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家族聚族而居，在皖南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宗法礼教的严格治理下，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朱子家训》为基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治家规范，即徽州家风。
徽州家风的形成，除了宗族教化外，家族灵魂人物的个人修养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王茂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历代徽州官吏中，王茂荫官不算高，著不算丰，但其格物致知、廉静寡营、忠孝至爱，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品质，并在其“家训”中得到了系统诠释。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生于安徽歙县杞梓里村。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工、吏部右(左)侍郎等职，因其货币思想问鼎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最高成就，而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
王茂荫家训散见于其遗嘱、书信、日记中，其中《遗言和家训》，先后十年，数次立言，近两千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修身齐家理念。
格物致知，饱读诗书识义理
读书以穷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人认为，读书是天下一等好事，也是认知万事万物之本。王茂荫六岁丧母，其父在外经商，祖母方氏将其抚养成人。王茂荫传承了其祖母“识义理”的读书理念，要求“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不必求高官厚禄。这在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以这样的平和心态去读书，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体现王茂荫因材施教、区别对待的人本精神，他不强求子孙在博取功名这座独木桥上冲锋陷阵，这或许是他当年屡试不第以及在户部近十五年“办事员”角色的深刻感悟吧。
格物以致知。王茂荫自幼好学，“髫龄入塾，晨入暮归，或起稍迟，同学有先入塾者，府君必哭泣自责，塾师已是深器重之”。然王茂荫自认为“自幼多病失学，舞勺后又自不好学，喜看杂书，致荒正业。弱冠后，即日从事制议，于学问二字毫无根底，动笔辄自惭。 ”实际上，王茂荫通读古今，博览中外，善于钻研，学以致用，从而形成其丰富的人才、经济、军事、吏治思想。其主张发行纸钞而被咸丰帝重用，又因其反对铸“大钱”、坚持“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钞票”，被皇帝认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而受到“严行申饬”，因此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其人才观在等级森严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可谓一股清流，他提出“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天生才以供世用，不在上而在下……唯贤知贤，唯才知才”、“简用才能，不拘资格”等用人思想，反对捐纳举人和入赀拜官制度。
传家以诗书。王茂荫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百多份奏折中，这些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策略，更是认知事物、修身齐家的感悟。咸丰八年(1858)七月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王茂荫因病“开缺”期间，他移居至北京东城玉清观，除受聘主讲潞河书院外，潜心整理誊抄其部分奏稿(原稿存歙县档案馆)，并作《家训和遗言》道：“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 ”王茂荫认为“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何况这些凝聚他一生心血、汇集他为人处世道理的奏稿，这是他给予后代的“传家宝”。王茂荫还想告诉子孙，他所获得的“恩宠”不是靠阿谀奉承得来的，希望他们将来要靠真才实学获得认同。
诚意正心，名利财色身外物
坚守清心寡欲。王茂荫将人品好坏归结在“名、利、财、色”四字上，他认为“万恶淫为首”，告诫子孙“戒色是等一义，汝辈似乎未犯，然当谨终身，且当垂示子孙”。他京官三十余年，夫人仅一次“探亲到京，居不数月，便回故里”，其余时间均独居歙县会馆，一卷在手，别无嗜好，更别说纳妾或寻花问柳之事。“万恶淫为首”，不仅是古代，在当今也是金玉良言，看看近年来被打的“老虎苍蝇”们，九成以上因“色”毁前程，悔及终身。王茂荫继承了祖母、父亲遗风，一生粗衣粝食。在其咸丰八年(1858)，续作的《家训和遗言》中写道：“方书五亲家处存有纹铌乙千余两，本意坐为退归养老之资，身过则以此项作为四房子孙读书膏火之费。 ”王茂荫京官三十载，官至二品，但仅有“纹铌乙千余两”积蓄，在清末官场上，可谓凤毛麟角。他不仅在京无深宅大院，就连家乡杞梓里祖居遭兵燹后，也仅在歙县雄村义成购得三间民房终其一生。
