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我国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诗人、作家。
纯粹的山里人
1903年6月2日，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赤岸神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取名福春。雪峰是他自己改用的名字，可能与他故居附近有座名为“雪峰”的山有关。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吕克玉等是他的笔名。
他家祖祖辈辈不识字，祖父冯薪水是勤劳起家的老农，父亲、母亲都是农民。祖父的倔强性格和母亲的善良、慈爱，给了少年雪峰最大的影响。他从小就上山砍柴，放牛割草，以后下地学干各种繁重的农活，经受过劳动和生活的艰苦磨炼，同时也受到了浙东农民那种质朴、耿直和倔强的气质的熏陶。
鲁迅曾说，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雪峰自己也说过：“凡在我们地方的人都有这特色，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石一般的心的痴呆，恰恰和我们的土地相合。我们是纯粹的山里人。”他有一首早期的小诗《雨后的蚯蚓》，集中反映了他倔强、执着和坚韧的性格特征。“总不息地动呵”，小小的蚯蚓具有多么倔强的生命力。诗作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伴耕”，表明作者立志像蚯蚓那样，生命不息，耕作不止。他的这种农民的气质，在他一生的曲折经历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当他感到对方有居高临下的官架子时，不管对方职位多高，资历多深，他那浙东人的倔脾气就会发作起来。1937年，因为博古推行王明路线的观点，他同博古吵架，对骂起来，拍了桌子，拂袖而去。1954年，江青去过问《文艺报》，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走上文学之路
冯雪峰从小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优异，但也相当调皮，爱打抱不平。他在义乌县属第三小学读书时，就爱好作文，尤喜诗歌创作，显露了他的诗才。他看到学校里两位不受欢迎的老师为生活琐事争吵的风波，便写了一首
《两只秃尾公鸡》：
两只秃尾公鸡，
摆出拼斗架势。
你不进我不退，
全是虚张声势。
小学附近的倍磊街，有个供奉于谦神像的于公殿。他瞻仰后写过一首《于谦颂》：
于公业绩，轰轰烈烈。
生为民族，死为社稷。
忠奸有分，虽死何惜。
后人纪念，仲夏大节。
从小酷爱写诗的禀赋，促使他以后爱做新诗，并对中国新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雪峰已经小学毕业。他背着家庭，偷偷跑到金华，以第一名的成绩为一位同学考上金华中学，所得报酬是路费和食宿费，然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他接受“五四”新思潮，带头反对学校当局的专横压制，发动了罢课，因此被开除了学籍。
1921年秋，18岁的雪峰考进了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被赞为“当时南方最革命的学校之一”。他进校不久，就开始写作新诗，投入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他参加发起组织由新文学前辈朱自清、叶圣陶和刘延陵任顾问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在这段时间里，他专注于写诗。他对作家骆宾基讲了他写的一首没有发表过的诗：
那小鸟儿，
口噙着一朵花，
从山南坡，飞过来！
告诉山背后的人们，
山那边已是春天降临的世界。
在朱自清、叶圣陶的教导下，他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开始迈上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
接着，他先后结识了诗友汪静之、潘漠华和应修人，结成“湖畔诗社”，成为“湖畔诗人”。他的湖畔诗，既保留了农民的本色，散发着泥土的幽香，又反映了一个知识青年的觉醒。因此他的诗受到广大青年，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的欢迎。
毛泽东特别赞赏雪峰写湖畔诗的精神，认为他在《湖畔》里的诗写得很好。雪峰作为“五四”以后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是一位勇敢的开拓者和耕耘者。正如诗人绿原所说，他是“新诗的开路人之一”，他的湖畔诗“足以奠定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
执着的追求
冯雪峰在浙江一师读书时，贫困常常使他陷入窘境。他不得不辍学，去当学徒，当代课教师。然而生活的贫苦反而激励他去作新的追求。他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成为《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热心读者。
1925年春，雪峰来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潘漠华住在一起。经济困难使他不能成为北京大学的正式学生，过着近似流浪的生活。他一面与王鲁彦等浙江籍的穷苦学生加入李大钊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一起打工谋生，当文学校对、家庭教师、故宫博物院雇员等，一面借潘漠华的入学证在北京大学旁听。他继续热心于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但不满足于中文的马列主义的译著文章。于是，他以极大的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自学，学会了日文。他从日文版书籍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他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念。
