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元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因他所居的赤岸村，原名蒲墟村，南朝时朱幼之女适王，“亲迎之日，……车红辉映溪岸，蒲墟因名曰赤岸，继而又改为丹溪。”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童年磨难
朱氏家族，世代为儒。朱丹溪祖父名环，宋宝祐时中乡试第28名。父名元，母戚氏。祖父辈均以孝闻名乡里。朱丹溪的堂曾祖朱杓，精通医学，著有《本草千金方》、《卫生普济方》等医书，重医德。堂祖父叔麒，宋咸淳进士，晚年从事医学，医德十分高尚，他们均对丹溪有一定的影响。
元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二十八日，朱丹溪诞生于义乌县赤岸村。朱丹溪自幼聪敏，“受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自幼好学，日记千言”，又善作诗赋，受到长辈们的器重。
朱丹溪经历了很不平常的童年。当时宋亡为元，人民不堪沉重的民族压迫，纷纷起来反抗。9岁时（1289），三月初，台州杨镇龙在台州、东阳、玉山交界处起兵，建大兴国。兴兵10余万，攻东阳、义乌，浙东大震。十月，被浙东宣慰使史弼所镇压。兵祸连年不断，生灵涂炭。丹溪家处义南赤岸村，首当其冲，房屋被烧毁，家中也被洗劫一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丹溪家又受到“资助杨镇龙”的牵连。当时史弼的镇压十分残酷，凡是供词中有牵涉到的，全家“必尽杀乃止”。此时，丹溪父亲正患病卧床，幸仗姑母朱寿多方营救，才不致全家都蒙冤而作刀下之鬼。但从此后，家境每况愈下，朝不保夕。兵乱、饥寒，时时刻刻侵袭着丹溪幼小的心灵。
元贞元年（1294），丹溪父亲朱元因病去世。丹溪和两个弟弟都尚年幼，全家靠戚氏一人支撑，“艰辛悲悴”，苦不堪言。戚氏教子有方，对儿子“有恩且严”。一次，少儿子“戏取人一鸡卵”，戚氏很生气，责备他，“笞而责还之”。朱丹溪的童年就是在贫寒和严格的家教中度过的。他既经历了艰辛的磨炼，又得到了母亲很好的教育和董陶。
发奋为学
在逆境中成长的朱丹溪，性格豪迈，见义勇为，从“不肯出人下”。元大德四年（1300），朱丹溪年满20岁，时任义乌双林乡蜀山里里正。他刚正不阿，处处为民着想，敢于以下犯上，拒抗官府的苛捐杂税，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护。他的名声也因此远近皆知，连官府都忌他三分。大德六年（1302），丹溪22岁。“‘包银’之令下，州县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间，不下数十姓，民莫敢与辩。”丹溪所辖之里仅报富户二家。郡守召丹溪责问：“此非常法，君不爱头乎？”丹溪笑着回答：“守为官，头固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子孙，必欲多及，民愿倍输吾产当之。”郡守虽然发怒，丹溪始终没有屈服。
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在八华山讲学，“授受分明，契证确切”，跟他学习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丹溪时年30岁，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有所感悟，认识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是非常错误的，遂辞去里正，准备到八华山求学。但母亲重病，无法分身，而“众工束手”，因此他就立志学医，誓把母亲的病治好。他刻苦钻研《素问》等书，但《素问》一书深奥难懂，丹溪就“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浅显易懂的先弄通它，把难点疑问先搁置起来。过了两年，已学有所得，再对难点进一步研究、探索。朱丹溪克服了种种学习上的困难，经过五年的勤奋学习，不齿下问，治好了母亲的病，他也因此有了相当的医学基础。
这时，丹溪已经36岁，他感到自己学问的肤浅。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他毅然离开了妻儿老母，到东阳人华山白云书院，从师许谦，学习理学。他学习十分用功，每夜读书至四更，“潜研默察，必要求于实践”，“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学业突飞猛进。过了四年，已成为许谦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将理学的知识结合于医学，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元皇庆三年（1314）八月，恢复科举制度。丹溪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