懂得取舍义利。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德本财末思想，重人品轻财利，他认为：“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富与贵，是人之所欲章，所以从此说也。此处得失厉害关头，人心安得无动？惟当审之以义，安之以命。我命中有时即不取非义亦有，命中无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 ”王茂荫认为获取不义之财如同饮鸩止渴，还可能遭遇飞来横祸。此说虽有迷信之嫌，但截获不义之财者，惶惶不可终日倒是切实存在的。据说，王茂荫曾举荐过盱眙人吴棠，使之从一个七品知县一路晋升至四川总督，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齐名的晚清名臣。王茂荫与吴棠素昧平生，只闻其名，从未谋面。 1864年，王茂荫自京城回乡葬母，途径淮阴，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举荐之恩。他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他还意识到，衣食无忧时，不难做到坚持操守、淡薄名利、不取不义之财。但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时，做到“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却很难，所以他告诫子孙，将来“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时，谨防“见利忘义”。
不求传世虚名。王茂荫一生淡泊名利，认为“我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他在咸丰元年(1851)首作《家训和遗言》时，就有“既不想京察，亦不愿截取，并无贪恋名位之心”，只想辞呈回乡作一介平民。他极力反对著书立传，明确表示“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想要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也”。可见，他反对刻书立传，除不愿附庸风雅外，可能对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整理完成的四卷奏稿交于子孙时，要求“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甚至认为，自己所存诗文、试帖“日后有将此等诗文混行刊刻者，以不孝论”。王茂荫对自己的人品“自问止算中等人”，他“存心不敢做坏事，而未免存惧天谴、畏人言之心。立意要想做好事，而实徒抱智术疏、才力薄之恨。非独经济不足言，即在宗族乡党间亦未有甚裨益”。他认为自己“圣贤门前固未望见，即理学诸先儒所言无所为而为善，无所畏而自不为恶，与夫敬事、慎言、明礼、达用都无一毫功夫”。他担心“倘他日有议，从祀朱夫子及从祀乡贤者”，“若入其中，必至愧死”，所以要求子孙“必力行阻止，告以我有遗言，断断不敢从命”，“儿辈若违此言，以大不孝论”。王茂荫认为自己功德平平，担心逝后入祖庙被后人供奉，自愧难当，故要求子孙须极力阻止。他还要求子孙，他死后“行状不必做”。他说“我之行事，尔辈不得知，亦做不来，且天下自有公论，国史亦必有传，无庸作此无物也，谨记”。由此可见，王茂荫不愿铸碑立传，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拳拳之心得到“国史”的肯定。
尽孝齐家，正德立身传家风
尽显祖德流芳。王茂荫齐家思想深受其祖母方太夫人影响。方氏遵循传统道德，深明大义，治家有方，备受敬重。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三十四的王茂荫及第进士，备官户部后，乞假归省，其祖母谆谆告诫：“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初不及，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吾与家人守吾家风，不愿汝跻显位，至多金也。 ”道光十七年(1837)，方氏八十寿辰，已在户部任职的王茂荫乞假省视，祖母告诫他的还是“吾家虽贫寒，粗足自给，愿汝善守身，不愿汝积多金也。 ”王茂荫自己遵循祖训，并以其自身言行发扬光大，他要求儿孙自觉传承其家风。咸丰八年(1858)，他续作《家训和遗言》写道：“诸子都已成家，此后各自努力成人，我亦管不了许多。即我身在，儿辈不遵教训，亦属无益。若知无爹自责志，思我遗言，听好话，行好事，交好友，则如我在一般也。 ”
力求忠孝两全。王茂荫极尽孝道，也是其祖母的延伸。方氏对待老人十分孝顺，侍奉卧床婆婆十年，无半句怨言，在乡里广为传颂。王茂荫祖父客死他乡，方氏强忍中年丧夫之苦，还百般开导婆婆老年丧子之痛。王茂荫在京任职，未携家眷，主要考虑祖母、母亲年事已高，留夫人、子女在家代其尽孝。他认为“孝弟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他要求其子：“叔(指王茂荫弟弟)等在上，汝辈须恭敬，一切要遵教训，切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礼”。而且不但在大家庭内，要主动孝顺长辈，“他日分居时尤宜切记”，他还告诫子孙“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他用“能吃亏是大便宜”来诠释有舍才有得所蕴含的哲理，并且他还强调这个道理“不独家庭宜然，凡与人交皆宜如此”。
传承乐善好施。王茂荫传承了古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理念，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他生活简朴，资助孤寡者，却习以为常。乡亲族里，修桥补路，建庙修祠，则量力捐资。他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其启蒙老师王子香，家道败落后，王茂荫招来王先生儿子，勉劳励勉，寄钱资助。王茂荫不但自己慷慨解囊，他心系乡党，极力倡导族群团结、安居乐业。他为家乡“承庆祠”的楹联写道：“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 ”
