献者无私付出的抚慰与酬报，实际上也正是对那一代人的奋斗、人生的一种安抚和慰藉。纪红建《人民的记忆—— -锋的湖南情缘》亦对被遮蔽或妖魔化的历史进行了一次重新书写，从领袖与百姓的关系视角还原一位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真实面目，相信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陈亚珍《谁在守约》、杨文学《叩拜沂蒙》、纪红建《沿着雷锋的足迹》都有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人物的意味和价值，亦是对革命传统、高尚精神及人格的一种弘扬与倡导。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历史题材也备受纪实文学作家的关注。张培忠《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用历史理性的笔触，从海权战略的角度人手，重新梳理和书写郑芝龙与郑成功的海上历史，对于我国今天的海洋战略、海上 -等都有鲜明的借鉴与启示意义。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的鲜明形象，也在真实而富于思辨色彩的描述中得以复活。张雅文的新作《百年钟声》则生动反映了香港百年史，着重描写香港在回归大陆前后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香港社会真实，作品全篇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情调。小说家阿来的非虚构纪实《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令人耳目一新，试图通过对甘孜州一个叫瞻对的小小村落居民生存的描写，通过 -与 -当局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反映康巴地区两百年传奇般的历史，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作家的笔墨老到娴熟，为非虚构创作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小说家林那北（北北）的《宣传队》则通过叙写亲身经历与感受，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宣传队”这一独特的社会事物进行个人化的描写，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印记。
人物传记方面，本年度出现了很多“私叙事”——个人或家族叙事类作品。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是一部看似诘屈难读的作品，文字充满了玄理和奥秘，讲述与抒情具有深沉的理性自省，看得出作者在爱人史铁生远去之后，寂寥孤独却又丰沛充盈的内心。“让‘死’活下去”，就是要让死不再成为阴阳阻隔、人天两界的分水岭，就是要跨越生死，搭建起生者与亡者进行心灵对话的桥梁。陈希米这种决绝式的坚忍与努力，令人感佩。这个纪实文本因此而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一部与亡灵对话书，这是一部叫人心情沉重的书。主题是直面死亡的生存与思索。当“弟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进入生命的倒计时或者死亡的倒计时之后，一家人戮力同心，共同去挽救“弟弟”的生命。那是一次无望的宿命式的拯救，其中既有“弟弟”自我的救赎，通过坚“信”、忏悔、诉说等来达致内心的安宁祥和，也有哥哥、嫂子、妻子和母亲、女儿通过亲情的纽带、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弟弟”不舍弃不放弃的挽救。“人生之大数莫过于生死”，一家人面对死亡即将来临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淡定、从容、同舟共济，尤其令人动容。该书突出的特色是哲思的色彩，能够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首先是思考“人的生命该如何使用”，正如作者所言，世界是一座桥，每个人应如何从这座桥上走过？如何度此一生？即将死亡的时候如何去保持内心的宁静？从而引发读者一道去认真探寻生命，探寻生与死的关系。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于当年的人、事和各种事物的生动描述，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鲜明烙印。温立三的《怀念父亲》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天底下最寻常的却又是如此可亲可敬的父亲。杨晓升、马克燕的《20ll，美丽的遗憾——回眸女儿的求学历程》是关于作者女儿当年求学过程的回述，贴近生活实际，对反思当前教育现状有启迪意义，对家长的家庭教育亦有启发。郭振西的自传体作品《难忘岁月》和萧根胜的《青海长云：一个高原铁道兵战士的青春记忆》都是关于往昔岁月的追忆，是写给子孙后代、留给历史的传记。而施昌学的《海军司令刘华清》、王云林的《落叶——陈大戈传记》分别涉及海军领域和老红军题材，内容生动丰富，具有自身殊异的价值。陕西作家张艳茜的《路遥：平凡世界里的人生》为读者描述了一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作家形象。散文家王必胜的《邓拓评传》则在叙事中有评价与议论，刻画了一位耿直有为的文人知识分子典型。
纵观20XX年的纪实文学，基本上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阶段，总体创作成就比较平常。但在这平常与平静中，也涌现了一批在题材内容、主题及表现方式方面尝试创新与突破的作品。尤其是在受到“非虚构创作潮”的冲击之下，纪实文学亦在努力重寻自身的定位，在日渐逼仄的市场空间的挤压下，谋求新变与新生。
传记文学应该成为独立文学文体
当前，文学文体划分比较混乱，在各种文学史及文学理论教材中，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在各种文学选本中，对文体划分都不尽一致。在这里，笔者慎重提出：传记文学应当从散文中分离出来，与纯散文、并列，成为独立的文学文体。由此，文学文体亦应分为七大类：即诗歌、散文、小说三种纯文学文体；由文学与表演艺术结合产生的戏剧文学文体(即戏剧剧本)；由文学与历史结合而形成的传记文学文体；由文学与新闻结合而产生的文体；由文学与美术、音乐、舞蹈、建筑及表演艺术及新兴的影视科技结合产生的影视文学文体(即电影电视剧本)。
对文学文体的划分，古今中外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结果，各式各样的类别。但大体说来，对文学文体的分类，20世纪初叶以前，主要有三种：即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中国古代的二分法，是把文字表述的作品分为韵文与散文，凡是押韵并表比较讲求韵律的，都称为韵文；而把不分行押韵的文章都叫做散文。汉魏六朝以后，文学意识日益增强，作家们把文学性的散文逐渐同历史、哲学等非文学著作区别开来，划分开来，强调散文的文学性、情感性和形象性。西方古代运用的是三分法，按文学作品的性质和表现方法，将文学分为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三类。四分法则是在小说、戏剧兴起后，将二分法与三分法综合起来，把文学作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应该说，四分法既吸收了中国古代二分法的优点，又借鉴了西方古代三分法的长处，并考虑了小说这个新兴文体的地位，将文学作品的表达内涵、表现手法、语言运用与外在形态等方面的特征都结合起来了，是比较科学，也适合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得到大家公认。