他非常崇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认真读了李大钊的诗文。他认定，做李大钊这样的人，才是青年的真正道路。然而不久他即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最崇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了。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个月之后，在黑暗的血腥统治笼罩全国的日子里，不少人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而离开党的时候，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在北京的中国大学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之一是作家张天翼。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组织被奉系军阀破坏。北新书局也被军阀查抄。雪峰为纪念李大钊等烈士，在一部译稿的扉页上写了“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词，也被查出，因而被当局追缉。他不得不离京南下。
鲁迅的战友
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离京到了上海。这时正值“革命文学”论战，“创造社”集中火力围攻来上海不久的鲁迅。雪峰写了第一篇评论鲁迅的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文章肯定了鲁迅，批评了“创造社”在对鲁迅的攻击中所表现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也是党内最早论述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的文献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家李何林在1929年4月，将雪峰刚刚发表的这篇文章辑人他编的《中国文艺论战》一书，作为“革命文学”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置于卷首。
从日文版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共同事业，使雪峰与鲁迅接近起来。那时浙江一师的同学柔石经常同他谈鲁迅，把他吸引到鲁迅身边，使他很快得到鲁迅的指导并建立起友谊。从此，他与鲁迅并肩战斗，在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鲁迅忠实的学生和亲密的战友。
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作为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雪峰征求鲁迅意见的。鲁迅、郁达夫、柔石和雪峰作为发起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后来国民党声言要捕杀“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鲁迅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避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家中。据《鲁迅日记》记载，这期间雪峰探望鲁迅13次，平均两天一次。
鲁迅参加发起和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是和雪峰密不可分的。雪峰奉党组织之命多次找鲁迅，研究成立“左联”事宜。鲁迅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即兴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雪峰根据回忆追记出了这次讲话，其中有些内容是鲁迅平时同雪峰交谈时说的，经鲁迅修改后公开发表。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雪峰。雪峰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约见鲁迅，也是经雪峰联系并由他陪鲁迅去的。在党的负责人同鲁迅之间有战斗策略上的分歧时，雪峰作为中共党员在组织上受约束，但在思想上敢于站在鲁迅一边。这正是他的党性原则的真正体现。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杀害。“左联”要表示强烈抗议，要悼念牺牲的同志，因此酝酿发行秘密刊物。柔石牺牲后，冯雪峰同鲁迅商量出版秘密刊物。为办这个刊物，他们仔细研究，作了缜密的安排。鲁迅定了刊名《前哨》，并亲笔题字。雪峰忙于写稿、组稿，联系印刷厂，参加校对和装订。鲁迅写了著名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题目是雪峰加的。雪峰也写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这些凝聚着血泪和仇恨的文章，笔挟风雷，力逾万钧，像咆哮在黑夜的惊雷，震动了无声的中国。4月20日，《前哨》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就。《前哨》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屠戮革命作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鲁迅和雪峰的这次并肩战斗，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胜利反击。就在这一天，鲁迅携家属邀雪峰全家一起拍照留念。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留下了共同奋斗的影像：一对亲密的战友，两个革命的家庭。
鲁迅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康的两次会见，以及准备创作反映红军战斗的小说《红军西征记》，是表示鲁迅与党血肉关系的重要事件。这件事也是通过雪峰联系的。在鲁迅的遗物中，尚存一张陈康所绘的鄂豫皖红军作战示意图。这张有名的草图是雪峰为让红军的顽强英勇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所作努力的见证。