科举失败并没有使丹溪灰心，他认为：“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远”，要使德泽远播于四方，只有学医济人，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时，他的老师许谦，卧病日久，多方求医，已愈治而病愈剧。他也鼓励丹溪学医，并说：我卧病已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你聪明过人，又肯在医学上下功夫，你就学医吧。于是，朱丹溪决意断绝仕途，专心从事医学事业。
有志不在年高，朱丹溪专业从医的时候，已40岁了。他一心扑在医学上，加之原来已有一定基础，轻车熟路，学业大有长进。但丹溪没有丝毫放松，学习更加刻苦。他重新钻研了《素问》等书，对当时盛行的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也手自抄录，昼夜揣摩。
过了两年，丹溪42岁时，治愈了许谦多年的顽疾，从而声名鹊起。据丹溪自述，许谦开始时患胃痛，多方求医，用药多“燥热辛香”，治数十年而变成“足挛痛甚”。他自己料想已成废人，医生也已技穷。丹溪经过细心诊断，用防风通圣散，连服半月，泻下“积滞如五色烂锦者，如桕烛油凝者”，近半月，病似退，又半月而进食稍增，但“两足难移，计无所出”。此后，丹溪得到一“西域之异人”传授的“倒仓法”，此法对瘫痪非常有效。丹溪经多次实践，确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于第三年三月，将此法用于许谦，许谦服后泻下多次，又饮“轮回酒”数杯，调理半月后，便觉身体轻捷了许多，两足渐渐活动。不久便行动自如了。
千里求师
朱丹溪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探讨，领悟到当时风行南北的《和剂局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穷之病”的弊端，同时，《和剂局方》的用药又偏于温燥，流弊不少。又联想起父亲的死于“内伤”，伯父的死于“瞀闷”，叔父的死于“鼻衂”，幼弟的死于腿痛，妻子的死于“积痰”，都是由于“药之误也”。种种疑问困扰着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朱丹溪的心清十分沉重，出于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心，丹溪再也无法平静，决定抛开现有的名和利，离开温暖的家，再度外出求师，以“为之依归，发其茅塞。”
泰定二年（1325），朱丹溪45岁，渡钱塘江，千里迢迢来到吴中（今江苏苏州）。“但闻某处有某医，便往拜而问之”，这就是著名的千里寻师之行。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上南徐（今江苏镇江），辗转建业（今南京），“连经数郡”，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位适合当自己老师的人。后又到定城，得到寒凉派刘完素的《原病式》和补脾派的李东垣方稿，丹溪耳目为之一新，但始终未得“的然之议论”。有人告知，杭州罗知悌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就不顾夏日的炎热，日夜兼程，匆忙赶到杭州求教。
罗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学，为刘完素的二传弟子，旁参张从正、李东垣两家，曾以医侍宋理宗，并甚得宋理宗宠厚。另外，又兼通天文、地理、艺术，医德十分高尚，性情却非常傲慢。当时他隐居杭州，朱丹溪去拜见他，“十往返不能通”，“蒙叱骂者五七次”，虽遭闭门拒客，但丹溪意志坚定不移，“日拱立于其门”，大风大雨也不例外。从夏到秋，整整过了三个月，罗知悌“爱其诚”，才接见他。时罗知悌已年近九十且多病，他见丹溪学识过人，学医之心虔诚，高兴地说：“吾道赖子不灭矣。”遂收丹溪为唯一的弟子，授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之书，并深入说明三家的要旨。罗又开导他：“为医之要，必以《素问》、《难经》二书为根本；且‘湿热、相火’是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为病也最多。”“兼之张仲景的书详于‘外感’，李东垣的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又指出：“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陈、裴之学”，指北宋陈师文、裴宗元所集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