但是，文学文体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对它的分类也在不断深化、变化、发展。20世纪以来，电影电视迅速发展，为其写作、供其拍摄使用的影视文学剧本也应运而生，且逐渐蔚为大观，并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手段，于是，影视文学逐渐成为文化界共同承认的一种文体。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运用文学手法和文学语言报道生活中的新人新事的文体迅速崛起，愈来愈繁荣，逐渐得到大家的首肯，遂从散文中剥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文体。但是，古以有之的传记文学，其独立文体地位却至今未得到文学界的公认。现在，不少文学史，文学理论教材，乃至各种评奖(如鲁迅文学奖)和多种文学选本(如《新文学大系》)或者是根本不提传记文学，或者是把它划入(甚至列入回忆录)，我觉得，这是欠科学合理的。我觉得，传记文学也应该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其理由如下：
首先，传记文学历史悠久。两汉时期，中国传记文学就已经诞生。司马迁《史记》中的大量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却非常讲究文学的构思和立意(如廉蔺列传、屈原列传)，讲究文学的人物描写和刻画(如项羽本纪对项羽的刻画)，讲究文学语言的运用和文学氛围的渲染(如荆柯刺秦对悲剧气氛的渲染)，取得了高度的文学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比西方最早的传记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早100多年，且博大精深、结构完美、人物众多、个性鲜明、感情充沛、文采焕然，其中的许多传记作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最优秀的传记文学佳作。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揭示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高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以后，班固撰写了《汉书》，陈寿写出了《三国志》，范晔创作了《后汉书》。以上4部史书合称“前四史”，其中大量传记文学作品代表着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汉魏以降，各朝各代的断代史中的人物传记因受皇权制约，作者的个性减弱，传记的文学性式微，逐渐失去传记文学的特点，反而是民间的一些作家却运用文学的手法写出了大量文学性、情感性较强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方山子传》《徐霞客传》《影梅庵忆语》《李姬传》《浮生六记》等。而在清末，王韬、梁启超、蔡元培、张炳麟等人的传记文学作品，尤其是启超以《殉难六烈士传》《李鸿章传》等传记文学作品，完成了从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文学的嬗变。“五四”以后，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朱东润、张默生等传承《史记》为什么代表的传记文学传统，吸取西方传记文学的优点，倡导并创作了大量优秀传记文学作品，把中国传记文学提升到新的阶段和水平。
其次，传记文学在当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展现出巨大的发展势头和潜力。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记文学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展现出兴盛繁荣的局面，对读者和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第一，传记作家的大量涌现和传记作品的大量出版，这些年，传记文学作品发表和出版的规模和数量几乎与长篇小说接近，超过了其他文学文体；据初步统计，仅1984年至1990年，我国内地出版的人物传记就多达3700多部，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人物传记更以每年超千种的速度递增，而主要发表传记作品的《人物》《中华儿女》《名人传记》《传记文学》《中国传记文学》等刋物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见《传记文学：当代中国热读》——《荆禁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6期)。而且，传记文学创作的质量大大提升，高水平的传记文学精品不断涌现。第二，传记文学的评论、理论研究和传记文学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巨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专家，如韩兆琦、杨正润、李祥年、陈兰村、赵白生、朱文华、张新科、俞樟华、郭久麟、全展、王成军、朱旭晨等。第三，传记文学的创作研究组织：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第四，传记文学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灿烂的远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及人们个性的充分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写作传记和自传的人会越来越多，阅读传记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传记文学将越来越兴旺发达，成为各类文学体裁中的大家族，成为文学的主流文体。陈建功认为，传记文学已进入“黄金时代”，“传记文学正充分显示着他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呈现出比其他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见《憧憬传记的黄金时代》——《文艺报》20XX年9月19日)；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预测：“传记文学可能成为21世纪标志性文类。”(见赵白生：《传记文学怎样才能成为新世纪的标志性文体》)南京大学博导杨正润在其《现代传记学》中乐观地预言：“今天传记已成为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可以预言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因此，更需要给它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以促使其更快更好的发展。
把有两千多年传统而且在当代越来越兴旺发达的、以文学手法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或现实的真实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划入散文甚至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文体之中，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不合适的。比如，中国作家协会提出并已经组织100多位作家写作100多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文学著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写的是传记文学，难道写出以后，能归入散文或文体吗？评奖的时候还是以作品(因为现在的鲁迅文学奖没有设传记文学奖)来评奖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传记文学应该成为独立文学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