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人把世间最值得庆贺的四大快意事，串在一起，写了一首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婚是人生大典，无论是贵贱贫富，还是聪颖愚钝之人，都会刻意操办，使之舒心称意。富有人家把房屋装饰一新，家俱置做一新，缺钱人家也要把房屋洗刷一新，再添置上一点床、桌子的。门前高高挂起了大红灯笼，屋外屋里贴上了大红纸婚联。有的人家还制作了黑漆泥金“卷筒联”，张挂在大厅的柱子上，使大厅显得富丽堂皇，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莒州一谢姓古民居中至今还完好地张挂着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结婚卷筒联”，一幅是：红叶留题春在手，花对影月当头；还有一幅是：白璧种兰田宜家瑞彩，明珠生合浦照乘光辉。象这样制作精细保存完好的“卷筒联”，在九都、石后等乡村的旧民居中还有不少。说明当年人们为操办婚礼费了心。城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流行一对婚联，上联是：祝今朝新婚夫妇亲爱和睦，双双对对；下联是：愿来年宝宝爸妈，呼儿唤女，口口声声。虽说对仗不够工整，不符合“马蹄韵”，但读来朗朗上口，饶有新意。
结婚了，亲戚朋友送“联、烛、炮”来贺喜。“婚联”的张挂是有规矩的。在蕉城，新郎朋友的“婚联”挂在第一位，接下来是新郎舅舅们的“婚联”。其他人的辈份或许比朋友、舅舅们大，这时也要让一让，挂在下位了。婚联上了墙，喜庆的气氛被烘托得更加浓烈了。
红娘喜铺亮相蕉城
结婚了，要安床铺床，这是根据命馆先生早就择定了的吉日吉时来进行的。请来一对年长的“好命”的夫妻，安了床，铺了床，放上一具“斗灯”，一盘线面，一盘黄，点燃一对红蜡烛，供请“床公”、“床婆”。床公嗜茶，床婆爱喝酒，因此，还要一杯好茶，一杯好酒，让床公、床婆吃好喝足，保佑新婚夫妇睡得香、早生贵子。
后溪村人家在“安床挂帐”时，在床架上方的四个边角，要各挂上一串粽子，在床架上方中央，挂上一团“粽头、粽仔”。“粽头”，是用笋壳裹着糯米包成的长方体，边上围着众多的锐角小粽，寓意着“子孙繁衍，若螽如瓞”。在“铺床”时，要用一条“好命”老妇人的“围裙”铺在床中央，上面安放着一具“斗灯”、一盘“”。在“铺床”、“挂帐”、“上粽”、“铺被褥”、“铺围裙”、“安斗灯”时都有人在边上“唱诗”，把喜庆的气氛搅得浓浓的。“粽子”是吉祥物，可以与人分享，所以，当迎接新娘“进门”的锣声一响，人们就争相去脱下挂在床上方四个角落的粽子，图个吉利。而“粽头”却是外人万万不能去脱下的。
结婚吉日的前一天，城乡人家都要请“喜神”，有的地方叫“请花王父母”。有的乡村，女家的“送喜神”，男家的“接喜神”，在村里宫庙中和供请列位神灵一起进行。摆上五碗汤菜，五碗水果、糕饼，还有喜糖、喜面和染得红红的喜蛋，有的地方还有一串粽子，让人神共享新婚大典的欢乐。城关人家可就大铺张了。这晚，男家、女家各为孩子“谢天地”、“还天地愿”，然后“请喜神”，俗称“拍照”。以前，大户人家延请一班法师，边演奏道教音乐，边主持上章拜表，答谢天地，酬恩了愿，祈福延生。现在，人们只是请一位法师主持法席。二张大“八仙桌”和一张“条桌”上摆满了礼器、供品。它们大体是：猪头一具，全鸡一只，喜面一盘，一盘，酒一坛，汤菜十碗，素菜五碗，“五牲礼”五盘，水果十盘,五盘，佛饭三碗，佛面三碗，茶水六杯，黄酒十杯，以及疏文（拜章）、线香、红烛、斗灯、“筐面”（又称“筐盒面”）等，贫富不一，丰俭不等，但大家都是一本正经，在法师的引领下，如仪叩拜，感谢天地养育之恩，感谢神灵以往在冥冥中施展愿力的诸多庇佑。
“还天地愿”完毕，接下来是“拍照”。撤下部分礼器、供品，用筛子摆放上新郎、新娘的衣饰，还摆上“五米”、“麻头”、“火钵”等，如仪进行。如果待嫁的新娘子已怀孕了，就不搞“拍照”了。
据说，请喜神（拍照）之俗，是蕉城的“土特产”。“喜神”是何方神祗？清道光年间，宁德训导刘家谋考证，是漳湾一刘姓少女，未嫁而殁，成了“神”，为人“司婚姻”，人称“漳湾婆神”。刘家谋还说：“婚之前夕祀漳湾婆神必丰洁，不则男女有变。”言之凿凿，崇奉神灵精怪的蕉城人哪敢怠慢，一代传一代，这个风俗就延续下来了。