罗知悌的谆谆教导，使朱丹溪豁然开朗。丹溪自述：“每日有病者来，罗知悌‘必令其诊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用某药监某药，用某药为引经，往来一年半，并无一定之方。一方之中，有攻补并用、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实践的教诲。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对用“古方治今病”的问题，罗又有很形像的说明：好比拆掉旧房来建新房，材料不一样，没有经过工匠的裁取，怎么可以用呢？
朱丹溪求学期间，对罗的治病很注重观察。有一四川籍的和尚，因离别老母已有七年，突然有一天非常想念母亲，回去又没路费，“徒尔朝夕望西而泣”，因此得病。罗知悌看他“黄瘦倦怠”，每天给他吃煮烂的牛肉、猪肚之类，又赠他10锭银子作路费，好言好语安慰他。过了半个月，和尚的病有好转后，罗知悌又用桃仁承气汤治之，一日连服三贴，大便中皆是“血块积痰方止”。次日，只给他吃熟菜和稀粥，调理了半个月，病就完全好了。
朱丹溪仔细观察罗治四川和尚的治法后，体会到：半个月的补养，是为以后的攻下作准备；而一日的攻下，须要半个月的补养。又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他总结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即“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为创立后来的丹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半后，即1327年的夏秋之际，罗知悌去世。丹溪安葬了师傅后回到义乌老家。朱丹溪已尽得其学，成为寒凉派刘完素的三传弟子。这次求师，跨浙、苏、皖三省，行程超过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和重重挫折。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使得来丹溪的千里求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在以后的医学领域中能有重大的突破。
济世救人
丹溪既得罗知悌之学，回家乡给人治病，“每治疾，往往以意为之，巧发奇中，按之书，无有也”。当时乡之诸医，仍循规守旧，死死抱着陈、裴之学不放，对丹溪的疗法和医理大惑不解，甚至嘲笑、排挤他。朱丹溪也不争辩。事实胜于雄辩，不久，曾经嘲笑、排挤过他的医生，见他对诸家的医论，无所不通，治病不死板地套用古方，且“所疗皆中”，群众又交口称赞他的医术，也终于心服口服，愿做他的弟子。数年后，朱丹溪“声誉顿著，遍浙河（即钱塘江）西东，至苏州一带。”当时很少有人不知道丹溪先生大名的。
朱丹溪50多岁后，客居金华，常住在吴翰家中。吴翰亦为许谦弟子，他们有同窗之谊，二人交情很深，常常“士大夫相过，坐席恒满”。朱丹溪与宋濂交谊亦颇深，对各种问题，常互相讨论和质疑。时宋濂才20岁，二人遂成忘年交。
朱丹溪53岁那一年，金华叶仪患痢疾，病很重。叶仪曾与丹溪同学于白云许公，共修程朱理学。明太祖下金华，召叶仪为五经师，叶仪以年老多疾坚辞，隐居婺城，与丹溪情意相投。
原来叶仪身患滞下，久治不愈，以致腹痛难忍，饮食点滴不入，痢下无度，困倦乏力，不能起床，只得在床上开一个孔，就在孔中解便，他的身体日见消瘦，生命危在旦夕。
此时，朱丹溪正在金华城中。丹溪即为叶仪切脉看苔，丹溪安慰说：“贤弟之疾，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坚持服用我所开之药，不久可望痊愈。”
自此，丹溪日日为他开人参、白术等补脾胃之药。如此数日，可叶仪之疾并不见好转，反而日见加重。叶仪仍对丹溪深信不疑。叶家亲朋见此议论纷纷，丹溪佯装不知。
转眼叶仪已服用丹溪所开之药十日，但疾病愈治愈重。叶仪暗忖：丹溪乃当今首屈一指的名医，由其诊治，仍难治愈，今生恐已无望。于是将儿子叫至床头，安排后事。家人闻之，哭声不绝。四邻听到哭声，皆认为叶仪已不在人世，一时议论哗然。丹溪闻之，仅付之一笑，也不争辩。
次日清早，丹溪来到叶家，为叶仪细察脉象，尔后开了一剂小承气汤。方中乃是大黄、厚朴、枳实，攻下逐邪之药。丹溪亲自煎药，待叶仪喝下汤药，仍留下不走。
叶仪服下汤药，不久便觉肚中咕咕作响，尔后拉出一大堆污物来。泻毕，但觉浑身轻松，腹痛顿减，竟沉沉睡去。次日已能进食粥饭，精神大为好转。
