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连去旅顺口，交通极方便。一条铁路，三条公路，可以任选。三条公路是北路、中路和南路，其中北路历史最悠久。因为旅顺口古属金州之境，北路是金州城与旅顺口之间的一条官道，沿途设有数个官家驿站。如牧城驿、革镇堡、三涧堡，这是明清之际驿站的名字，现在还这么叫。上个世纪初，俄国人把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修到了旅顺口，这条支线与北路并行，于是在大连和旅顺口之间来往，公路或者铁路就可以任选了。
走北路，不论坐汽车还是坐火车，途中要经过好几个小镇。镇，就是站。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夏家河子前一站是革镇堡，下一站是水师营。在我眼里，水师营更像是一个村庄。后来觉得它名字叫得挺奇怪，就想知道究竟。翻开书后，大吃了一惊，原来它有那么多故事，不论是想了解古代的旅顺口，还是想了解近代的旅顺口，它都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地方啊。
书上说，明万历三十年，朝廷批准辽东巡抚赵楫的奏请，决定在旅顺口设置水军，修造战船。四年之后，一名守官和五百名水军正式来这里报到。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明廷知道形势不大妙了，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后金势力已经在东北兴起，他们非常害怕守卫京畿门户的旅顺口失守于一旦。然而，别说这几百个水军，即使有黄龙这种不怕死的部将，最终也保不住旅顺口。
在明朝，叫水军。到了清代，则改叫水师。那是康熙五十二年秋天，一直忙着入主中原的大清朝，总算转了一个身，决定在旅顺口设置水师营。编制与明朝的水军一样，也是五百个官兵。这些官兵大部分是就近从金州一带招募来的壮丁，其中有几十个还是刚刚抓来的海盗。让海盗充军，一是因为他们熟谙水性，二是让他们帮助练兵。清代的水师营，就是这样一支杂牌军。
不知是朝廷不够看重，还是下面渎职，当年水师营出海巡哨所用的十来只小船，居然是别处用过的淘汰货。只有官兵住宿的营舍是新建的，一共建了一千二百间。一个水兵分给两间，剩下的二百间，按军阶大小分给那几个军官。水师营实际上是半军半民的性质，允许水兵们带家眷，他们在这里有房子有地，可以一边出哨巡逻，一边种粮植桑，自给自足，这样就可以不发兵饷了。水兵们每年三月出哨，九月回营，军务并不紧迫。所谓的水师营，既像兵营，又像村庄。
自康熙至乾隆，中国是盛世之邦，四邻安宁，海内归服，辽东半岛也一直没有大的兵灾匪患。在这漫长的太平光景里，原本就闲散松弛的水师营，一点点地就怠慢衰败下来。以至于19世纪中叶，曾经像一座大村庄般的水师营，已然是房塌船朽，没有一点战斗力了。
道光三年七月，京城内阁有人奏请皇上，要将旅顺口水师营的一千二百间营舍只留四百间，拆除八百间，变卖成银子，归皇家府库。皇上听了，认为很有些道理，朝廷正缺银子花呢。然而，十多年后，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人们猛然发现，英国人向中国开来的不是木船，而是用钢铁制造的军舰。这支庞然大物般的舰队一出现，从皇帝到臣子，全部被惊呆吓傻。
其实，就在英国舰队向中国开来的前夕，道光皇帝曾责问奉天将军耆英说，不是叫你派人查办偷运鸦片烟的事儿吗？为什么两个多月了还不奏报上来？不知耆英当初如何回答皇帝，只从皇帝的责问就可看出，设置在旅顺口的水师营，此刻不但不能防什么海盗贼寇，就连查办烟贩这种事情也不能胜任了。据记载，那些被派去查禁鸦片烟的水师营官兵，个个都是吸鸦片的主儿，他们在暗中早已经成了烟贩子们的保护伞，一为有鸦片可吸，二为勒索钱财。至于海上防务，哪还放在他们的眼里。
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中英在东南沿海开战。朝廷大概怕北部沿海也出事，曾让奉天将军禧恩奏报旅顺口的防御情况，这位将军竟然谎报说：“该处口门狭窄，水势平浅，其岸上皆系荒山旷野，且形如釜底，无险可守，敌人不能据为巢穴。”
可是，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舰船在渤海湾和大连湾如入无人之境，英军还持枪上岸，一次次袭扰村镇，抢劫民财。旅顺口被改叫“亚瑟港”，普兰店湾被改叫“亚当湾”，大连湾则被改叫“维多利亚湾”。这时候，水师营的兵和船，早已逃匿得不知所向。
在同治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是1875年秋天，有人向皇帝奏报说，春天的某日，水师营一个名叫齐永杰的佐领奉命率船出海，去堵截一股横行海上的贼匪，还没等打仗，先遇上了风浪，一会儿就把战船掀沉了，水兵们手中的军械也都遗失贻尽。就是说，这支建于康熙五十二年秋天的水师，此时连抓几个小盗贼也已不能胜任了。
这就是大清朝的水师营。它在这里驻扎了165年。后来还是光绪皇帝看明白了，这个水师营，简直是形同虚设。于是，在光绪六年，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裁撤水师营，由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取而代之。
也许就是当年的这一个大举动，让水师营真正地成了一座村庄。男人们去了旅顺口，仍然保留着军人的身份，这里只留下了女人、孩子和一大片房子。此后，接连发生了两场战争，在后来的那场战争中，水师营村的民房几乎全被炸毁烧光，只剩下了西街李其兰家这座小院子。于是，这里就成了日军卫生队的战地包扎所。据记载，日本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当年就坐镇在水师营村指挥战斗。他曾一次次地从这里发出命令，让那些年轻的日本军人拿肉体当炮弹，向山顶上的俄军堡垒里冲刺。