雪峰还是瞿秋白和鲁迅之间友谊的使者。当两位战友未曾见面时，雪峰就来往于他们之间，替他们转送报刊，传递口信和商量意见。瞿秋白后来在给鲁迅的信里，怀恋地说起：“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也曾亲笔写立轴赠瞿秋白，写的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与鲁迅的接近、相识、交往，乃至亲密合作，共同领导“左联”，共同无畏地投入反文化“围剿”的座战，雪峰功不可没。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收到鲁迅和茅盾的长征贺信之后，派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去上海，负责整理、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和做好国民党上层及地方实力派中的统战工作。中央指示他先找鲁迅、茅盾。雪峰找到鲁迅后，有过多次长谈，把他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切，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的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等，都详尽地告诉了鲁迅。鲁迅是先信服了毛泽东、共产党，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并且很快由相信到热烈拥护。
雪峰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后来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冒着风险租到合适的房子。从此，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同陕北党中央有了电台联系。
1936年5月，鲁迅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篇文章的手稿和给中共中央的信交给雪峰。鲁迅说，方志敏给他的信，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中共中央。雪峰把方志敏给中央的信，洗出后抄送给陕北党中央，把文稿交给已保存着瞿秋白一部分遗稿的谢澹如，直到上海解放。
是年10月，鲁迅把亲手编的瞿秋白的两本精装本《海上述林》让雪峰转送给毛泽东与周恩来。雪峰还以鲁迅的名义送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给毛泽东。
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三篇重要文章，雪峰有着历史性的功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初是雪峰与胡风议论过，鲁迅同意，并作为最后决定者授意胡风写文章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都是雪峰拟稿，署名鲁迅发表的。当时鲁迅重病卧床。另一篇历史文献《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由雪峰起草，鲁迅补充改定。这三篇文章，既是鲁迅思想发展到高峰阶段的标志，又是鲁迅同雪峰革命友谊的结晶。
在鲁迅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雪峰多次同他谈共产党，谈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谈红军长征，谈革命根据地创建，等等。鲁迅在谈话中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鲁迅也清楚地意识到，正是雪峰，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了解，使他这段时间的心境变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鲁迅同李霁野说过，雪峰为人诚实可靠，通过雪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亲密。在沟通中国共产党与鲁迅的关系，加速鲁迅向共产主义伟人的飞跃方面，雪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
冯雪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30年代初期，正是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日子。雪峰时时处于被敌人追杀的危险之中。
1931年互月17日，柔石等被国民党逮捕。雪峰并不知道，当天晚上仍到柔石的秘密住处去找柔石和冯铿夫妇。他看见柔石租住的二楼窗开着，便喊了几声“平复！”在平时，柔石听到叫声，就会从窗口伸出头来看看。这回却不回答，而房子里灯却亮着，于是绕道到后门上去。柔石的保姆见到雪峰，连连摇手，示意不要上楼。他知道出事了二楼已有“包打听”在候人，拔腿就走。原来柔石有个暗号，只要窗开着，便是人在家。保姆不知道那个暗号，所以柔石被捕后还开着窗。
1931年5月，雪峰推荐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茅盾出面多了，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9月的一天，茅盾和雪峰在四川北路附近某中学开完一次“左联”执委会，两人登上了回家的电车。他们坐的是头等车。车行了一二站，茅盾突然发觉隔着一道玻璃门的三等车厢内，有一个特务盯他们的梢。于是，他们决定分开行动。雪峰叮嘱茅盾用换车的方法甩掉尾巴。茅盾在南京路下车，发现特务果然紧跟在后面，就换乘电车甩掉了这个尾巴。
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受到严重破坏。是年11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有一次去法租界看一个宣传部的干事。他不知这个同志在上一天已被国民党逮捕。他刚进门，还没上楼，就看见楼梯口旁有个彪形大汉，站在黑影里守候。这时，他迅速闪过一个念头：这里出事了！他当即机灵地转身跑出门道，没跑几步，就给背后紧追过来的特务抓住臂膀了。他膀子用力一挥，又赶紧转身挥拳同两个特务对打起来，接连几拳猛打，使特务组猝不及防。他不及回顾，拔腿就跑，并利用租界的特殊情况，一面高呼“强盗绑票”，一面从人群中逃跑，穿过一家熟悉的书店，然后乘上出租汽车才脱离危险。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江西瑞金。雪峰参加了这次转移党中央、保卫领导同志安全的工作。但是，在上海他已很难待下去，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显然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中央局认为他在上海工作已不安全，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33年12月，在中央苏区瑞金，冯雪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这之前，他们虽没见过面，但彼此都知道了。早在20年代，毛泽东就叫别人转告，说他喜欢雪峰的诗，希望雪峰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工作。雪峰对毛泽东当然知道得更多。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像朋友重逢一样。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