如此调养不多日，叶仪竟身离床榻，走坐说笑，一同常人。为叶仪诊治过的乡医们个个惊异不已，前来探虚实，问究竟。丹溪解释道：“病人外形虽较丰实，可面色萎黄苍白，诊其气口脉虚，饮食不入，可知其胃气已伤，此时若贸然用攻积逐下的治痢之剂，必有后患。故先投补益胃气之品以固其本，虽病情似乎加重，人体正气却在恢复之中。待其胃气已充，则可用承气汤攻逐结邪。这就是先补后攻之法。”众人闻说，无不叹服。
朱丹溪与苏州名医葛可久相交甚厚，医术不相上下。他们互相推崇，虚怀若谷二人经常一同会诊。有一次，江浙行省有某平章，在上任的时候，途中忽患中风，四肢不举。请葛可久前来诊治。可久诊后，甚感棘手，如若一不小心，病人命之不存，将待如何？遂对平章道：“我友义乌朱丹溪医名盖世，妙手回春。若得他来会诊，才保无虞。”平章即命人到义乌传朱丹溪到来。葛可久忙道：“丹溪脾气甚犟，他重百姓，轻权贵，若以令去传必不肯来。今我书信一封，你等带去相请，他可能会来与我一同会诊。”
官差快马加鞭驰往赤岸，丹溪接到可久书信后立即启程。
会诊后，丹溪道：“病已危殆，不可救药了。”葛可久说：“我也知其危殆，故请你来。不过，还有一针法可用。”丹溪沉思一下，接着说：“针法只不过可以暂时运动他的二肢，对疾病并没有好处。”旁边的人都要可久用针。针刺后，果如丹溪所说。丹溪问了平章的回家路程，计算一下，就对他们说：“即刻回去，还可到家，稍为迟缓，就来不及了。”后平章真的到家就去世了。
丹溪治病体察入微。有清江县人杜清碧，也是名医，并与丹溪老师罗知悌交往颇深，编著有《敖氏伤寒金镜录》，是最早的舌诊专家。时杜清碧学道武夷山，至婺源时，忽患脑疽，但自治不愈。朱丹溪闻讯赶往婺源诊治，对清碧说：“何不服防风通圣散？”清碧说：“已服三四帖了。”丹溪仔细想了想说：“何不用酒制过？”清碧随悟，依照丹溪的方法自治，结果“服不尽剂而愈”。从此以后，清碧心服丹溪。
丹溪治病十分注意正气的保护，但并不拘泥。所以他说：“有病则病受之”，对体格强健、病情较急的患者，常灵活运用，单纯用攻击之药，又注重“腹诊”，用化瘀活血药。
赤岸朱同道，48岁。八月十五日，因雨后受凉，半夜后忽患少腹痛，痛势剧烈，汗出如雨，手不可近，请朱丹溪诊治。诊断时朱同道说六月大热时，曾在深潭洗浴，丹溪想，病或者由此而起。丹溪诊其六脉，弦而细实，重取如循刀刃，十分有力，遂用大承气汤治之，服后有轻微泻，痛即时停止。至次日傍晚时，腹痛又发作，痛处坚硬，丹溪用大承气汤加桂，研桃仁同煎，服两帖，大便解下黑色血升余，痛又即时停止。第三日傍晚时，腹痛又复发如初，痛在小腹，痛处坚硬，手不可近。丹溪仍用大承气汤加附子，研桃仁同煎，又服两帖，大便泻五次，泻下黑紫血像破棉絮一样约二升左右，痛顿时即止，一夜安睡。嗣后小腹和软，脉亦和，调理半月而愈。
关于情志过分变动引起的疾病，丹溪尤有独到心得，或“以情解情”，或行气解郁，或化瘀兼用补药，种种不一。
有一次，丹溪治一女子，已许嫁，夫到广州，近五年未归，不思食，面向床里卧，病将半年。医已术穷。丹溪诊之，说：“此因思想大过，气结于脾，药物难以治疗，只有发怒可解。怒属肝，肝能克脾，才能冲开脾气之结。”遂激之使其发怒。女子大哭大闹后，便思食、起床。丹溪又说：“思气虽解，必得喜，才不致再结。”家属诈称夫有书信来，最近将回家。碰巧，三个月后，其夫果归，病未复发。
有一妇人，昏倒不知人事，稍有苏醒时，即叫号再三，接着又昏倒。丹溪诊之，肝脉弦数且滑，丹溪说：“此病因怒火引起，发怒而勉强饮酒所以得病。”再盘问她，“以不得于夫”，每夜必满杯饮酒以自解。丹溪用流痰降火之剂加入香附，以散肝分之郁，即时而愈。
一未婚女子，因不顺心事。半年不食，每日只吃菱或枣数枚，遇有高兴事，能吃馒头一小块，始终不肯吃饭粥。丹溪认为病属脾气实，只有枳实才可散，用温胆汤去竹菇，服数十帖而安。另有一个19岁少妇，因发生不如意事，引起连月膈满不食，后觉困惫，不能起床，巳、午间发热面赤，酉、成退，夜间尿频而不畅，脉沉涩而短小，月经量极少。丹溪认为此乃气不遂而郁于胃口，有瘀血而虚，中官却因食郁而生痰。遂补泻兼用，用参术等先补，再用神佑丸治之。过七日而愈。
丹溪治病，不畏权贵。有一次，一权贵以轻微小病来唤，端坐于中庭，两旁分别摆列三品官员的仪仗队，摆出一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架子。丹溪并不在乎，诊脉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有人问他，他说：“三月后将为鬼。”后果如期去世。
丹溪不但医术高明，且医德高尚。为贫穷的人治病，不取报酬。有贫困而无处求告的，送药送医上门，即使远在百里亦不辞辛苦。有外地人因病来迎，不论大雪大雨，无不即时前往，并说：“病人度刻如年，怎么可以自图安逸呢？”
倡导滋阴学说
