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普洱市民族团结纪念园内，矗立着一块刻满文字，长142厘米、宽65厘米、厚12厘米的石碑——民族团结誓词碑。这块石碑立于1951年1月，是云南边疆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见证物，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
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元旦，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召开。会上，佤族头人拉勐等提出：为了各民族永远团结不变心，永远跟着共产党，我们应该按佤族习俗搞一次剽牛盟誓！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盟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人与人之间友好交往的信用凭证，是神灵崇拜文化下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
拉勐的提议得到时任中共宁洱（后改为思茅、普洱）地委书记、原39师（普洱军分区前身）政委张钧的大力支持。
1951年元旦，盟誓大会在普洱红场举行。来自15个县，包括各民族支系在内的26个兄弟民族群众隆重聚会。到北京参加过1950年国庆一周年观礼，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佤族头人拉勐作为剽牛手，用剽枪击中牛的要害，牛一头栽倒在地，牛头朝向南方——这正是最吉利的征兆。全场欢声雷动，少数民族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
紧接着，张钧与各少数民族代表刻石立碑，上书：“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石碑还刻下了各少数民族代表用不同民族文字签下的名字。
1986年3月，民族团结誓词碑被普洱县人民政府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93年11月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记民族团结誓词碑立碑始末
位于宁洱县城西北侧的民族团结园内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立于1951年元旦，该碑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历史见证。
云南全境解放后，边疆的形势仍十分复杂，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民族隔阂很深，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复杂。在一些民族中，土司头人既是统治者，又是民族和部落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影响很大。加之境外残敌和敌对势力的窜扰和破坏，对敌斗争任务十分艰巨。这一时期边疆工作有三项任务：清匪肃特、巩固边疆、民族工作，核心是民族工作。民族工作做好了，民族团结加强了，国防才有巩固的基础。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重心始终是民族工作。坚决贯彻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方针，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连续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
为了进一步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团结对敌，巩固边防，选择适当的时机召开一次全区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共商大计，就成了头等大事。如何顺利打开人民政权在边疆的工作局面？如何增进边疆与内地的了解和民族团结？为让边疆民族上层更了解新中国、新政权，增进边疆对内地的了解，增进和巩固边疆民族团结，巩固边防，在适值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全国各地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建国一周年国庆盛典。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专区行署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动员了全区各个民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和随团工作人员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观礼活动。当时普洱专区的动员工作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有的民族上层人物思想有顾虑，有的佤族群众要押人质才让头人去。为了体现政府的诚意，对于部分少数民族上层的合理要求，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专区行署都尽力满足。中共宁洱地委派出民族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深入少数民族山寨，耐心细致地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经过艰苦的动员，动员34名各民族的土司、头人及代表，并安排随行人员（兼翻译），共46人组成普洱区赴京观礼民族代表团到首都北京观礼。代表团赴京路上，受到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在首都北京观礼期间，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观礼结束后，先后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使代表们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深感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坚定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此时的普洱专区，虽然已解放一年多，但形势还是非常紧张，逃到境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随时准备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进攻。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专区行署的领导早已意识到，除了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团结群众、凝聚人心，因此，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专区行署决定借进京观礼代表返回之机，召开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共商民族团结大计。
当赴京观礼的民族代表回到普洱时，中共宁洱地委按照团结进步、团结生产、团结对敌的指导思想，于1950年12月26日至31日，在普洱专区所在地宁洱召开了划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赴京观礼代表和来自全区（包括今普洱地区、西双版纳州、临沧地区沧源县）各地的傣、佤、彝、拉祜、哈尼、布朗、基诺等26种民族（含支系)的首领、头人、代表及专区党政军领导人共300余人欢聚一堂，共商民族团结大事。到北京等地参观回来的代表转达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边疆各族人民的关怀，特别是当代表传达毛主席亲自接见代表团并同拉猛代表握手谈话时，到会代表群情激奋，纷纷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建设民主、自由、幸福的大家庭。会议最后一天采纳了拉祜族、佤族代表的建议，举行剽牛仪式，结盟发誓成功与否，由剽牛结果如何而定。他们按照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来表达各族人民团结到底的决心。
专区党政军领导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由西盟佤族头人拉勐剽牛。最后，剽牛倒地方位很好，拉勐和全体代表高兴极了。拉勐高兴得又笑又跳又唱又拍手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定了，团结会搞好。”他高声喊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各民族齐心团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全场群众跟着傣族代表呼喊“水！水！”。随后，主席台上的党政军和各族代表（主席团成员）在红纸上用各民族自己的文字签了名字。碑文誓词：“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大会主席团的48名代表依次在准备好的红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当时复杂的边疆斗争形势下，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盘踞在边境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益猖獗起来，经常流窜到境内搞恐怖活动。在誓词碑上签名，就意味着要受到生命的威胁。后来，“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于1951年元旦立在县城红场，从此，立下了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
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的鼓舞下，当年参加立誓的党政领导和民族上层人士经受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和锻炼，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生命，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的神圣誓言。1951年5月初，盘踞在境外的国民党军残部“云南反共救国军”第十一纵队窜犯西盟，攻占了区政府。匪兵以开会的名义将傈僳族代表李保哄骗到区政府，后又挟持到缅甸营盘。敌人将李保绑在木架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我方情况，逼他投降。李保这位60多岁的傈僳族老人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匪兵恼羞成怒，把李保活埋在缅甸营盘。澜沧永安区区长李扎迫（拉祜族），虽年已80岁，但还经常佩带着卡宾枪和弹带，保卫自己的家乡。
1951年6月，国民党残部窜入卡佤山，曾几次无耻威逼诱惑，都被他大骂拒绝。后来敌人9次进攻木嘎，他组织拉祜族民兵配合解放军将敌人击溃。10月，他去世时，病榻前还挂着毛主席像，惦记着抗美援朝的事。佤族代表岩火龙回来后，积极到周围寨子宣传党的政策，告诉阿瓦山人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1951年5月，国民党李弥残部窜犯澜沧、沧源、耿马等县，想拉拢岩火龙，叫他去台湾参观，被严词拒绝。岩火龙的父亲惧怕敌人，在敌人威逼下去参加土匪召开的会议。岩火龙规劝父亲都无济于事。最后，岩火龙掏出手枪饮弹自尽，用19岁的年轻生命表达了对党的深切感情和团结对敌的决心。
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此碑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在边疆取得伟大胜利的见证，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革命文物。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历史见证，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种崭新民族团结关系的开始，是我国民族工作成功的典范，是云南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爱国爱党的结晶，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民族工作的胜利，为后来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和边疆各民族的大团结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