保持平民心态。王茂荫虽为京官，但始终保持平民心态，除衣食住行、族亲往来等日常生活外，在婚丧嫁娶上也保持一颗平民心。如：对其小女儿婚事，完全没有名门千金、门当户对观念，他在《家训遗言中》写到：“我之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人家，虽填房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惟人家要正派，郎才要学好。尽他身上所有送出门，便算完我心事”。又如，在对待修建坟墓态度上，王茂荫倡导“厚养薄葬”，不讲排场，不但其死后坟茔陋如平民，为其长辈修坟也简陋不虚费。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王茂荫给弟弟写信谈及给父辈建坟一事，要求：“只要将穴墩做好，以便验看，四边陪衬规模，均待真用得后再做”。
治国安邦，青史留名平天下
直言敢谏只为国。王茂荫为人耿直，不避权贵，力持正论，敢于启奏他人不能言、不敢言的奏议。在其供职的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大清王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朝廷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王茂荫一直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向皇帝提出经济、人才、军事等方面谏议。甚至因反对发行不可兑现纸钞受到“严行申饬”而调离户部、至兵部任职后仍致力于“团防”，并坚持谏言。王茂荫自咸丰元年(1851年)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呈递首份奏折以来，十年间(不含“开缺”四年)，上奏百余份，其中不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那样，直指咸丰皇帝声色犬马的逆耳“死谏”。歙县清末翰林许承尧曾说过：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就足以青史留名。王茂荫不但自己刚正不阿，还要求子孙后代传承他直言敢谏品格，他告诫子孙“他日有如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
舍身报国志不摧。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在《家训遗言》中多次提到“蒙上恩超擢”、“叠沐覃恩”等。他虽知道所获“恩宠”“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但仍感皇恩浩荡，决心以身报国。咸丰元年(1851)六月，王茂荫丁父忧三年，服阕，回户部供职，本打算“坐以二年为期即行告归，”然而，“自上年来，贼氛日炽，时事日艰”，自知“临难而逃，实所深耻，遂立意不告归”。认为自己“通籍食禄已二十余年，而敢于军书旁午之时作抽身而退之计乎，义无可逃”。咸丰三年(1853)六月，续作《家训和遗言》写到：“现在逆贼肆乱”。“自揣不能出力杀贼，万一或有他虞，惟有以身报国。诚知不足塞责，然才力有限，舍此则恐有辱国辱身之患，故不能作他想也”。王茂荫以身报国之心可鉴，在其临终前，仍嘱咐后人勿忘皇上天语“志虑忠纯，直言敢谏”，不可阿谀求荣。
青史留名平天下。王茂荫生不图名，死后却流芳千古。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王茂荫在籍病故后，皇帝谕旨给予“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评价。朝野赞声鹤起，“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称的大学士祁寯藻挽联赞曰：“谏草逾万言，每读焚余心事，光明照青史；交情获三益，最伤别后手书，感恻念苍生”；时任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曾国藩挽联赞曰：“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谁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李鸿章所作《诰授光禄大夫吏部侍郎王公神道墓碑铭》，更是记录了王茂荫修身报国的一生。同治六年(1867)，德文版《资本论》出版，在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83号注脚中提及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成了《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同年，《王侍郎奏议》刊刻行世，后两次“补遗”刊刻，共收录其奏稿103篇。此后，《王茂荫列传》、《王茂荫集》、《王茂荫年谱》等记载王茂荫生平、思想的书籍、文章相继刊行，广泛传播王茂荫治学、为官、修身、齐家思想。如今，王茂荫已经成为黄山市廉洁教育的典范。
撇开王茂荫所处朝代的历史局限性，他一生秉承的求知、廉静、求真、忠孝、民本思想，依然是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和谐社会(“平天下”)建设的坚实基础。王茂荫的“家训”也绝非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教诲或嘱咐，更是凝结他一生求学、为官、做人的感悟，也是对徽州家风、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