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应寺俗称东藏，蒙古族人称“葛根苏木”，俗称佛喇嘛寺。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该寺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到康熙四十四年初具规模。道光年间，寺院达到鼎盛时期。康熙帝赐名题字，赠刻有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瑞应寺匾额，并称瑞应寺一世活佛桑丹桑布为“大清东部蒙古老佛爷”。瑞应寺是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瑞应寺在鼎盛时期有僧众三千多人，寺院建筑方圆十里有余，其中有大雄宝殿、祈愿殿、九大臣祈愿殿及东西配殿，大雄宝殿外有四大扎仓和德丹阙凌（藏语：安乐具足法殿）及活佛殿，周围有五座学院分别建在东西南北山顶或山坡上，大白伞盖寺在东北山顶，护法寺在东南山顶、面北而坐，度母寺在西南山头，关帝庙在西南山坡，舍利寺在西北山顶。整个寺院布局合理、主次分明，形成了内外相映、四面对称的独特格局，此外还有绕寺院一周的环寺路，路边有万尊石雕佛像，环路而立，宏伟壮观，实为佛门圣地。
经历长达180多年的扩建，瑞应寺形成了气势恢宏的佛教建筑群。正殿大雄宝殿，栋宇巍峨，雄伟壮观。活佛宫分东西两馆，有房舍999间，南北七道门。大殿周围有四大扎仓和德丹阙凌，寺院外环——万佛路上有万尊石雕佛像，素称“万尊佛”。
瑞应寺历世活佛都很受皇帝的礼遇，年年都进京为皇帝诵经祈福，他们也得到过朝廷东蒙王爷们的支持。
历史上曾经辉煌兴盛的瑞应寺，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变得面目全非。然而瑞应寺曾对蒙医蒙药、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文化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在广大信教群众特别是蒙古族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瑞应寺正迅速恢复昔日风貌日益成为引人关注的佛教圣地。
瑞应寺法相学院始建于1765年，又称萨尼特扎仓，是传授佛教哲理的因明学部。瑞应寺七世活佛与庙管会在社会各界信众的支持下历时四年修建完毕，是目前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藏式建筑。萨尼特扎仓大殿正中供有12米高的铜铸镀金弥勒佛像，两侧供有1000尊文殊菩萨，还有五尺高的宗喀巴大师、吉祥天母、文殊菩萨、绿度母、无量寿佛、药师佛等镀金铜像。大殿内藏显宗哲理五部经典，还藏有《甘珠尔经》及解释《甘珠尔经》的典籍《丹朱尔经》。
建寺传说
康熙私访到佛寺的故事在阜新地区可谓家喻户晓。
相传，当年康熙皇帝私访来到土默特左翼旗并结识了山洞中的喇嘛，即后来的瑞应寺一世桑丹桑布之后，不仅拨国帑建造了瑞应寺，而且这位桑丹桑布曾先后13次觐见康熙皇帝。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御赐寺名“瑞应寺”，并钦赐一块蓝底金字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的竖匾。从此，瑞应寺更加声名远扬，其规模、实力也迅速壮大，号称藏传佛教八大国庙之一，与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并称为西藏以外的三大寺院。
公元1669年初春三月间，清朝康熙皇帝到东北微服私访，出关不多日，骑黑驴进了一个小屯，被一家娶亲主人请进正堂喝喜酒。康熙心生诧异，抬头看看天气，心想：今天不是良辰吉日，这家主人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办喜事呢？康熙在告辞前问：“儿女成婚日何人择定的？我想去拜见他。”主人答道：“屯北山顶处，有位高僧尊号桑丹桑布，常年静坐于石洞内。”康熙顺着主人指引的方向，牵着驴左折右拐步步登高，忽然见前方奇峰怪石之处有一朝阳石洞，定睛细看，一只小白兔跳到洞口，瞬间变成了一只斑斓猛虎，横卧于洞口，见到生人走来，便虎视眈眈。康熙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他进退维谷之时，一位面带微笑的中年喇嘛走出洞口，高声诵道：“贵客到来，有失远迎，老虎惊骇了，请海涵！”堵住洞口的那只老虎，瞬间又变成了一只小白兔蹦跳而去。
康熙皇帝舒了一口气，步入石洞，轻声问道： “你就是桑丹桑布喇嘛？”
“贫僧正是。”桑丹桑布一边答话，一边将一石碗浓茶放在石桌上，“请品尝本地玉簪花茶”。
康熙品了几口，顿觉神清气爽。打量眼前的桑丹桑布，但为什么给山下娶亲人家看错了日子？桑丹桑布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抢先说：“山下有一家儿子结婚，吉日良辰是我择定的。本来今天是死祀日，但今天有紫微星下界，光临此宅，故可逢凶化吉呀！”
几句话道明了康熙的身份，康熙惊诧万分，知道是遇到了得道高僧。于是，就将自己昨夜做的怪梦告诉高僧。桑丹桑布说：“那个一下子抱住太阳的蓝袍童子便是你，而那个黄袍童子则是你的父皇顺治爷。一位仙翁将他拖走，表明你父皇已出家为僧”。
“你神机妙算，举世无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活佛！”
桑丹桑布闻听此言，忙跪倒在地，谢道：“吉言难得，谢皇恩深似大海！”遂行三拜九叩大礼。
“你如此神通广大，为何不建庙，招弟子，广传佛法？”康熙问道。
“贫僧心有余而力不足。”桑丹桑布答道。
康熙笑道：“今日我与高僧巧遇石洞，这就是一种善缘，高僧的事也是我的事，我决定给你修建寺庙，日后将派专人来筹划此项工程。”临行前，康熙皇帝给当地贝勒王卓里克图留下一纸垂诏，命他帮助桑丹桑布建寺。
有了皇帝的圣旨，始祖活佛桑丹桑布便寻觅建庙的风水宝地。当他行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时，发现这里三面环山，呈面南背北的“座骑”状分布，南面开阔平坦，天空祥云朵朵，地上万物茂盛。真是一方宝地！于是，桑丹桑布奏请康熙皇帝恩准，便在这里修建寺庙传经布道。
