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1060—1128)，字汝霖，是北宋、南宋之交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博学广识 文武兼备
北宋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宗泽出生在义乌山村石板塘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宗家虽贫苦，但有“耕读传家”的传统，父亲宗舜卿就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宗泽自幼随长兄宗沃参加劳动，农闲则在父、祖的教导下，读书识字。天资聪慧的宗泽，勤奋好学，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大约宗泽十几岁时，宗家举家迁居交通比较便利，商贸、文化较为发达的廿三里镇。在那里，宗泽视野扩大了，耳闻目睹宋王朝吏治腐败和外敌频仍，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抱负。不到20岁的宗泽毅然辞家外出游学，历时十余年，就学之地多达数十处，“求师承于四方”。他不仅悉心求学，研读“古人典要”，而且学以致用，考察社会，了解民情，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逐步看清了整顿吏治是解决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同时眼看辽国、西夏屡屡入侵，也产生了靖边安境、为国效力的思想。于是他认真研读兵书，苦练武艺。这样，宗泽迅速成长为一个博学广识、文武兼备、富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
元祐六年(1091)，宋廷举行省试、殿试。年已33岁的宗泽，通过发解试后，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开封应省试。宗泽通过省试(礼部试)后，进入殿试。当时秉政的高太后传旨，廷试对策需限以字数。宗泽在殿试时，不顾字数限制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批评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这是宗泽第一次在政治上亮相，就充分反映出他革除弊政的强烈要求以及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将宗泽置于“末科”，给以“赐同进士出身”。宗泽虽未能名登榜首，但毕竟通过了科举考试，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元祐八年(1093)，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宗泽上任后，该县属吏见宗泽年轻又初次为官，均有轻视之心。但宗泽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而妥善地处理完该县历年诉讼积案，显露了他处理政务的才能，赢得了属吏们的信任和敬仰。
绍圣二年(1095)知府吕惠卿命宗泽巡视御河修建工程，这时宗泽适丧长子，他强忍悲痛，奉檄即行。吕惠卿闻知后，赞叹道：“可谓忧国忘家者也。”这时天寒地冻，宗泽在巡视中发现不少民工僵仆道旁，立即上书帅司，建议推迟工期，待明春天暖时再动工，并表示届时“当身任其责。”朝廷同意延期。次年春，“河成，所活甚众”。
宗泽在官场初露头角，就表现出勤于职守、为官清正、体恤民情等高尚品德。此后，从元符元年(1098)至政和四年(1114)，宗泽先后任衢州龙游、莱州胶水、晋州赵城、莱州掖县等四县知县。纵观宗泽从政20多年，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所至称治”，赢得了各地群众对他的信赖和爱戴。如在知龙游县任上时，创设县学和倡办“义学”，迅速改变了该县愚昧落后的状况；在胶水县时，顶住上司莱州通判的高压，断然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其姻亲温包，有力打击了当地豪强势力；在掖县时，为民请命，力陈科买牛黄之非，迫使户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免去在掖县科买牛黄的任务；在赵城县时，关心西北边防建设，上奏朝廷建议升县为军，加强防卫设施，等等。龙图阁学士范纯粹赞扬道：“如宗君，虽古循吏未见其比。”然而，由于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权奸当道，因而宗泽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