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在此以前，“不从弟子之请而著方”，恐后人拘泥其方，不再详审病情。至67岁时，他的见解更加精粹，“其自得者，类多前人所未发”，遂应弟子张翼等再次请求，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共五种。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沦》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力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其他如《饮食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茹淡论》等篇，围绕着养阴的观点，深入论述养生的道理。《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一篇，提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的观点，又对某些章句的断句进行探讨。《石膏论》中，纠正了石膏的名实之误。李时珍盛赞其说，认为“至朱震亨始断然以软者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验，千古之惑始明矣”。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格致余论》的“相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相火论”，深入说明了相火为人身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的道理，若反常妄动则变为贼邪而致人于病，并以此为基础，在“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人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
丹溪“相火论”，是在师承了寒凉派刘完素火热病机的基础上．又参之以“太极”之理，进一步加以阐发和补充而发展起来的。首先，他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恒动的，而“凡动皆属火”。火有君火、相火之分。丹溪说：“心，君火也”，《内经》“心主神明”，可见，君火主持人身的思维活动。关于相火，丹溪说：“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又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见相火指推动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又指出肝、肾、胆、三焦为相火的根源，主要发源于肾，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温养脏腑，推动人身的各种功能活动，所以，丹溪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但是，相火之性易起，若五志之火变动反常，则“五性厥阳之火相扇”，相火就会妄动，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其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可以看出，相火既有推动人身生命活动的一面，如果反常妄动，又有“煎熬真阴”，而使人生病的一面。
在“相火论”的基础上，丹溪又于“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首先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用天地日月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阴阳的变化。他说：“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又说：“日，实也，亦属阳；月，缺也，属阴。”由于“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力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协常不足。”
古人必近二十、三十而后嫁娶，《内经》亦认为“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又说“男子六十四而精绝，女子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气之难于成，且人的情欲无限，此难成易亏的阴气，自然更不足了。何况，肾主闭脏，肝主疏泄，两脏皆有相火，皆听命于心。“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龛然而起”，阴气无形中自然消耗了。
