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第一名镇水冶，此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太行山的出山口，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这里物阜民丰，人民勤劳聪明，精于谋算，紧邻镇西的村子井家庄，就是宋朝名相韩琦的出生地。
韩琦，字稚圭，宋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公元1008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少年聪明过人，读书刻苦，博闻强记，1027年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甲科第二名，自此开始了宦海沉浮。1058年6月，50周岁的韩琦被宋仁宗拜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开始了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一生，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位高权重，政绩显赫，功勋卓著，忧国忧民，被称为“一代贤相”。宋英宗年间进右仆射，封魏国公，人生达到了顶峰。
然而，仅仅是位高权重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一定就能留下什么，衮衮诸公在封建王朝不绝如缕，但能被百姓叫得上名字的寥若晨星；高官厚禄也富不了几代，再多的财富也如风沙一样散了聚、聚了散，终至归于虚无。在中原、在豫北、在安阳，有一座院落和苏堤、白堤、武侯祠、岳麓书院一样闻名遐迩、青史留名，这就是韩琦建造的昼锦堂和后人为纪念韩琦而建的韩王庙。
古雅昼锦堂
宋仁宗至和年间，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的职务赴任相州。到任后，韩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请来巧匠，对相州府进行扩建，在州署后修建一座堂舍，作为修身养性之地，并据《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取名“昼锦堂”。建成后的昼锦堂宏伟秀丽，古朴优雅，文人墨客慕名来会，纵谈诗文，成为宋代以来著名的园林和书院。
昼锦堂建成后，韩琦邀请好友，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之题记。出于对韩公的崇敬，欧阳修欣然命笔，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昼锦堂记》。文章对韩琦给予了高度赞扬，还对韩琦的政绩给予了恰当的评价：“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文章还赞誉韩琦身居显位，不炫耀富贵，将韩琦和苏秦、朱买臣作深刻比较，指出后者一旦得志，便“高车驷马，旗旄导前，骑卒拥后”，大摆排场，衣锦还乡。而韩琦追求的却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这种情怀和志向，令人敬佩和赞扬，不但在当时社会非常难能可贵，就在今天也非常有教育意义。《昼锦堂记》简洁明畅，说理透辟，成为传世名篇。
百衲三绝碑
更为珍贵的是，立于昼锦堂内的昼锦堂记碑，被世人称为“三绝碑”或“四绝碑”。欧阳修撰文后，由大书法家邵必篆写碑额，礼部侍郎、大书法家蔡襄书丹。因文章绝妙，书法绝精，记述之人绝奇，故称“三绝碑”或“四绝碑”。书法史上论及宋代的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蔡襄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楷书入宋以后，蔡襄是宋代楷书的第一人。出于对韩琦的尊重，蔡襄在书丹《昼锦堂记》的过程中十分慎重，别出心裁，每个字单独写上十遍，择其最佳者进行拼合，故《昼锦堂记》碑又号称“百衲碑”，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由此可见韩琦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我国古代书法名家米芾、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钱泳和康熙皇帝，均以《昼锦堂记》为内容创作书画。
政治建树丰
韩琦和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彦博、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同处一个时代，经历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政治风云。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整顿吏治，于京师建立太学，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并且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评判标准，这就是“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扰。后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改革也被废止。韩琦先后在扬州、郓州和相州等地做官，前后长达11年。
韩琦一生在政治上建树颇多，1036年，韩琦任右司谏。韩琦以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位居中枢却才德不具、无所建树为由，连疏其过，使4人同日被罢官职，朝野大震。两年后，西北部的大夏公然对抗北宋。韩琦受命领兵御敌，他在前线善于分析敌情，合理用兵。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支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琦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合力御敌，深得将士信赖，时称“韩范”。其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宋词鉴赏辞典》仅存韩琦4首词，但却被列在“被鉴赏者”的名单之内，可见其在诗词方面的造诣。
