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想弄明白日本人，得首先明白他们的口头禅“各安其位”。他们对秩序和等级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有如南北两极。我们认为等级制不可能是个合法制度。日本人首先对“社会人”有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形成等级制度，要理解它，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一番描述。
日本人看待国际问题，与他们看待自己的内部事务用的是同一双眼睛，同一套观点。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是持久和平之前提……”
珍珠港事件之前，我国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与日本的等级观念恰好相反。它们是：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有组织地实现的普适人权的基石。我们有时候也会破坏这些原则，但我们不会起而反对平等的正义性；面对等级制度，我们的反应就是气愤地向它宣战。
珍珠港事变前夕，当我们向日本宣布我国这些最高原则的时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持续地完善这个还不够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向世界宣布“各安其位”的信念时，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承认等级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这与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有很大差别。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透彻地了解他们的概念。只有这样，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日本同时也能顺利扮演他们期望扮演的角色。
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言之，日本人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习惯使用“敬语”，说话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得清楚鞠躬的幅度大小。对某一个主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鞠躬和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什么场合该行什么礼，而且从小就得学习。
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亲和兄长。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纯粹的礼节而是有它的含义。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但对方出现了，如果对方吩咐什么，那他就有优先权；受礼的一方也承认，此时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他得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人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孝道规矩。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孝道有所改动，适应了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必须忠实地听候大族长的吩咐。一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的成员，宗族有权力决定全体成员的生活大事，而且族长的权威不容挑战。当然，中国面积很大，很多地方有独特的规矩，但在大部分地区，往往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大族。中国人口有4亿5千万，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基本都认为彼此有血缘关系。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远离家乡、住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向大家的祖先牌位行礼。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遇到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大家共同出资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宗族使散布各地的成员联系起来，成为消息的集散地，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把事业有成者着重登记，表示他们有权分享祖宗的遗产。一个大家族还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当宗族与当局意见不一时，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帝制的某些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共同体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政权不断变幻，官员指派下来也得通过族长进行管理，而大家把那些逍遥自在的官员全都看成是外人。
到了日本，规矩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都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也就谈不上宗族。但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族谱这种东西。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要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领主不是外人，宗族必须将领主置于最高位置。结果，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联系纽带，而日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联系宗族成员的另一条纽带，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的神社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彼此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的“孩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土地上。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者由于世代定居同一个地方，彼此当然有着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近亲的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得接近西方，颇有点儿像法国传统。
这样一来，日本的孝道只在家庭内部有效，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及其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确定自己的辈分，依照性别、年龄保持着相应的地位。即使是成员众多的豪门，也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家庭组成的，次子以下的男孩子必须另立门户。因为家庭狭小，彼此直接接触，要求“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严密周到。一个家庭的长者在隐居不问家事以前，所有人对他都必须严格服从。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有可能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老迈的祖父。有时候孩子都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父母说了算。一家之长在吃饭的时候首先举起筷子，洗澡的时候也首先入浴，全家人只要碰到他都要鞠躬行礼，而他只需要点点头。日本有句歇后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和尚要求脑袋上长头发。”意思就是：“可以想，不可以做。”
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日本人说到秩序混乱的时候，常说这简直是“非兄非弟”，这跟我们说的非驴非马基本一个意思。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很自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他们是继承者。外国人在日本多呆一段时间，会感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有一套好像身负重任的不凡气质”。长子的特权有时候与父亲相差无几，尤其长大成人后，弟弟会成为依赖长子生活的人；现在在农村和乡镇，还有这种规则的遗迹。长子留在家中，继承了祖先的产业，次子和三子也许已经走出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现代教育，取得更多收入，而古老的等级制度依然要遵守。
我们在现代政治角斗中也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1943年春天，陆军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发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应该让占领区的人民了解这个局面。如果对他们太好，他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滥用长兄好意的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对弟弟有好处应该由当哥哥的决定，弟弟是不应该被宠坏的。
另外，等级制还有一条：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甚至女性年龄大一些，她的地位依然比不上男性。日本传统女性走路时从来都是跟在丈夫身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而行，进门还走到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得马上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得平静地看着礼物、关怀和教育都被兄弟占有。日本也有一些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课程重点都放在教导礼仪举止上，智力方面的训练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位女校长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姑娘们说，她们应该学一学欧洲语言，这样将来在收拾丈夫用的书时，才能不用人教就会把书插入书架的恰当位置。
不过，日本妇女其实享受着比亚洲多数国家都大的自由，而且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不单单是西方入侵后的现象。她们从未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进出，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这些自由让印度女性非常羡慕。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钱财短缺时，她必须计算周到，把暂时不用的东西挑出来送进当铺。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儿子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指手画脚，好像她从来不曾当过任凭吩咐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要形容他们，最好说是责任的受托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关键事务由他决定，恰当与否，也由他来负责。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他的行动关系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不辜负家产。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使他有时候不能顾及个人的要求。
具体一点儿，遇到大事的时候，家长会召集家族会议，无论地位如何，每个成员都会参与讨论。比如一个孩子要订婚了，家族成员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发表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不会因某个意见来自地位很低的成员就故意忽略。一个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有可能变成最终的决定。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当然，家庭会议也可能作出让当事人很难服从的决定，但此时家长会非常坚决，不容异议。他们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力与普鲁士那种专横的家长权力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的有强制效果，因为过程由 大家参与，其心理接受程度更大。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都是幼儿时期在家中学习和养成的，然后他(她)带着这个观念进入社会，无论经商从政，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他早已习惯于向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恰当的礼貌，不管他们在圈子里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一个妻管严的丈夫或者一个让弟弟拿大主意的哥哥，在正式场合照样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在表面上始终维持，不会因为背后另有操纵就被破坏，即使略有走样也很少见。这些习俗，有时候会给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乐于在背后享受实权的家伙带来进退自如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容易受人注意。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真正弄明白了，一个决定作出以后，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全体人员都确信这个决定符合家庭利益，能维护家族声誉。每一个日本人都高度重视自己家庭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愿意把个人意志从属于这份财富之下；而年长者则被看作这份财富的委托管理者，因此无视他们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侵犯。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的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
其实上述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介绍并不很深入，要想理解日本一家人之间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这一点解释远远不够。尤其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