道光四年（1824年），皇帝赐予瑞应寺扎萨克喇嘛一枚行政印鉴，同时，土默特左翼旗王爷将瑞应寺附近17个村屯的旗民和土地以及瑞应寺周边的24座寺庙都划归瑞应寺管辖。从此，集行政、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的瑞应寺，不仅成为了东北及东蒙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也成为了东北和东蒙地区惟一一座拥有“政教合一”特权的特殊寺庙。
史料记载，从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开始，历经百余年的修建，瑞应寺逐步形成了一座依山傍水的大型寺庙建筑群，整座寺庙占地18平方公里，大小殿宇97座，1620余间，寺中僧人的住宅就达3000多间。远望整座寺院，可谓是殿堂楼阁错落有致，金光塔影绚丽辉煌。鼎盛时期，曾拥有喇嘛僧人3000余众。因此，瑞应寺不仅在民间有着“有名喇嘛三千六，没名喇嘛赛牛毛”之誉。
阜新历史上第一所“综合大学”
提起藏传佛教寺庙，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扎仓”，当年瑞应寺的四大“扎仓”曾闻名遐迩。
“扎仓”，汉语意为学院、学部。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化的核心是大、小五明文化（大五明指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小五明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学、戏剧学、历算学），其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的知识系统，博大精深。因此，在藏传佛教一些著名大寺院里，针对“五明”开设有专门的“扎仓”。
现在看来，当年的瑞应寺堪称当地历史上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自成体系的四大“扎仓”也正是这所“大学”中的四个“院系”。比如，曼巴扎仓（医药僧院）是专门修习研究医学、药学，专门培养蒙医药人才的基地；丁科尔扎仓（时轮僧院）是修习研究时轮、天文、历算、星卜学的僧院；阿克巴扎仓（密乘僧院）是专门修持密宗的僧院；萨尼特扎仓（法相僧院）是专门修习研究佛学哲理的学部。
数百年来，瑞应寺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蒙医药学、哲学、天文历法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其中，名医辈出的曼巴扎仓堪称是蒙医药方面的“最高学府”，也一直成为东北地区蒙医药学的一个人才培育中心。
斑斓绚丽的风情与文化
去过北京雍和宫的人，都会对大殿前摆放的一口超大号铜锅感到惊奇。其实，这大铜锅是当年藏传佛教寺院在举行大型法会时，为僧人和信众们做肉粥所用。各个寺院的粥锅大小虽无定制，但的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每个寺院规模、地位以及文化影响力的不同。
据载，当年瑞应寺的“莽贞”大铜锅无论口径和容量都要远比雍和宫摆放的那口大得多，而且共有四口。“莽贞”大锅有多大？一顿可煮肉5000斤，下米2000斤，一顿肉粥要烧掉苞米秸秆1200捆。
大铜锅或许可以作为瑞应寺辉煌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当年，清朝统治者的愚民统治政策并没有愚化广大蒙古族儿女，这里反倒成为了培养大批精英的摇篮。
作为蒙古族曲艺艺术的一个代表，胡尔沁说书被列为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胡尔沁说书艺术的一代鼻祖——旦森尼玛便是从瑞应寺走出的一位喇嘛。
提起长篇章回体小说《兴唐五传》，蒙古族群众家喻户晓。这部巨著在整个中国文学历史上堪称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的作者恩可特古斯就是瑞应寺五世时期的一位高僧。
经箱乐、查玛舞是一直活跃在瑞应寺寺庙活动中的两种古老艺术形式，如今，这两朵饱含宗教、民族和历史色彩的艺术奇葩，已经成为了阜新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一份宝贵遗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一个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以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瑞应寺古刹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1997年10月9日，瑞应寺在经历了55年没有的历史之后，迎来了第七世洛桑义希·成来坚措。经过10余年的恢复建设，如今的瑞应寺不仅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的东方中心，也成为阜新地域特色文化的一张“名片”，一个云集着四海游人的旅游交流中心。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丹迥·冉纳班杂说，阜新地处蒙、汉相邻的明长城和清柳条边沿线，早在明末清初藏传佛教传入时，当地蒙古族人正处于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变革时期。这样，以瑞应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相互吸收与交融，逐步形成了这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正是由于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与传承，才滋养了阜新人淳朴善良、豪放热情、古道热肠的性格，才衍生出这块神奇土地上特有的文化风貌和地域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