随着辽、金不断南侵，宋王朝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下令将登州等四州提升为“次边”，要选拔一些干练的官员充任通判。在京东东路安抚使梁子美的推荐下，政和五年(1115)，宗泽升任登州通判。登州邻近京师，权贵势力伸手其间。如登州仅宗室官田就有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纳租税万余缗，都转嫁到当地百姓身上。宗泽上任后，忿然上书朝廷，陈明实情，请求予以豁免，终于为登州百姓免除了沉重的额外负担。又如登州道士高延昭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民愤极大。宗泽明知宋徽宗崇信道教，道士权重一时，而高延昭又是道教总头目林灵素的亲信爪牙，如果惩办高延昭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为了维护百姓利益，仍断然依法惩处。
宗泽在官场中，越来越看清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感到自己已难以有所作为。宣和元年(1119)，年届六十的宗泽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鸿庆寺的虚衔，遂退居 家乡义乌邻县东阳，结庐山谷间，拟著书自适以度晚年。同年三月，高延昭潜往京师，通过林灵素向徽宗诬告宗泽蔑视道教，改建登州道观“神霄宫”不当，徽宗竟下令将宗泽“褫职羁置”，发配镇江“编管”。宗泽被编管期间，夫人陈氏病逝，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更陷入困境。宣和四年(1122)，徽宗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宗泽先掌监镇江酒税，二年后才调任巴州通判。
这时，金国在北方崛起，辽、金、宋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忧国忧民的宗泽却被远置西南边陲巴州，完全背离了他的意愿。宗泽在这期间所作的《古楠赋》、《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借景抒情，如泣如诉地表述了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并借汉末巴郡太守严颜隐喻自己，表达了愿做“断头将军”，决不做“投降将军”的决心。
抗金勤王 转战河朔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第一次大举南下，次年正月金兵围攻都城开封。徽宗急忙把帝位传给儿子赵桓，自己逃往南方去了。爱国官员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起抗金，并击退了金兵对开封的围攻，刚即位的宋钦宗为了表示要重振朝纲，下诏朝臣举荐能员和堪任将帅者。
靖康元年(1126)初，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宗泽一接招书，不顾68岁高龄，立即日夜兼程驰赴京师，抵京后即向钦宗“奏对三策”，力主抗 金，反对求和，此后又多次上书陈述抗金主张。然而，钦宗同徽宗一样昏庸，把希望寄托在与金兵的和议上，竟派宗泽充当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尖锐地指出：和议使名不正，请改计议使，临行前对同僚说：“此行不生还矣!”决心赴金营以死与之抗争。钦宗深恐宗泽破坏和议，急忙改派他人前往。这时金兵第二次大举南下，黄河以北各州县官吏纷纷弃职而逃，河北局势一片混乱，于是钦宗把宗泽派往战争前沿的磁州任知府。同年九月初，宗泽带了十几个老弱士卒，匆匆北上赴任。磁州经金兵上次南侵时的烧杀掳掠和疯狂破坏，几难再守。但宗泽认定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必能挫败来犯之敌。
他一到磁州，就大力发动群众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招募士卒，组织义兵，施行兵民合一、边耕边战的办法，“应者云集”；又尽府库所有库银，还捐出自己的俸银，高价购买粮食数万斤，备足军粮。在宗泽的感召下，百姓纷纷“争献金谷”，支持抗金斗争。不到一个月，磁州的防务重新建立，并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宗泽清醒看到，凭一州的力量，难以与金兵抗衡，于是上疏朝廷，建议“邢、洺、磁、赵、相五州各养精兵二万，虏攻一郡，四郡应援，则一路常有十万兵。”钦宗对宗泽联防抗金的建议，口头虽表示赞许，却未付之实施。同年十月，金兵围攻北方门户真定，钦宗不派援兵，仅授宗泽一个“河北义兵都总管”的空头衔，命他率部前往救援。真定陷落后，金兵分路南下，分遣数千骑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操戈登城指挥战斗，命士兵以神臂弩射之，粉碎金兵的攻势后，打开城门，乘势纵兵追击，斩敌数百，缴获大量战利品，“所得牛马金帛尽以赏军士”。