既然阴气之难于成，故丹溪谆谆于阴气的保养，教人“收心养心”、“动而中节”，以免相火妄动而伤阴。又“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如“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菽，指豆类。粮食、豆类、蔬菜、水果，才是人的最佳食品。丹溪提出“节饮食”，是指烈酒、肥肉等偏厚之味。又提出“节情欲”，“夫妇之间，成之以礼，接之以时”，如“殉情纵欲，惟恐不及”，又用燥毒药品以助之，难免阴气虚耗，身亦憔瘁，所以要“节情欲”。
在临床治疗中，丹溪强调“滋阴降火”。他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又说：“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脾为消化之器，清和则能运”；“嗜酒则伤血，血伤则脾中之阴亦伤”，谆谆于脾阴的保养，充实了养阴理论。丹溪又提出“其人素有火盛者，是水不能制火”的病理，与“相火者，……阴血愈耗，其升愈甚”相参着，说明丹溪较深入地认识到阴虚火旺的病理。
丹溪又说：“阴虚则发热，……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恶热，作阴虚治，为内伤发热的治疗另立一大法门。在用药方面，丹溪发现龟板大有补阴之功。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药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丹溪又以龟板为主药，创立大补阴丸，用熟地、龟板、知母、黄柏等，滋肾水、降阴火。并深刻批评习用温燥的《局方》。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丹溪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很大。温热学派“养阴清热”治则的确立，实导源于此。
著《格致余论》这一年，丹溪67岁。秋，丹溪患病一年余，服药至冬至节，便不再服药，以白粥调养而愈。这时，他一再在《复戴仲积书》中，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久病以后，“气血消损，膏脂消散”，在这种时候，“初感之症已减退，惟诸虚百损在耳”。而“大凡药，虽参、苠亦是毒物”，只有谷物才是大有功于人的。信中又深入透彻地剖析了仲积的病情，分析各症的病机，补充了辨证的方法。信中说：“其所以烦躁者，气随火升也；喘急者，气因火郁，而为痰在肺也；气响与痛或咳嗽者，由食成积，而愈盛也；大腑溏者，肺固人烁，不行收令，其大肠之门户不得敛也；小腑涩者，心因火烁，下焦无血，气不得降，而渗泄之令不行也”。皆从火盛烁阴入手，很有参考价值。
丹溪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临床上阐明气、血、痰、郁的致病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完整的疗法，大大丰富了杂病的辨证论治内容。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代，医学进入“新兴肇兴”时期，争鸣之风大兴，打破了自东汉张仲景后直至隋唐，医学理论相对没有取得突出进展的局面。此时，不少医家各自发挥新的见解，相继各成一说，各村一帜。自宋钱仲阳的对于儿科开始，至金元而此风大盛。金元时期，有刘完素的对于火热，张子和的对于攻下逐邪，李东垣的对于脾胃，朱丹溪的对于滋阴，都是当时力倡新学的杰出代表，宋丹溪尤能集诸家之大成而多有发展者。但诸家新说虽立，仍未能根本上动摇《局方》在当时医学界的统治地位，至朱丹溪《局方发挥》之书一出，深刻揭示了《局方》的种种弊端，才使医风为之一变。可见，朱丹溪的成就实在各家之上。
总之，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日本，成为沿用至今的日本汉医的辨证纲领。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尚存“丹溪学社”。日本仅医滩、气、血、水病因学说，由张仲景的水饮和朱丹溪所创之气、血、痰演化而来。朱丹溪得罗知悌之学后，不断进行实践，又集张子和、李东垣二家之长处，将刘完素之说一变而为阴虚火旺之说，专于泻相火、补真阴，形成丹溪学派。
后继有人
丹溪门人众多，他对明清医学家影响之深广，金元诸大家皆难以与其相比。
丹溪63岁时，浦江赵良仁、戴思恭、戴尧、赵良本等，同日就学于丹溪。其他如金华赵道震，江苏王安道、刘叔渊，绍兴徐彦纯，丽水楼厘，义乌虞诚斋等，亦先后来就学。