雪峰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不久，任副校长。1934年1月，他在瑞金列席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委。他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交往甚多。或者毛泽东约雪峰到他那里，或者他踱到雪峰的住处来。有时，中央党校杀了猪，雪峰就请毛泽东来会餐。发了津贴，两人就一道下馆子。他们常一起散步，或促膝谈心，交谈不下数十次。他们畅谈文学、诗歌，畅谈上海文艺界的活动、共产党的文化人、进步作家反对国民党的残酷野蛮屠杀和压迫的英勇斗争。
有一回，毛泽东到雪峰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天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他告诉雪峰，他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缺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
在昏黄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面用旧报纸在桌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听着雪峰谈鲁迅。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尤其是几次争论中的文章。雪峰还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了毛泽东。他听了很感动，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民族伟大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有一天，张闻天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雪峰也在场。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议论中，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雪峰和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非常理解鲁迅，他反对博古的意见，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毛泽东从未与鲁迅谋面过。他对鲁迅的斗争、写作、性格、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等等，主要是从冯雪峰的介绍中了解的。雪峰是两位未谋面的伟人之间的使者。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毛泽东对雪峰非常关心。有好几次，他搞到了当时奇缺的纸烟，就派人送给雪峰。红军过大雪山后，毛泽东看到雪峰还活着，非常高兴。他跳下马，把地图铺在路边，给雪峰讲了半个多小时，说明这一段军事路线选得不好，如果选得好，还可以少牺牲一些同志。他还把瞿秋白牺牲的噩耗告诉雪峰，沉痛地对雪峰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1936年春，雪峰参加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他率领的小组在征战中和部队失去联系，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转战才回来。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
是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冯雪峰到上海工作。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同他作了长谈，交代了任务。毛泽东同他谈到深夜，并向他交了底。毛泽东说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甚至包括了蒋介石本人在内。
雪峰离开瓦窑堡前，毛泽东、彭德怀特地联名发电报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说：“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在上海，冯雪峰还肩负着更重大的秘密使命，就是钻到敌人心脏里，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秘密谈判做好打前站的工作；同南京方面取得联络，做好对国民党上层各个派系的统战工作，以及华北、两广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此事直接由毛泽东负责。为此，毛泽东于8月14日写信给冯雪峰。信中说：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的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讯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要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搞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还复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到陕北进行联络的代表刘子青，请他同“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傅作义、阎锡山、商震六处，亦祈鼎力斡旋，直接间接进行联络”，并要刘子青向冯雪峰通报情况，进行联系，“有何见教敝人之处，则请经过允生同志”。可见雪峰负有对国民党上层进行统战工作的全面责任，并不限于南京和上海两地。
