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俗习惯是传统的载体，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和沉淀，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嘉兴的风俗习惯，有些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有些是官方推行、约定俗成的，有些在承传过程中变形失真，因此有精华亦有糟粕。通过考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文化积累和变迁的痕迹。
嘉兴市境农业发达，民间习俗围绕稻作、水利者较多，蚕桑生产习俗尤具特色，手工业方面也留下一些遗俗。
春牛会
亦称打春、鞭春、打春牛。此俗各地流传久远普遍，打春已成为立春的代名词。嘉兴旧时举行此仪式甚为隆重，延续至清末。据清代《古禾杂识》等书记载：官府先于冬季用桑木扎骨架，塑成泥牛，按新年的天干地支，用不同颜色彩绘牛身。至立春前一日，知县率士绅乘轿列队、鸣炮奏乐至东塔寺，祭拜“芒神”迎春牛游行返署。在东塔寺，先遣乞丐扮成春官，穿袍服跪道旁迎接，又找男女农民携农具到场，觅少年儿童作摇船采菱表演。
泥牛由青壮年抬之，百余人列队疾驶过街，沿街居民以果品米豆抛牛，以掷中者为吉利，名曰“打春”。次日立春日，在府堂由官府人员持彩杖将牛打碎，名曰“鞭春”，乡民竞拾土块用以围桑树根，说是可使桑叶茂盛。嘉善的春牛会与嘉兴不同，立春日由官府举行仪式，鸣炮奏乐至校场，迎事先准备好的一头健壮活牛回府，并在场中向牛祭拜。这一风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农业的重视，以牛作为农业的象征，用打春牛寓“迎春天，祝丰收”之意。
甩火把
又称“烧田蚕”、“放宵火”、“照田蚕”、“田柴之会”，一般均在农历元宵节(正月十五)黄昏时举行。农民用稻草扎成小把，由青少年高举，点燃成火把，在田中奔跑，甩上摇下；也有在田中烧茅草、英白草、荸荠叶的；有的持着火把在田中边跑边喊：“我家田里三石六，你家田里三蚌壳，我家田里白米堆，你家田里砻糠堆”俚歌，反映了小农经济的自私心理。
甩火把是古代社会刀耕火种的遗风，流传至后代含有祈求丰收兼有娱乐之意，同时认为燃火把火堆可杀灭越冬害虫。此俗最晚在宋、元即已流行。明崇祯《嘉兴县志》载：元宵前后“乡人束刍木杪，扬以绯帛，高树田间，至夜鸣金鼓焚之，以祈年，曰烧田蚕”。解放以来，此俗仍未废，公社化时期，有些生产队的青少年也烧火把，娱乐之意已为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才渐废，然海盐等地冬春仍在田中集杂草堆子夜间烧之，已不限于元宵夜。
祀田蚕与斋天
两者均为远古遗风，都以天(众神)为祭祀对象，都是不属于宗教信仰的民间祈丰收活动，是远古文化现象的“化石”。
祀田蚕清末明初尚在嘉兴、桐乡、海宁等县郊区广泛流行。其仪式在旷野举行，每次要进行两、三天，程序甚为复杂。凡农桑歉收之年，于冬季选祭地，次年农历二月吉日搭祭台，供祭品祭众神。祭台前以长木梢作骨，外扎稻草成宝塔状，曰柴宝塔，高数米，四周用绳固定，送神毕由强壮农民拉倒柴塔，按倒地方向卜丰歉，祭祀长达一昼夜。除祭神外，还有奏乐、唱书、送龙舟等项目。仪式中必有神歌先生主持唱神歌“赞符官”，并由主东君(乡村长老)操办。这是源流古者在佛道教兴起前就有的民俗活动。解放前后只在郊区建设乡一带流行，其保留的遗风已不完整。