公元1075年6月24日，韩琦病逝于相州，终年68岁。宋神宗“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赐神道碑，并亲题“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文赐之，谥号“忠献”。葬于今殷都区北蒙办事处皇甫屯村西的凤凰岗下。
怀念越千年
韩琦去世后，家乡人民非常怀念他，在昼锦堂西侧紧挨商王庙的地方修建韩魏公祠，俗称“韩王庙”。而昼锦堂却作为著名的书院流传至今，民国年间，在昼锦堂旧址成立省立第十一中学，解放后改为安阳市第五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校已迁到新的校址，昼锦堂和韩王庙作为重要的文物而被保护、修缮。如今，韩琦后人有80多万人。
安阳市成立了韩氏宗亲会，每年农历七月初二是韩琦生日，海内外韩琦后人在韩魏公祠举行“韩氏恳亲大会”。穿过近千年的风风雨雨，撩开历史的迷离尘雾，魏国公韩琦在人民的心目中愈加伟岸，他的淡薄名利，实干兴邦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昼锦堂仍然世世代代对国人起着警示教育作用。
集四绝于一身的《昼锦堂记碑》
宋时的相州即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其境内的昼锦堂则为北宋时期号称“贤相”的韩琦所建，在今韩琦庙内。《昼锦堂记》是身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大文学家欧阳修专为韩琦建昼锦堂一事所写的议论文。
古人把人富贵后回返故乡的行为称为“衣锦还乡”。意思是白昼穿着锦绣衣衫荣归故里，荣光无比。可是韩琦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威风排场为荣，也不以高官显爵为贵。他建昼锦堂的目的，就是要向家乡的人们表明这样的心迹。欧阳修紧紧围绕“昼锦”二字层层发挥，先说衣锦还乡，古人无不如此，可是韩琦却不以前人所夸耀之事为荣，而是以此为戒，志在建功立业、安邦定国，从而有力地否定了那种“荣华富贵，衣锦还乡”的庸俗思想。对那些只图个人荣华富贵的官迷，给予了强有力的抨击。
《相州昼锦堂记碑》刻立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这一年，韩琦58岁。碑文由当时的尚书、礼部侍郎、大书法家蔡襄书丹，尚书、刑部郎中邵必题额。据说，碑上的每一个字，都是蔡襄从写出的10个相同文字中筛选出来的，即“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之百衲本。”(《广川书跋》)该碑高2.75米，宽1.25米，厚0.26米;碑座高0.45米，宽1.40米，厚0.68米，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碑”。由于该碑是欧阳修文、蔡襄字、邵必题额，因而被后人称为“三绝碑”;加上碑阴刻有司马光颂扬韩琦的文章，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四绝碑”。碑文共18行，每行39字，每个字4 厘米见方。
昼锦堂原在高阁寺一带，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移建于韩琦庙内。1968年堂与庙均毁于大火。现有的昼锦堂和韩琦庙均为新建的。《昼锦堂纪碑》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立的《重修宋忠献王昼锦堂碑亭记》，就存立于新建的碑亭内。
据《安阳志》记载，《昼锦堂纪碑》的原碑早已亡佚。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重刻;而元碑也一度亡佚，直到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才被发掘出来。因此，现有的《昼锦堂纪碑》为元至元年间的重刻碑。
衣锦还乡情难免 昼锦而行品自高
一
当年，项羽率军攻占咸阳，火烧秦宫，劫掠了财宝就往老家彭城赶。有人劝他说：“关中这块地方，土地肥沃，又有山河为屏障，是建都成就霸业的好地方。”项羽却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从此，就留下了一个成语：衣锦还乡。
凡夫俗子也同样有着“衣锦还乡”的想法：得势后一定要在家乡父老面前炫耀一番，否则总觉得有些遗憾。
那么，普通人为什么会有强烈的“衣锦还乡”情结？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家乡人了解自己的底细，发迹前后的巨大反差更容易在父老乡亲面前得到羡慕；其二，世上总有势利的人，一个人在困厄之际难免会遭受轻视，于是，某些人发迹之后“衣锦还乡”的做法就有点“心理报复”的味道——你们当年轻视我的时候可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吧？
历史上有许多故事反映这种情结。西汉的“朱买臣休妻”就是一例。朱买臣未发迹前家境贫困，靠砍柴为生。他喜欢读书，担柴时也边走边吟唱。其妻觉得砍柴很丢人，屡次阻止他在担柴时吟唱诗书。可朱买臣依然故我，妻子觉得朱买臣不靠谱，要求离婚。朱买臣无法挽留，只好任凭她离去。
后来，朱买臣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官拜会稽太守。赴任之际，会稽的官员将欢迎仪式搞得很隆重，在欢迎的人群中，就有朱买臣的前妻。见朱买臣风光无比，前妻请求与朱买臣复婚。朱买臣叫人将一盆水泼在地上，对前妻说，你若能把倒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可复婚。前妻很羞愧，最后自缢身亡。这个故事既是劝人不要太势利，以免像朱买臣之妻那样后悔莫及，同时也从侧面表明，衣锦还乡往往意味着能够享受莫大的荣耀和心理满足。
与朱买臣际遇相似的还有战国时期的苏秦。他最初以“连横”的主张游说秦惠王，没有成功，游说资金也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时“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安慰，可是，家人给他的却是情感打击，“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刺激之下，苏秦更加发愤读书，一番努力之后，最后以“合纵”的主张成功游说了“山东六国”。