雪峰还为寻找毛泽东两个失落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做了大量工作。他终于在董健吾家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俩。一个月后，他把毛岸英兄弟托交杨承芳，搭法国轮船经南洋去巴黎，转到苏联莫斯科深造。
1936年10月初，雪峰以鲁迅名义送火腿给毛泽东时，他自己也买了20条半线半毛的围巾和5听铁筒的白锡包香烟一起送去。后来，雪峰主持鲁迅先生丧事，在拟定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列有毛泽东的名字。这份名单是雪峰留下的笔迹，它至今还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雪峰在上海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1937年2月，他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他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寻找毛岸英兄弟的经过。
这次回延安，毛泽东和他谈了十几个夜晚。在黄土窑洞中，在油灯下，他们回忆长征，谈“双十二”事变，谈中国革命的形势，也谈到鲁迅的追悼会，谈到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斗争和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一再关切地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还谈到关于鲁迅和鲁迅作品的一些评论。
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起冯雪峰的情况。当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他立即与陈云商量决定，一定要把冯雪峰营救出来。他们当即就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雪峰把自己在重庆出版的《乡风与市风》和《真实之歌》寄给丁玲，转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接见了雪峰，当面称赞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
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冯雪峰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文学家中，亲身经历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军事“围剿”两次伟大斗争，并且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实在屈指可数。
当时，瞿秋白也向中央提出参加长征的要求，并已做好准备，待命出发。但是，“左倾”领导者利用战略转移的机会排斥异己，甩“包袱”，以他身患肺病为由，没有同意。瞿秋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根据地打游击。雪峰得知这一情况，特地去和他告别。瞿秋白紧握雪峰的手说：“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你们突围肯定比我更艰巨，道路更险阻。让我们共同来承受严峻的考验吧！”两位战友依依不舍。沉默了一会，瞿秋白忽然脱下自己身上的灰毕叽长衫，披在雪峰身上，深情地说：“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留下了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过的痕迹。现在给你做个纪念，伴着你出征吧！”雪峰十分珍惜这种深厚的友谊，一直把这件长衫留在自己身边，经历了雪山草地的严峻考验。被捕后还把它带进上饶集中营，以后保释出狱时又带出集中营。它成了雪峰生命的一部分。
长征时，雪峰被编在“中央纵队”里。这里的人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他先在罗炳辉任军团长的九军团任地方工作组副组长。遵义会议后红军整编，他又调到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的红色干部团，任萧劲光为队长、莫文骅为政委的上级干部队的政治教员。与他一起的政治教员还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和李一氓，被称为“老同志”。
对这五位老同志，中央军委专门向干部团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交代了任务，不能出问题。宋任穷特别关照“上干队”，要求每天报告他们的情况，遇特殊情况可直接报告军委，实际上是重点保护。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张闻天，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就同雪峰熟悉，在中央苏区中央党校又一起工作，因此他时常抽时间来看望雪峰，告诉一些情况和消息。一次，他特地来告诉雪峰：留在中央苏区的刘伯坚英勇牺牲了。刘伯坚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和许多反对王明路线的同志一道被留在苏区，未能参加长征。雪峰沉痛地说：“他是应该和我们一起走出来的！”