这是宋军首次击败金兵，极大地鼓舞了河朔各地宋军的斗志。于是金兵统帅斡离不企图以“议和”为名，将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诱骗到金营俘为人质，遣早已暗中叛宋投金的宋朝和议使王云返回开封，传言只要派赵构前住金营议和，和议一成，金兵即退。钦宗听信王云的谎言，命赵构在王云的陪同下赴金营议和。宗泽不仅上疏反对，当赵构等北上途径磁州时，更当面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极力劝阻赵构北上使金，终于使赵构逃脱了沦为金兵俘虏的厄运。赵构恐金兵大举进攻磁州，便急忙避往相州。
同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先后抵达开封，再次包围了宋都。钦宗见乞和无望，慌忙派秦仔等持蜡诏潜出京师前往相州，任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命他们尽起河北兵马赴京勤王。十二月初，赵构传檄各地勤王军赴大名府集合。宗泽接到命令后，即率2000士兵从磁州出发，顶风冒雪，率先赶到大名，一见赵构便提出：“京师受困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缓”，要求尽快确定出师日期。赵构无意出师救援，他打着勤王旗号集合军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伺机夺取帝位，对宗泽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久开封失陷，消息传来，广大将士义愤填膺。
宗泽又一再要求出师救援，赵构只得拨出一部分军队交宗泽，命他率先前往开德府。靖康二年(1127)一月，宗泽率部从大名向开德进发，一路上与金兵连打13仗，屡战屡胜，进驻开德。二月，宗泽率部继续向开封推进，击溃拦截的金兵，接连攻克南华、卫南、韦城，距开封已不远。这时，赵构却辗转后撤至东平、济州，拥兵观望，坐视宗泽孤军苦战。宗泽率军与金兵浴血奋战，虽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毕竞兵力有限，难以打破金兵对开封的重重包围。金兵将开封洗劫一空，并扶植原宋朝宰相、投降派头子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之后，四月初，挟持徽、钦二帝及后妃、宗戚3000余人和掳掠来的无数财物，分东西两路秘密北撤，北宋王朝覆灭。
宗泽获悉后，率军渡河北上截救二帝末果，转而拟先讨伐张邦昌，并上书赵构，一面猛烈抨击张邦昌投敌窃国的罪行，一面敦请赵构继承帝统，“以安人心”，“振久大光明之业”。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从此开始了南宋时期。高宗一心考虑的是如何确保帝位，深恐徽、钦二帝返回，会使自己的帝位得而复失，决意向金国妥协求和，苟安东南，重用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以贯彻其意图。宗泽力主抗金，不断上疏陈说中兴拨乱大计，并批评高宗用人不当。主和派视宗泽为眼中钉，竭力把他排挤出朝廷，外置襄阳、青州。宗泽于是上书宰相李纲，诉述自己抗金卫国的抱负和决心，反映河东各界盼望收复失地的强烈要求，希望将自己派往抗金第一线。李纲非常敬重这位老帅，坚决支持宗泽的主张和要求。在李纲的极力举荐下，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加职延康殿学士。
固守开封 力挽危局
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七日，宗泽到达开封。当时金兵虽已撤离开封，但仍有大军屯留在黄河两岸，随时可能掩杀过来；而开封已楼橹尽废、盗贼纵横、人情汹汹。宗泽面对严峻的形势毫不气馁，他以抗金斗争为中心，呕心沥血营建开封。
首先，宗泽从整顿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入手。他下令逮捕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在全城张贴告示，严禁盗窃。于是，“豪强退缩，盗贼屏窜”，社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这时开封货物奇缺，加上投机商贾的哄抬，物价飞涨，严重影响百姓的生计。他严惩奸商，采取限价政策，迅速平抑了物价；并发动群众疏通汴河、五丈河，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开封；同时恢复“税盐制”，允许百姓贩盐，盐价随之下降。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商旅云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在驻军中也积储了半年粮草，为抗金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宗泽加紧重建开封防务。