酬天地愿、“拍照”后是请祖宗。祖宗在天之灵再次享受到了儿孙辈婚嫁的喜庆欢乐。
后溪村人家没有“请喜神”这一婚俗，但男、女家也都要“谢天地”、“还天地愿”。这个仪式是在结婚吉日前二天下半夜的二、三时（丑时）开始进行的。用“全头猪（约二、三百斤重，已宰杀，不卸碎）”、“全酒”和各色菜肴去供请“天地”。酬谢仪式结束时，天已大亮，男家就抬着这“全头猪”、“全酒”和一合梳头喜烛、一包线面、一刀约二、三斤重的猪肉（叫“梳头烛、梳头面”），带上“衣裳价”若干千元上女家“搬嫁妆”了。
他们在结婚中的请祖宗，不是放在家里，而是在山上祖坟前进行的。在结婚吉日的前一天，男、女家的长辈上山，在祖坟前摆上“康合”、猪头、酒菜等供请，还焚化了“锡仔（纸钱）”，让祖宗既有“吃的”，又有“钱”花。
这晚，在“谢天地”、“请喜神”等整套仪式完毕后，新郎、新娘在各自家中沐浴更衣。沐浴的浴汤是有讲究的，是由猪股骨头、豆腐、桂元、红枣等共熬制的。沐浴后，新郎、新娘吃过“宝员蛋”，分别由一个未婚男、女青年朋友“伴”就寝。
“伴”是民间的通俗名称，其实应该称为“压床”。据说至少在汉族地区，流行“压床”之俗。只不过一般地区，是选择两个健康俊秀、聪明活泼的男童、女童，或新郎未婚的弟弟、新娘未婚的妹妹分别陪伴着新郎、新娘入寝。寓意夫妻白头至老，子息繁茂。
这天夜里，女家还整理嫁妆，把陪嫁衣服、布料等装入“”中，俗称“纳”。“”，在方言中是衣箱的意思。“纳”时有请伴房奶协助进行，有由新娘家中女性长辈操办的。“纳”前，要为新娘的兄、弟各准备好一条红布袋。乡、村人家在“纳”中，每放入一套衣服或一件织物的同时，就给各条红布袋倒入一满碗谷子，直到把“”装满，然后把装着谷子的红布袋送到各位兄、弟房里存放。城关人家则是在“纳”前，把各位兄、弟的棉被拿来，各装入红布袋中，象征性地各先放入“”中，再拿出，送还各兄、弟。这些造作，都寓意了：姑娘嫁出去了，家里的“风水”可不能带走。纳时，在“”底放着一套用麻布缝制的“麻衣”——“丧服”。为什么要压一套麻衣？或许是“止煞”——止“披麻”等恶煞的需要，也备为女儿日后服丧时用。“”底还放有几枚银元，表示“压”，现在改成了放上1688元或者是888元8角人民币。“”中还放着五条小红布袋，袋里各装了“五米”和“五色线”。“纳”了“”，就纳被，把棉被纳进被套里，还在被套的四个角落各放上几枚银元。各件器皿、家什嫁妆中都被洒上了“五米”，放进了红桔、红蛋，贴上了“喜”字。所有这些都寄托着娘家热烈的美好的愿望——女儿家庭今后生活丰衣足食，而且五代同堂。
后溪村人家的“纳”，由新娘的兄、弟共同进行。一般人家就二只“子”。先准备一大钵炭火和一面筛子。“纳”时，由兄、弟把嫁妆中的衣服、衣料、鞋袜等逐件托到“筛”上，逐筛放在炭火中烘过，然后逐件放入“”中。每只“”中各要放入手工纳的男、女鞋垫二双，围裙（方言中叫“衣裳裙”，是下厨用的衣饰）一件和五条小红布袋，袋中装着“五色线”、“五米”、一包约几十元的“红包”。他们在“”中就不放红桔、红蛋了。
嫁妆中，还另有一些成衣、布料、毛线或金银饰物之类的东西，这是为女儿准备的“冲贺”礼品。新娘“进门”时，男家的公、婆、叔公、舅公、姨婆等长辈都会给她送“见面钱”，或手镯、项链、戒指等“见面礼”的，礼尚往来，新娘也送给他（她）们这些礼物，这就是“冲贺”。这么一来一往，新娘与男家人的感情更密切了。
这天夜里，农村人家在新娘花轿或小轿车必经的村头路边，请“路头神”。城关人家则在结婚当日的傍晚，花轿或轿车到达前，在沿途必经的宫庙、桥梁、十字路口、古大树等边上焚香燃烛化“元宝”，并祷告一番，祈请神灵庇佑新娘子，让她顺利通行！
天亮了，吉日披红挂彩又醉醺醺地来到了。一大早，女家就委人送来了喜房门帘。鲜艳的门帘一面，喜烛一合，摆放在“腕”（一种细竹片精制宽底阔口低腰的提篮）上，送帘人唱着“诗”，把帘、烛献上，男家人唱着“诗”，把门帘郑重地挂上喜房房门。有的乡村把门帘与嫁妆一起在“辰”时间送到男家，在“妆”后才挂上门帘。男家也派人给女家送去了“梳头烛”、“梳头面”。如果女家觉得男家的“聘金”需要“添丁”，男家也同意增加了，那就按双方的约定，男家在送“梳头烛，梳头面”时，连同把添加的聘金送给了女家。