宋任穷第一次见到雪峰，是1934年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那时，他也受到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被撤销五军团十三师师政委的职务，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而当时雪峰任党校教务主任。长征时，宋任穷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委，雪峰调到归干部团领导的上级干部队担任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政治教员，他们又并肩战斗在一起了。宋任穷回忆说：“当时，雪峰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学家，但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着一样的饭菜，一样地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任上级干部队政委的莫文骅和担任政治科科长的苏进，合写了一篇题为《冯雪峰在长征中》的回忆录。文章说：“雪峰同志人虽瘦弱，但精力总是那样充沛。他政治理论水平高，说话也直爽，同我们很谈得来，常常指点、帮助我们。”当一方面军的红色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雪峰调任该校高级班的政治教员。校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均未到职，学校的工作由李特和莫文骅负责。李特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任红军大学教育长，莫文骅任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当时中共中央与张国素分裂主义的斗争，反映在红军大学，就是莫文骅与李特之间的尖锐矛盾。
冯雪峰支持莫文骅向党中央反映李特分裂主义的作为，还从理论、政策的高度分析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和产生根源及表现，使莫文骅“顿时觉得头脑清醒了许多”。雪峰还指出：“同李特斗争要抓住他搞宗派主义，抓住他分裂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同他纠缠小事，这样才能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是非。”时至写回忆录的1985年，50年过去了，此事仍使莫文骅念念不忘，“着实叹服雪峰的政治理论水平”。
雪峰曾向鲁迅、茅盾、沈钧儒、宋庆龄、史沫特莱等所有接触到的中外朋友热情地介绍过长征的伟大业绩。用文学形式反映长征的伟大壮举，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强烈冲动。所以当1937年7月他在上海同博古激烈争吵以后，他一气之下，就写信给潘汉年请假，要求回乡专事写作。请假获准后，他在许广平家住了几个月，一边看书，一边拟写作计划。是年12月，他从上海回故乡义乌，专心致志从事关于长征的创作。到1938年底，他写了五万多字，暂名《红进纪》，后改题为《卢代之死》。1939年元宵节前夕，雪峰与专程来访的青年作家骆宾基作了三次彻夜长谈，对骆宾基讲述了《卢代之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梗概，也给他看了小说前半部的初稿。这部小说写得感人至深，以至40多年以后，骆宾基还能回忆起它的基本内容和一些动人细节。
到1940年10月，雪峰以三年功夫，终于写成了长篇巨著《卢代之死》，共50余万字。他写信给老友楼适夷说，《卢代》已写完了，年底可以动身。正当他准备离开义乌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卢代之死》手稿和关于长征的回忆札记全部散失，以后再也没有能找回来。
雪峰深知这种著述的深远历史意义，因此重写这部小说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重新开始写《卢代之死》。为此，他非常重视保存有关长征的资料。在七年时间里，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卢代之死》已陆续写了几十万字的草稿。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朝他打来——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他没有绝望，只是把这部书稿锁入箱子里。1961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为冯雪峰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摘帽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部搁置数年的《卢代之死》未完稿，从箱子里拿出来，端放在案桌上。他要实现20多年来耿耿于怀的宿愿。然而，他正待动笔，却被告知，他可以写作，但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这伤透了他的心。他震惊了，他的帽子虽登报摘去，但他的“右派”身份并未改变。这一次，他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默默地将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付之一炬。从此，中国新文学史上失去了一部具有无比珍贵价值的巨著。唐弢在冯雪峰的追悼会上，为这件千古痛心之事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硬骨头，石壁铁窗，灵山诗卷传衷曲。
千载痛心事，雪山草地，卢代遗编付劫灰。
上饶集中营受难
冯雪峰在回义乌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创作《卢代之死》以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宣传、组织抗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组织农民成立抗日群众武装“同心会”。觅购枪支弹药，准备在日军入侵时开展游击战。联合社会各界志士仁人，开展民族抗日统战工作。会同朱祖芳、张希丕、朱国祥等创办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还为战乱回乡的知识青年作军事知识的演讲，培养他们的实战本领。他给小舅父朱师德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剑戟未云折，虎狼莫敢游”，激励亲友敢于向虎狼似的日本侵略者作坚决斗争。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雪峰的对联。不久，他的祖父准备在神坛村南的大路边修个凉亭，供过往行人休憩。他还亲自书写“必胜亭”三字，勒石为匾，以表示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当时，雪峰正准备赴桂林，恰巧邻村一进步青年从金华写信给他，把国民党在金华查抄进步文化新闻机构并逮捕10多名革命志士的消息告诉他。不料信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查获。于是雪峰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上饶集中营。