那数万颗肉弹如魔鬼一般疯狂，最后终于把守垒的俄军打得一败涂地。1904年12月30日，日军刚刚占领黄金山炮台，便扯下了俄国军旗，换上了日本国旗。这是继1894年秋天之后，日军第二次攻进旅顺口。前一次打败的是中国军人，这一次打败的是俄国军人。
接下来的情景，就是1905年1月1日下午。俄军驻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派出军使，打着白旗到水师营日军司令部乞降。日本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同意军使的请求，答应与斯特塞尔会见，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11时。败军之将斯特塞尔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骑着西伯利亚白马，赶在10时45分就来到了水师营西街这座小院子。乃木希典像是故意要羞辱他，直到11时30分，才跚跚出现在门口。与斯特塞尔寒暄了一番之后，就开始吃午餐，所有的正事，都是边吃边说，餐后，他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在投降书上签完了字。
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人还与两军的部将一起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乃木希典的目光十分得意，留有哥萨克式大胡子的斯特塞尔也好像嘘出了一口气，对于他们两个，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在这张合影照片里，绝对看不出他们此前曾是敌我两方，那浓郁的血腥味正在从不远处的战场上钻进他们的鼻孔，一切就像什么也没发生。
下午1时20分，这场历史性的会见就结束了。临别之际，斯特塞尔出于感激，将自己心爱的西伯利亚白马赠给了乃木希典。后来，这匹白马成了乃木希典的战利品，他曾骄傲地骑着白马去接受天皇的检阅，以此向主子邀功。
水师营西街这座小院子，则成了战迹保护地。日本人将它从房主李其兰手中收买下来，在门前立起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水师营会见所；他们还在堂屋的房门外挂了一个牌子，在牌子上写了三个字：会见所。就连院子中间那棵拴过白马的枣树，也被当成了永久的纪念物。
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又一次来到水师营。村庄的形迹已经淡然，街两边已盖起了许多崭新的楼房，小饭店、小旅馆、超市、网吧、小五金店和汽车配件商铺，一家比一家兴旺。当年飞扬的尘土和砂粒，已经被厚厚的柏油给压在马路下面，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镇了。
在水师营西街，我看到了那座几百年前的小院子。它是石砌的五间平房，中间是灶屋，两边是居室。外套一个北方乡村常见的院墙，院门朝着镇街大开大敞。站在这里我就想，如果不是斯特塞尔当年在这里签字投降，这座小院子也许早就无声无息地坍塌了。就因为发生了这个故事，它反而被保存了下来。其实，它不只是为近代史上的那场战争，也为古代的那座兵营，做了注脚。
记得那天，离开了水师营，我又去了黄营子。它在旅顺口市内，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兵营。
黄营子的来历，有人说这里最早驻过清朝总兵黄仕林的兵，所以叫黄营子。也有人说，这里不但驻过黄仕林的兵，后来还驻过俄国兵、日本兵和苏联兵，因为那些兵都穿着黄色军装，所以叫黄营子。虽然说法不一，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这里一直是个兵营。而且，就在人们叫它黄营子以后，这里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兵营。
可是，我在里面转了半天，没看见一间清军当年建的营房。这一幢幢排列有序的营舍，大都是俄式建筑。虽是兵营，当年的设计者们并没忘记强调他们的文化符号。涂着黑漆的瓦垅铁，成了制作坡屋顶的主要材料，外墙立面则用青红两色的砖砌筑，那罗马式拱券，北欧风格的老虎窗，俄式的木制廊檐，虽杂然拼凑，却也十分和谐。
在营房内走廊的墙壁和门框上，看不见俄国兵和日本兵留下什么痕迹，却可以处处可以感觉到苏军士兵在这里生活过的气息。1945年至1955年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旅大之前，苏联红军某部曾在旅顺口驻守了十年。其中的一部分，就驻在这片兵营里。在营舍的走廊，不但俄式书写的班、排、连所在的房间号隐约可见，士兵们随意刻在墙上和门框上的俄文字母，也清晰可辨。
我想起了那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论是清朝的兵，还是俄国的兵，日本的兵，苏联的兵，所有那些曾经在这里驻扎过的兵，或死或伤，或失败或投降，或逃走或撤离。只有这座兵营，虽大部分已经墙旧屋漏，却仍然守在原地。
也许因为这里没有发生过水师营那样的事件，便不被许多人所知道，也没有像水师营那样被列入保护性建筑。可是，就凭它驻过那么多的士兵，它就应该被记住，并被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