上午，女家把嫁妆摆在大厅上“妆”，让亲戚朋友邻里知道，有好多好多的嫁妆陪嫁。确实，城关的女孩出嫁时，家里要倒贴很多钱。上世纪九十年代，聘金大多是二到三万之间，女家陪嫁几个“大件”，单一辆摩托车就要，一、二万元；二十一世纪初，聘金三万至四万间，表面看是增多了一万多元，但一部大屏幕液晶电视就要1—2万元，一部电脑要好几千元，还有好多东西。信息时代，嫁妆电器化了，花钱也就大了。嫁妆丰厚是蕉城人的老传统。蕉城人认为，女儿养大嫁人了，有体面的嫁妆，在婆家也显得体面，与婆家人会相处得更好；女儿、儿子宛如手背、手面肉，儿子今后将继承财产，女儿也应该得到父母的一定的财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关有户人家给女儿的嫁妆中，还有一份面积达150平方米宅基地的“土地证”；有户人家陪嫁的是一间在繁华地段月租金2000元的铺面。古时，蕉城人还有把海滩、山地、田园送给女儿做陪嫁的。宋时，漳湾王坑尾自然村有一户刘姓人家，女儿嫁给南埕村陈姓人家为媳妇。那时，南埕在海边，没有淡水源，打不了井，饮用水都要到十里外的王坑村里去挑。刘姓女儿将出嫁时，哭着对父亲说，其它嫁妆都不要，只要一管水。父亲同意了，为女儿用竹管引山泉水到南埕家中。从此，南埕村有了从王坑尾村引来的山泉水，大大缓解了饮用水困难，不用顶酷暑冒风雨去远处挑水喝了。这管水饮用了数百年，直到前几年还在用。
蕉城人又特别会为儿女琐事着想，因此，办嫁妆时，生活用具上的东西也有不少。以前，嫁妆中一定要有木漆器具七件：大、小洗衣盆各一面，大盆洗男人衣服，小盆洗女人衣服；高、低马桶各一只，其中，低腰阔口的马桶供今后生儿育女时使用；洗碗桶一面，有盖的小提桶一只；斗（供装斗灯用）一具。锡制器皿十一件或九、七件：酒瓶一对，茶叶罐一对，锡（装食物用的圆柱状有提手的罐子）一只，茶壶、尿壶一个。现在，厕所革命，传统马桶早就被淘汰了，但蕉城不少人在女儿嫁妆中，还是要配上一对大红塑料桶，或者搪瓷痰盂，来充当“马桶”，桶中洒上一把爆米花，二粒染得通红的鸡蛋，二粒大红桔（俗称“屎桶桔”）来图个吉利。后溪村人家则是在马桶或替代的搪瓷痰盂中，放上一粒果实饱满的大柚子和一包“红包”，一齐装进一条红布袋里，另一条红布袋中装着一条草席，一头轻一头重“单爿翘”的，要“伴房奶”亲自挑着，并提着一盏点着红蜡烛的木制灯，于吉日，走在前头，伴着新娘上新郎的家。
马桶，别称“子孙桶”，民间把它看作是生育的象征。家里再穷，宁可其它嫁妆没有，一对马桶却是万万不可少的。我国启用马桶的时间已难考证。编成于2500年前的《周礼?天官?玉府》中记载：“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弟、凡亵器”。东汉经学家郑玄（公元127—200年）注：“亵器、清器，虎子之属。”意思是说：亵器、清器就是虎子一类的东西。
“虎子”是马桶在古代的名称，也就是说，最迟在2500年前，人们就广泛使用马桶了。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中说：“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无多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蹇去，谓之倾脚头。”马桶在以前是制成马的形状。清代钱大在《恒言录》中记载：“……为马形，便于骑以溲也，俗曰马子。”后来才改成了圆桶的形状。
近午时分，男家人搬到嫁妆。请一名“好命”的年长的妇人主持“开”。“开”时有人唱“开诗”，众人围在边上齐声吆喝着“好啊、好啊”的，小孩争抢着“压桔”、“屎桶桔”、“红蛋”和“爆米花”，场面热烈，喜气横溢。接着把“嫁妆”摆放在大厅上“炫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人们观念更新，也图个方便，“搬扛（搬嫁妆）”现象越来越少了。往往是一对新人一起上街物色“嫁妆”，买了就直接运送到男方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