雪峰到茅家岭不到一个月，就染上了“回归热”。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他躺在牢房的木板上，再也起不来了，是难友郭静唐和毛鹏仙的相助才挽救了他的生命。接着，他又患了肋骨结核病，病情日益严重，竟至烂断了两根肋骨。一次，他昏迷不醒，宪兵特务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在破庙里。幸亏难友发现，把他抬回来，用竹片刮去他胸口的烂肉和脓血，但无法阻止他的病情继续恶化。难友毛鹏仙用一把刻图章的小刀，一碗清水，给他开刀放脓，抽去烂断了的两根肋骨。当刻刀割开不上麻药的皮肉，脓血直流时，彻骨的剧痛使他汗流满面，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就是重病在身，特务还要逼他劳动、跑步，他常昏倒在地。
1942年6月，日军占领金华逼近上饶时，集中营仓促撤往闽北山区。雪峰是难友中年龄最大病情最重的一个。从上饶到建阳的途中．他经受了疾病与敌人的双重折磨。他倒在烈日下，再也站不起来。特务的皮鞭劈头盖脸向他抽来。“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他愤怒地说着，用冷冷的眼光逼视着特务分子。因为有已保释出狱的郭静唐的极力庇护，雪峰那天没有被打死，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雪峰没有停止过同凶残的敌人斗争。他在难友中，首先在共产党员中，进行了秘密串联，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他经常向大家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述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生涯，讲述鲁迅的斗争业绩，讲述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斯诺来华访问的情形等。他还教人学日语，说不要让蹲监的时光白白流逝。他的言行激励了难友们与敌斗争的决心，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心。他因此成了这批抗日囚徒的精神支柱，遇到问题总要找他商量，从越狱这样的大事到同志间言词不合那样的小事，都找他谈，要他拿主意。后来雪峰等被押到关押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高级干部的石底监狱。雪峰等在墙底挖通了秘密通道，和住在隔壁牢房的李子芳等互相传递信息。他还借口看病，偷偷同新四军高干接近，给他们传递一些外界的消息，也曾在经济上为他们出过力。
雪峰以笔当投枪，即使在狱中也没有放下战斗的笔。公开的，他通过编墙报，巧妙地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的墙报编辑还有郭静唐、王闻识、吴大琨和林秋若等著名文化人，画刊头插图的是著名版画家赖少其。他的著名诗篇《普洛美修士片断》就是发表在墙报上的。他在集中营开始了停笔14年的新诗写作。他的深沉、悲愤、壮烈、激越的狱中诗，有的贴在墙报上，有的在难友中传抄阅诵，就像黑夜中的火炬，燃烧在难友们的心坎里。
长诗《灵山歌》是为纪念方志敏率部开辟根据地及其殉难的伟大业绩而创作的，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灵山在茅家岭北面，诗人在狱中与它朝夕相望。当年方志敏就曾在这里不屈地征战。方志敏是他很熟悉很崇敬的革命家。他读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并妥善保存着。他时常望着灵山沉思，悟出不屈就是灵山的灵魂。于是，他把自己强烈深沉的真挚感情，融入诗行中。诗人笔下鲜明美好、坚贞不屈的灵山，分明是歌颂方志敏烈士的伟大形象，也是歌颂整整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灵山歌》是诗人对革命者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绝唱。他在狱中写了50多首长短诗，托人带给上饶的地下党员廖卜三保管。由于白色恐怖和日军对上饶地区的轰炸，这些诗稿全部散失。他出狱后，将自己保存的39首诗的底稿整理题名《真实之歌》出版。这是诗人用血写成的讴歌忠贞不屈的诗篇。
帮助难友越狱，是雪峰成功的斗争。他帮助著名画家邵宇、赖少其越狱，把身边仅有的几十元钱送给他们作路费，给他们写浙南几个联络地址。他们越狱后就是按雪峰介绍的关系，经浙南到达上海，找到中共地下党，回到苏中根据地的。他还帮助集中营剧团、球队集体逃跑的部分同志和与他一起住过医务室的三位女同志脱离魔窟。特别是计惜英、杨良瓒、叶苓三个青年人的越狱，他的帮助更大、更直接。国民党特务把雪峰、郭静唐、王闻识、吴大琨与计惜英等人，组成“文化组”，与大家隔离，单独关在一起。计惜英等三青年决心冲出牢笼，征求雪峰意见。他表示坚决支持，并要他们今后在表面上要与他们四个年岁大的人疏远，造成不和的假象。于是他们之间逐渐“泾渭分明”。三个青年还故意与吴、王、郭大吵大闹，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越狱前一天，雪峰作了周密安排：第二天晚饭后他们四人把宪兵引开，引得远远的，给越狱有较多的机动。他嘱咐计惜英等三人走时务必将他们四人的毛线衣全部“偷”走。一则避免敌人对留下的几个人有“参与共谋”的怀疑，再则在路途上发生困难时可变卖使用。他特别叮嘱计惜英，不要忘记“偷”走他那件家里才寄来、还没有穿过的毛线背心，它可以多换几个钱用。第二天晚饭后，雪峰策动郭静唐等一起把宪兵引开，要求看管他们的宪兵班长带他们四人到半里路远的小酒店喝酒，并尽量设法拖延时间，吃了两个多小时。计惜英等三人利用这有利时机，顺利越狱，隐身在崇山峻岭之中。本来雪峰和王闻识准备逃跑，做一个王闻识的同乡、宪兵副班长的工作，已经有了眉目。但为了帮助计惜英等，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结果，计惜英等越狱后，留下的四人依法连坐，关了禁闭。敌人的进一步迫害落到了他们头上，从此再也无法实现他们的越狱计划了。