斋天即祭天，是大规模的祭祀仪式，祈求上天给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活动。此俗古老，盛行于殷周，为中原文化现象，清以后逐渐消亡，现在已少见，唯嘉善留存有“斋天”活动，保留了古代农业社会的遗风。嘉善王家埭等地近年还在春秋季举行“斋天”一两次，每次、都是全村出动，各户准备香烛祭品，在村中通宵祭祀，燃烛诵经直到天明。其特点是，请道士先生主持赞神，此道士先生不是道教的道士，实际是民间赞神歌手，仪式中由其请神、“发遣”、“燃香桥”、领祭、唱长短篇的赞神歌送神，其格制保留远古之风，整个祭祀活动由老年妇女组织的庚申会负责，妇女起主要组织作用，为别的风俗活动所少见，学者认为“恐与古俗有关”。
祭田祖
民称“祭田公田婆”，实际是古代祭后土之遗风。解放前农村有此习俗，有的地方田边立小庙曰田祖庙，于庙前致祭；有地方径于田边祭之。此活动大都在清明前后、插秧前后、夏至时及秋收开镰时举行，备线香、黄纸、肉饭等拜祭，致祝祷及叩谢之辞。清明时曰“许愿”，插秧时曰“尝甜头”，秋收时曰“还愿”。夏至时祭者穿蓑戴笠，祷雨水充足；秋收时插黄熟稻谷于供饭上，有荐新享神之古意。清同治、光绪年间，温、台、绍移民来嘉兴垦荒者渐多，在余新建翻田庙，常年供田神，今其地称翻田庙村。
庆作物生日
旧时民间相传花果粮菜均有生日，民俗学家以为此是古代对作物崇拜的表现，解放前嘉兴有此风俗。古时各地均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嘉兴府志》载，是日“俗以为百花生日”，并说：“花朝日晴，则百果多实”。旧时民间于是日多用红纸或红布条系于花盆或花茎枝上，以示庆贺，亦有的用红纸制旗帜、纸伞插于花盆中。嘉兴郊区王店一带多于是日吃糖糕和甘蔗。农村还有于该日为桃树做生日的习俗，都由妇女在果上贴红纸，裹以稻草，于枝叉里压石头，扶树唱：“桃子今年多哦?多呃！桃子今年大哦?大呃!桃子今年蛀哦?弗蛀!桃子今年脱哦?弗脱!”甚动听，唱毕举小竹刀向树砍一刀。砍树的本意是用威胁的手段迫使果树多结果实。
马来西亚、日本以及我省的东部等地，均有用刀斧砍果树(仅为动作并非砍断)的仪式，嘉兴风俗与之如出一辙，都是来源于古代的巫术催生仪式。民间认为，农历正月初七为菱生日，初八为稻生日，初九为豆生日，初十为棉花生日，有“七菱八谷九豆十棉花”之说，以各日晴好为丰收之兆。
开秧门与关秧门
插秧是稻作的开始，第一天插秧称为开秧门，最受农家重视。旧时此日饮食较丰盛，农民在家中设三牲祭“田土地”，食团子、糕，寓家庭团圆、农事“步步高”之意。又必食鲞鱼，并掷鲞鱼骨作卜，以之卜雨晴。开秧门时，农民颇多忌讳，如插第一行秧时不得开口，不互传秧把，不可把稻秧甩在别人身上等。插秧至田头有余秧全插在田岸，表示今年多粮(实亦供耘田时补株用)。
插秧结束日称为关秧门。是日必须安排在天晚前完成插秧，如人力来不及亦须请工帮助，如至天黑则认为不吉。嘉善一带有请田歌手于是日唱歌风俗。请人种田的则须于关秧门日办一桌酒菜，吃“关秧门酒”。关秧门后，出嫁女回娘家省亲，民谚云：“插好黄秧，看望爷娘”。
抢水与祭车神
旧时水车车水排灌为农村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水车例于小满时启动。此前，农户以村圩为单位举行“抢水”仪式，行于海宁一带，有演习之意。多由年长执事者约集各户，确定日期，安排准备，至是日黎明即群行出动，燃起火把于水车基上吃麦糕、麦饼、麦团，待执事者以鼓锣为号，群以击器相和，踏上小河汉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齐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浜水光方止。
