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被称为“女子文化现象”的物事，寥寥无几。在广东，一是顺德婚嫁民俗的“自梳女”，二就是潮汕地区的“潮州歌册”。“潮汕歌册”是潮汕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在潮汕的文化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研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的依据之一。
造就妇女贤淑温柔的品性
早时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世、是非原则、善恶观念等，都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虽然历史上潮州歌册多为宣传忠义节烈和借助妇女中一些人对佛教的信奉，宣传佛经故事及佛教教义，如潮阳教徒陈梦觉就编写了《目莲教母经》。但歌册毕竟是开拓妇女眼界，揭示妇女心灵，让她们有机会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关注命运，从更多层面来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蒙学。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蕴含着潮地历史文化，在纯朴、真挚、通俗、生动的语言中，普遍存在温厚纯良、仁慈宽恕的传统文化底蕴，形成历史上潮地广大妇女贤淑、温柔的品性，从这一点来看,其深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使温柔纯良的潮地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早时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作为闺房文宝，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到老时有时想起，更为潮州歌册中的悲苦人物与故事落泪。有的阿婆是朗唱潮州歌册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识一二部，而是能唱十数部。大多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也能滔滔不绝背唱出来。不少妇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就以歌册来学文化、学知识、明事理……
近似古代的“说话”和“变文”
“潮州歌册”考其渊源及形成，很难准确界定。若根据现有材料推断，其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以往认为潮州歌册源于弹词，实则二者相差较远。首先弹词的表演者大多为一至三人，有伴唱，而潮州歌册却没有；弹词表演以小三弦、扬琴琵琶作伴奏，而潮州歌册则自始至终说唱，不用一板一鼓、一弦一琴伴奏。惟一相似之处是均为七言，但民间曲艺的七言体实则举目皆是。昔时潮州歌册虽有个别集子标明歌册的由来，如《宋明珠记弹词》、《隋唐演义右调弹词》，但作为潮州歌册，广集南北说唱台本甚至戏曲本子，以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很自然的。
潮地从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宋代是我国说唱音乐的全面成熟传播时期，潮地在南宋期间，由于宋少帝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已成必然，这种文化与潮地土生土长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册很有可能。若考其“潮州歌册”的结构，内容、用词、句法，就可看出它与“说话”“变文”有共通之处。
俚俗文学感动秀才财东
“潮州歌册”被认为是俚俗文学，文人学士不愿涉足其间，民间素材均为劳动妇女自己提供，成为“歌册”的原始作者。
此举感动了穷秀才们、潮剧艺人们、行铺财东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流传在潮汕妇女中的民间故事、地方传说、神话故事，编成册子。如饶平潮剧艺人林炳福编写的《柴房会》、《英台行嫁》，潮安浮洋潮剧艺人洪舜编写的《刘龙图骑竹马歌》、潮州市秀才柯逸士写的《曹翠娥传》、余芝伯写的《三义女》、揭阳失明艺人孙耀存写的《车田案》等等。这种歌册更具浓烈的地方色彩，它运用了大量的俚俗乡语，广受劳动妇女的欢迎。
过去潮州府城印制歌册的有“李万利老店”（开创于同治年间）、“王生记”、“陈财利”、“吴瑞文堂”、“王友芝堂”，汕头有“名利轩”，共有十几家。歌册均为木刻本，到清末民初，才有石印本和铅字印本。
潮州歌册的形成年代，《潮州府志》对此并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因为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想入正史实无可能。据推测可能形成于明末清初，因最早的旧版歌册是清咸丰年至同治年间的刻本。据老人们的记忆，祖辈传下来的都是手抄本。若在咸丰年间发现最早的刻本，歌册形成年代按理可往前推一点。
但愿“潮州歌册”不被遗忘，让它在潮汕的文化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研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的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