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浸种催芽前后，禁喝酒(酒易引发醇菌霉芽)。下秧日，吃熟整[gěn]鸡蛋(祈圆满成功)。栽秧，称“栽米树”(因秧殃同音)，必吃酒糟、糍粑，“打发”盐蛋，取甜蜜、圆满之意，又具防寒壮骨之用。
农户都重视“吃新”，第一顿新米饭，特用小木甑蒸，另备好菜，敬祖先、天地、长辈，并接附近亲友“尝新”。车水时唱“数槽”歌，把计数与唱山歌结合起来，歌声嘹亮、音节舒长，或憧憬丰收喜悦，或哀叹水旱灾害疾苦，悠扬清凄，扣人心弦。踩田，是华容稻田中耕主要形式，有“脚脚捅到底，石谷六斗米”的说法。薅草，又叫“薅花”，有“棉薅三道白如银，锄头口上出黄金”的谚语。
旧时山丘区，妇女坐着椅子薅花，薅一块挪动一次椅子。垸区棉花面积大，抢晴天薅草叫“赶草”，茶水、中餐都带在田间吃。积青肥，山丘区叫打(砍)青，垸区叫打草(湖草)。
上述这些田间劳作，旧时都伴有田歌(又叫山歌)，特别是踩田和打青，歌声满田满垅，男唱女应，气氛欢快。虽有少数歌词猥亵、格调不高，但绝大部分都内容健康，曲调优雅，形式灵活多样。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强调“兴无灭资”，唱革命歌曲，山歌为之停腔。近几年又有所流传，并吸收一些新的内容和表达形式。随着科学发展，“捅草”、“车水”等农活已没有了。
手工业
清光绪壬午《华容县志》载：“土著之人，不习技艺，一切土木创造之工，悉自外来。”明、清后，外来工匠在华容落籍的渐多，手工业者遍布城乡，形成很多帮规、行俗。各行业都兴拜师收徒，规矩极严。有“徒弟徒弟，三年奴隶”的说法。出师以后，仍终身执弟子礼。以师派和籍贯形成帮口，论资排辈，师、师母、师伯、师叔统为师长；师兄、师弟为“师门手足”。
各帮都控制业务范围，即使至亲好友也不能随意入境作业。华容敬称手工业者为“艺人”、“匠人”、“佬”(剃头、修脚、阉猪、铣磨、补锅、看鸭等)，以“匠”(金、银、铜、铁、锡、木、瓦、窑、石、漆等)为尊，“佬匠同吃，匠坐上席”。
各行各奉自己的祖师，各组自己的行会：渔民拜拉搭庙，烧酒拜杜康爷，屠户、厨子祀詹王，木、瓦、窑、石、漆和篾匠都敬奉鲁班，银、铜、锡、铁匠拜太上老君(老子)，裁缝祖轩辕，等等。每年都依祭期祭祀，并借此集会，讨论行会事宜。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基本与行会无别。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党和人民政府提倡阶级友爱，以工会和同业工会取代行会组织，倡导新的师徒关系、劳资关系和主雇关系，除带徒传艺等合理习俗继续承传外，其余陈规陋习均已革除。
水上作业
华容古代“波镶四陆”，民多“蛋户”。“出没烟波里，拼搏风浪中”，危险大，祈天求神，禁忌很多。渔民称过年为“开头”，“开头”礼仪简古：只在船头上用切开的萝卜插上香，供上活鱼，放一挂鞭，合家吃一餐“开头饭”。渔民忌说“沉”、“滚”、“翻”、“水”、“龙”等词，改用别字别音。渔民以使用的不同业笥和家族分帮，但帮规较松散，互不忌切。挂钩业长居水上，奉祀姜太公。其他各业，多系半农半渔，临时以业为帮，冬聚春散。解放后，渔民逐渐定居陆地，建立新村，风俗与当地居民同化。
华容船民不多(历史上的大宗运输都靠外地船只)，且多为“五板子”这类小船(2—3吨)，外港无华容码头。船民以船头为圣地，严禁妇女踩踏，尤其船头挽缆的短柱，称为“将军柱”，神圣不可侵犯。其他禁忌略同于渔民。与其他行会一样，兴“打牙祭”，每逢初一、十五会餐，开餐前，先投酒肉于江，祈求平安。解放后，讲科学、破迷信，加上航行安全系数增高，旧习俗全然革除。
1989年7月，北景港镇防洪大堤出险，指挥所一声令下，数十艘正在航行的船只应声投入抢运石头。汤光前所驾20吨木船主动充作抬运块石的浮桥，船头“将军柱”碍事，汤自操板斧，劈掉柱头，受到县人民政府表彰。他说：“过去讲迷信，谁敢在这太岁头上动土，现在讲科学，不信这个邪。”
商业
华容历史上土著经商者少。清光绪壬午《华容县志》记为“水陆商贾，多闽、粤、豫、皖之人，旧有六帮之号，本邑务本者(务农)多，逐末者少”。商业禁忌、牙祭、收徒等习俗与手工业略同，但重视“行话”，流行较广的是手势与代称两种“密码”。代称，1叫流， 2叫页，3叫佐，4叫襄，5叫爪(guǎ)，6叫挠，7叫乘，8叫敲，9叫黄。手势基本与民间通行无异，但增减式极为诡秘，且各帮不同，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因此受骗上当。
牛马交易，更讲“袖里乾坤”，双方经纪人相互在衣袖里掐指头、作手势，讨价还价，不让买卖双方参与商议。记帐划码都用“土码子”(又称汉码子“丨、刂、川、 、 、 、 、十)，无论横书竖写，字码都横列，起头字下标计数单位。
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地下非法交易，打击中间剥削，无论公私企业，一律明码实价，推行新的会计方法，提倡信息交流，旧的行话、行码、土码都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