他大力发动群众修复楼橹，加固城墙，开浚濠河，修造守御之具。并把散处开封内外的宋军组织起来，按城的四壁分为四区，各置统领为守御使臣，别选“谋略勇敢之士”四人，分任四区提 领。规定各区的防守范围和职责，把召募来的义兵，分隶各区统领管辖，与正规军协同作战。为了对付金国的骑兵，他制造了“决胜战车”1200辆。每辆战车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一卒使车，八人推车，二人扶轮，六人执牌辅车，二十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车射远”。派遣两位将领担任指挥和操练，每日操演“回旋曲折之阵”。宗泽在加强城防的同时，极力扩大防守范围，在城郊选险要之地，建了24座坚固的堡垒，派兵数万驻防；沿黄河修筑纵横相联的连珠寨，分兵把守；同时把开封府濒河72里，平摊府属16县负责防卫，令挖掘深阔各丈余的壕沟，沟外密植鹿砦，以防金国骑兵的冲击。这样，从开封至黄河南岸建立起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是有宋以来开封最强固的防卫设施。
宗泽治军严明，体恤将士，有功必赏，有才必举，对各路宋军一视同仁，流散在河朔各地的宋军残兵溃卒迅速团聚到宗泽的旗下，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将帅。岳飞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岳飞原系王彦的裨将，因犯了军法，被绑赴刑场处决。宗泽早知岳飞富有爱国热情和军事才能，得到报告后，心想岳飞固然有罪，也应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他驰往刑场，见岳飞气宇昂然，神态安祥，不意赞道：“此将才也”。下令松绑，留军中候用。不久，金兵进犯汜水关，宗泽委岳飞为踏白使，拨给五百骑兵，命他迎敌，并叮嘱道：“吾释汝罪，今为我立功。”岳飞不负宗泽所望，大败金兵凯旋而归。宗泽论功行赏，提升岳飞为统领，参与军机要事。岳飞从此开始崭露头角。
全民抗金是宗泽的一贯主张。他在磁州时发动群众抗金已取得显著成效。到开封后，目睹两河各地民众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武装起来抗击金兵，进一步看清这是夺取抗金斗争彻底胜利的基本力量，积极派人前往联络。如何对待群众武装，这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试金石和分水岭。以高宗为首的主和派，害怕群众，反对群众武装，下诏斥责宗泽联络义兵是“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为患”。宗泽上疏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并要高宗“黜代言之臣，别降罪己之诏”。以平两河忠义民兵之义愤。他更加紧联络两河地区的义兵，有时还亲自去做工作。如义兵首领王善，拥兵号称70万，战马万匹，活跃在濮州一带，是当时一支最强大的义兵。宗泽单骑前往王善军营，一见善就拉着他的手，仰天号泣曰：“朝廷当危难时，无一人出为时用，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今日患乎!”。
王善见鬓发皆白的老帅单骑前来相邀，言词恳切，感动万分，热泪盈眶的回答：“敢不效力。”王善到开封晋见时，要求带部分全副武装的义兵同来，宗泽毫不犹豫的批以“从便”两字。三天后，王善率所部人马投奔宗泽，其中披甲的仅五百骑。宗泽在留守司衙门宴请王善，并告诉他已上报拟授以节使。席终，王善请宗泽去义兵营寨检阅，宗泽慨然接受，前往慰劳义兵将士，“第赏有差”。宗泽的爱国热情，宽广胸怀，真心诚意对待义兵，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感化了王善及其将士，他们积极投入抗金斗争。
在宗泽的感召下，王再兴率义兵5万，李贵率义兵2万，杨进率义兵30万；丁进率义兵数十万，纷纷投奔宗泽。这些义兵的渊源和构成并不相同，思想认识也不一样。宗泽高举抗金大旗，晓之以理，待之以诚，齐之以法，号召他们团结抗金，耐心细致的进行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地域和派别观念，以及自由散漫、逞强好斗的江湖习气，对个别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败类，则断然予以惩处。这样，宗泽很快就把散处各地的义兵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百多万大军，成了抗军的主力军。