发迹之后，他挂六国相印，途经家乡，家人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苏秦的慨叹可以说是对世态炎凉的极佳概括。
正因为发迹前后的反差太大，所以很多人才愈发追求衣锦还乡的成就感和荣耀感。这种追求总让人感觉境界不高，心态不够豁达。
二
那么，有没有一种超越衣锦还乡的高尚情怀？
有。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主旨就是颂扬韩琦的这种人生境界——“不以昔人所夸者（即衣锦还乡）为荣，而以为戒”。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欧阳修的解释。
欧阳修欲扬先抑，说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在人情上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就是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秦当初不被他的嫂子礼遇，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发迹之后，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有旗帜在前面导引，有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从前那些庸夫愚妇，则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蹄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些人发迹后得意扬扬的表现，就是像穿着锦绣服装回到故乡那样荣耀。
随后，欧阳修笔锋一转，引出了韩琦。他说，可是大丞相魏国公韩琦却不这样。韩琦是相州人，他的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韩琦本人年轻时就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因此，对韩琦来说，他很早就得到了世人艳羡的富贵，并不像曾经有过困厄经历的人那样，是靠时来运转才发迹的。
更难得的是，再高大的旗帜，也不足以显示韩琦的光荣；再高的官位，也不足以显示他的富贵。
那么，韩琦的荣耀和富贵要靠什么才能显示出来呢？欧阳修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意思是说，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而功勋延及国家，把这些镌刻在金石上，并用诗文传播到四面八方，使他的好名声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韩琦的大志所在，士人对他的希望也是如此。
与这样的大志向、大气魄相比，普通人那些夸耀于一时、荣耀于一乡的“衣锦还乡”是否显得有些狭隘呢？
最后，欧阳修才交代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的缘由。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年—1056年），魏国公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兼任相州地方官，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并在院内的石碑上刻诗。诗中认为，过去像苏秦、朱买臣等人那样，以计较恩仇为快事、把衣锦还乡视为荣耀的做法是可耻的。所以，韩琦“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即他不把前人所夸耀的“衣锦还乡”当作光荣，却以此为警戒。所以欧阳修才感慨地说：“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欧阳修进一步说，韩琦所以能出将入相，成为“社稷之臣”，原因就在于他思想境界高远、心量广大。把他的丰功伟绩铭刻在钟鼎之上，谱写在诗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哪里又仅仅是相州一地的光荣啊。欧阳修还称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相州昼锦堂记》构思新颖，写法别致，堪称优秀散文之典范，而韩琦的人生境界亦堪称世人之楷模，文因人而成就佳构，人因文而美名远播，二者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三
韩琦和范仲淹、欧阳修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史书记载，韩琦“相三朝，立二帝”，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北宋防御西夏、契丹及改革行政积弊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有贤相之名。韩琦弱冠之年即考中进士，在担任谏官之时就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后来，他与范仲淹一起经略西北，史称“韩、范”。当时的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北宋与西夏议和后，韩琦入朝为执政大臣，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成为主持“庆历新政”的重要改革派人物。北宋至和年间，韩琦“归判”相州。按照唐宋两朝的官制，以高官兼较低职位的官称为“判”，“归判”即被“判”到自己的家乡为官，这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因为它可以很好地满足一般人所谓的衣锦还乡的心理。就是在这时，韩琦建了昼锦堂，提醒自己不要堕入普通人“衣锦还乡”的庸俗思想之中，而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服务苍生和社稷为己任。至和之后，韩琦又得到了两次“归判”的殊遇，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莫大的荣耀了，可是韩琦“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三次“归判”之荣在他看来不过是“浮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