祭车神亦为农村古俗，传说“车神”为白龙，农家在车水前于车基上置鱼肉、香烛等祭拜之，特殊之处为祭品中有白水一杯，祭时泼入田中，有祝水源涌旺之意。以上旧俗表明了农民对水利排灌的重视。
求雨
旧时天旱无雨，各地都有求雨之举。古时嘉兴一带求雨，以“龙”为对象，反映了原始信仰对传说中的龙的祟拜。其仪式有请龙、晒龙(如祈求无效就把龙王塑像抬出来曝晒)、还龙(如下雨则举行龙会送其还庙)等。嘉兴城郊多在三塔的顺济龙王庙举行求雨活动，后来偶像转换，有些地方也向“刘猛将”、“关公”等求雨。解放前平湖全塘一带抬刘猛将出巡，沿海滩至乍浦陈山龙揪泉边，以鱼虾投泉祭神；乌镇一带抬关羽部将周仓的塑像，插柳枝，穿蓑戴箬曝于烈日中；嘉善大云、惠民等则晒龙王神牌；海宁斜桥等地则由僧尼捧观音木像，敲木鱼磬钹沿街求雨。旧时民众求雨反映了对自然的依赖和无奈，官府及迷信职业者则用以愚弄群众，扩大迷信，甚至藉机敛财，成为恶俗。
扫晴
旧时逢积雨，农家妇女剪纸为女形手持扫帚，悬于屋檐下求晴，称为扫晴娘。元代已有此俗。
做社
社为传说中的土地之神，祭社为对土地的自然崇拜，自夏代即已流传，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习俗，至春秋时，各地都于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戌日举行祭祀，载于《诗经》、《礼记》等古籍。据西汉《淮南子》等书记载，每逢社日，四邻结社祭祀社神，占卜来岁丰歉，伴以歌舞，并一起聚餐。此俗近现代各地多已消失，平湖、海盐一带仍保留遗俗，称做社，亦名结社。清《平湖县志》载，“春分社，田家醵钱为会，牲醪祭神，以祈丰稔。秋分社，田家又醵钱为会……以祈丰年”。其大致格局较古时相似，所祀神灵则由社神变成庞杂神灵体系。现代平湖做社日期，春社在农历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举行，称“元宵社”、“牛社”、“春苗社”等；秋社在七月初七起至七月二十，也称“秋苗社”、“太平社”，其日期似仍用周朝历法，其仪式特点是以古老的宗教职业者“太保先生”为赞礼人。结社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七、八户至二、三十户结合，各户轮值为社主，亦称当社，负责置祭品、酒礼、?l幛(即神像，有36尊之多，混杂孔子、玉帝、观音、关公、财神等，唯无佛像)、香箔等，社日抬着奏乐至附近社庙祭拜，次日分享酒肉斋品。在此日，以社主家为聚会所进行活动，以太保先生为赞神人。
致祭中，太保领路，领众行礼，唱“请符官”请神，中间由太保(在社主家)“唱锣鼓书”娱众，称“说因果”，“封神榜”、“说唐”、“说岳”及才子佳人书目皆有，已非远古内容。复次太保唱“送神歌”、焚化纸锭、神妈，太保致词，结束仪式。做社风俗中，太保处于突出地位，太保当系古太卜的传讹。我国自殷商时即有太卜，历代专管卜巫之事，太保’也即巫师的变形，即所谓沟通鬼神者。做社与卜巫结合，其时必在上古，遗传至今。
至现代平湖仍有以太保为职业者，而且出了著名的“天下第一军”首领太保阿书，全国属罕见。平湖现代多已只做春社，四乡出产生姜，秋天姜熟时亦做社，称“青姜社”，不供“神妈”。解放以后，庙宇多废毁，做社仪式改在社主家举行。1962年前后，此俗终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