金国派遣使者到开封诱降失败后，便大举武装进攻。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初，金兵分三路南下，企图先攻占开封，进而一举摧毁南宋王朝。金帅粘罕率金兵主力直扑开封，金兵东路军也转向开封，配合粘罕的攻势。宗泽调兵遣将驰援郑州、滑州，以分金兵夹攻开封之势；然后在开封近郊设伏，诱敌深入，以歼灭来犯之敌。建炎二年(1128)一月，粘罕以为春节元宵期间宋军会懈备，率大队人马从郑州方面进袭开封，进至开封城西7里的板桥，完全进人了宗泽部署的伏击圈。埋伏的宋军同时出击，四面围攻，金兵溃不成军，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延律、昨城、河阴等地，一直追到滑州，并捣毁了滑州城西30里的金兵囤积粮草辎重的营寨。二月，粘罕卷土重来，宗泽再次大败金兵于滑州，残余的金兵狼狈逃过黄河，从此不敢再向开封发动大规模进攻，确保了南宋王朝安全。
乞请回銮 准备北伐
宗泽在开封整军布防的同时，不断上疏乞请高宗回銮。高宗空言搪塞，并于建炎元年(1127)十月以巡幸为名，从南京逃到扬州。
宗泽粉碎了金兵的猖狂进攻后，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北伐，并把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作为北伐的重要战略部署。他看到金国进行的是一场掠夺性战争，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尤其在其统治下的“契丹”、“汉儿”，“被金人杀掳，忿怨不已，止缘势弱，未由报冤”，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宗泽首先对金兵内原辽国的降兵降将进行策反。策反原辽国降将王策的成功，使他进一步看清了联合被奴役各民族共同抗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亲自撰写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给契丹汉儿公据》，并刻印散发到金兵占领区，号召宋人、“汉儿”、“契丹”，“回戈掩杀贼人”。
他又上书高宗，建议联合各民族共同抗金，“遣一使泛海道人高丽”，以“元丰惇好之旧”，约其出兵攻金；“遣官从间道趋河东，谕析氏(云中大族)修其旧职，以固吾圉，使三陲交攻金城，令彼应敌不暇”；“北首燕路，访大辽子孙，兴灭继绝，约为与国”。宗泽认为国内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唇齿之邦，兄弟之国”，主张遵照孔子的“兴灭继绝”思想处理各民族及其政权间的关系，对已被颠覆的辽王朝等政权，应“各复其国”，“讲寻旧好”。如果宗泽这个主张得以实现，国内各民族及其政权之间建立起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关系，必将为中国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宗回銮。从建炎元年(1127)七月至二年(1128)五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上了24封《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在准备北伐期间，建炎二年(1128)一月、三月、五月，宗泽又分别派遣属吏范世延、呼延次升及子宗颖三次赴扬州，面奏北伐准备情况和六月进兵渡河计划，乞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高宗不仅一再拒绝，反而越来越疑忌宗泽。同年五月，高宗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宗泽为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已成泡影，忧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岳飞等诸将前来探望，宗泽说：“我的病是由于不能如期北伐，忧愤所致。你们如能继承我的遗愿，我虽死无恨。”将领们都感动得流泪，齐声道：“我们一定尽力报国”。诸将退出后，宗泽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吟出了杜甫的名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十二日，宗泽在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怀着悲愤的心情溘然与世长辞了，时年70岁。后由儿子宗颖和爱将岳飞一起扶柩至镇江，与夫人陈氏合葬于镇江京岘山上。
宗泽虽未能实现驱逐金兵，收复失地，恢复宋王朝大一统的宏愿，但他坐镇抗金前哨的开封，阻止并粉碎了金兵的大举进犯，保卫了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在抗金卫国的斗争中，宗泽高举抗金大旗，依靠广大军民，坚决抵抗金兵，反对妥协投降，不仅战绩辉煌，功勋卓著，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联合被奴役各民族共同抗金，国内各民族及其政权间和平相处的主张，充分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