赵良仁，字以德，浙江浦江人，曾从柳贯游，后柳贯奉诏进京，勉励良仁从丹溪学医。当时良仁28岁，丹溪见其领悟绝伦，遂授以《素问》、《难经》。又见其志诚，乃尽前人所发明者而极言之。三年后，良仁遂从丹溪临诊切脉；再过三年，丹溪令其诊治，某是某非，则校正之。据良仁自述：“从先生学十余年而来苏州。”在苏州行医，多奇效，名动浙东西。撰有《丹溪药要或问》，深得丹溪治疗杂病的要旨。另撰有《金匾方论衍义》，为现存最早的《金匾要略》注释专著。良仁所注部分体现了丹溪学术思想的特色。
戴思恭，字原礼，明初浙江浦江人，与父戴尧同学于丹溪。丹溪“倾之授之”，他从学时间最长，有近20年之久，岁或十余往返，遂尽得丹溪之学。中年行医苏州，医道大行，奇验者甚众，驰名江浙。洪武时，征为御医，历任太医院使，被誉为“国朝之圣医”。撰有《推求师意》等。他所校补的《金匮钩玄》一书，对后世医学的影响很大，如目前流行较广的程充《丹溪心法》等，均以此书为底本。戴原礼在丹溪“阴易乏，阳易亢”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形成以血气言阴阳的论点。对丹溪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扩大了丹溪学说的应用范围。
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学医于朱丹溪，尽得其传。他对《内经》、《难经》、《伤寒论》有深入的研究和发挥。著有《医经溯泗集》，对后世贡献很大，他对“亢害承制”很有创见，得到后世医家的赞许。
赵道震，字处仁，金华人，为丹溪弟子。“凡轩歧以下医书，靡不精究。”医德高尚，尤精于运气学说，著有《伤寒类证》，已佚。洪武时，迁安徽定远县。
除以上弟子外，尚有私淑弟子，其中如王纶、虞抟、汪机等，均对丹溪学说有发挥和补充。
王纶，字汝言，浙江慈溪人。明成化时进士，曾任都御史、巡抚湖广等职。平时钻研医学，私淑丹溪。著有《明医杂著》。很推崇“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平时治病，不但加重了大补阴丸中龟板的用量，并且认为补阴之药，自少年至老年都不可缺少。王纶又将丹溪学说与东垣之学结合起来讨论，对内伤发热概括为阴虚发热、阳虚发热两种。不但对丹溪学说有所发挥，而且对推广丹溪学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虞抟，字天民，浙江义乌华溪人。曾叔祖诚斋为丹溪弟子，父南轩私淑丹溪，故虞抟世代相传，学宗丹溪。虞抟之论认为“气虚者，气中之阴虚”，可用补中益气治之；“血虚者，血中之阴虚”，治法用君子汤。他又认为血虚亦可用补中益气汤，为阳生阴长之理。对丹溪学说多有贡献。其主要著作为《医学正传》等。日本延寿玄朔非常赞赏虞抟的《医学正传》，认为是“承丹溪先生之遗流而述作之书也。”后延寿玄朔把此书作为课徒的教材，对中日医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汪机，字省之，世居安徽祁门之石山，故自号石山居士。父渭，亦精医，私淑东垣、丹溪之学。汪机继父业学医，著作颇多，有《外科理例》等，弟子整理有《石山医案》。汪机之论，以营卫立说，强调补营中之气，故其治病善用参芪。学本丹溪而有发展和补充。
以上所述，可见丹溪学派的影响之大。明方广曾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
丹溪为人，“刚毅沉潜，遇事奋发，而神闲气和即之。”“精神充满，接物和粹，人皆众亲炙之。”既奋发有为，又平易近人。生活崇尚俭朴，衣服仅取蔽体，食物安于粗菜淡饭，至年70岁，仍“色泽色茂”。而对公益事业，如修水利等，则无不慷慨资助。
惠宗十八年（1358）夏，丹溪外出治病，“暑行来归”，没有什么大病。但过三四日，于六月二十四日，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终年78岁。临终前，无他言，独呼嗣汜，说：“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毕，遂卒。
丹溪去世后，人们莫不洒泪哀恸。诚如宋濂之言：“丹溪先生既卒，宗族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凭，嗜学之土失其所承事，莫不彷徨遥慕，至于酒涕。”丹溪子女与弟子将其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明清时期一些学者，对丹溪推崇备至，常远道前来祭奠。今日之丹溪故里赤岸，丹溪之滨狮子岩顶建有朱丹溪纪念亭，狮子岩麓建有朱丹溪纪念堂。东朱村辟有朱丹溪陵园。赤岸镇区、义乌城区、金华市区分别有丹溪街之命名。丹溪在人民心目中，正如“云山苍苍，高风不磨，世远弥声，仰止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