1943年，董必武告诉到达重庆的雪峰，是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他营救雪峰出狱的。他说动了国民党陈铭枢派的胡秋原打电报保释冯雪峰。宦乡和郭静唐几次出面向集中营交涉，最后以治病为名保释雪峰出狱。董必武与雪峰在1933年瑞金中央党校共过事，在长征中他们都编在干部团“上干队”，一起流过血汗。有件事足于说明他们间的革命友谊：董必武知道雪峰特别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1945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美国旧金山创立联合国会议时，特地买了一部印得非常精致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带回来送给雪峰。后来雪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三代人同住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他的房间只是用布慢拦成的一角，十大麻袋书只好论斤卖掉了。但是，这本董必武赠的《草叶集》，他始终十分小心地珍藏着。
铭心的怀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工作时，周恩来专门同他作了长谈，交代了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还给了他密码和两千元钱经费，约定他用“李允生”的化名。周恩来还亲自派人护送他到苏区与张学良部的交界处，同张学良军队中的地下工作人员接上关系。
冯雪峰到上海后，张闻天、周恩来于7月6日以“洛恩”的联名信，指示他“应派得力干部代表党或苏（维埃）红（军）同两广，首先是广西当局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对于韩复榘、宋哲元等发动反蒋的运动，我们也应积极支持。”要求把“各派抗日的武装发动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冯雪峰于1936年6月去香港同潘汉年见面，就是商量如何就近开展两广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因为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原领导人和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都在香港。
在雪峰到上海三个月之后，7月26日和30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中查出，这两次会议都充分肯定了冯雪峰去上海后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周恩来说：“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多派如允生这样的人去。”同时又说冯雪峰的“工作范围太复杂，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负责，事实上是做不过来的”。为此，对加强领导的人选作了酝酿。
1938年初，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得知冯雪峰从上海回义乌后，马上去电，要他“立即前往新四军工作”。但不久，他不幸被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曾同雪峰一起被囚的难友林秋若，出狱后于1942年底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上饶集中营这个特殊监狱的残酷斗争情况。周恩来对雪峰十分关注，特别仔细地询问她关于雪峰在狱中的一切。后来，为营救雪峰，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周密的具体布置。
1943年6月，冯雪峰被中国共产党营救出狱，到了桂林。当时任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的邵荃麟，把他出狱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不久，邵荃麟告诉雪峰，周恩来又派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把路费带来给他，召他到重庆去。雪峰即从桂林动身，到了重庆。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拥抱了他。在上饶集中营遭受那么多苦难，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不曾流过一滴泪的硬汉子，此时此刻，怎么也忍不住激动的热泪了。周恩来、邓颖超还高兴地留他一起吃饭。雪峰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和自己这段历史。当他谈到在上海与博古争论的事时，周恩来说：“当时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错误的。”
接着，周恩来又找他去谈话，指示他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些文章，同时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还指示说，为了公开活动，可以去找韩侍桁、姚蓬子和老舍等人，解决住处问题。后来组织上认为雪峰住在姚蓬子处比较安全，因此作出决定，由董必武交代冯乃超，陪同雪峰去姚蓬子家，住在“作家书屋”。
1944年8月，周恩来得知著名作家王鲁彦在贫病中逝世，亲自发了唁电，安慰其家属，并请雪峰转送王鲁彦家属抚恤费伪币一万元。王鲁彦是雪峰的至交。雪峰经过一些周折，把抚恤费交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王鲁彦家属；真是雪中送炭。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雪峰最早把获得蒋介石蓄意利用谈判机会，企图把毛泽东长期软禁的情报报告了周恩来，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早制订了迫使国民党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有效措施。
1946年2月，冯雪峰奉命由重庆到上海，即向中共驻上海联络处报到，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周恩来仍要他在上海做统战工作、文化工作。他在周恩来的教导与榜样的影响下，在上海文艺界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党外进步文艺工作者。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营救中国劳动协会周颖等22人和作家骆宾基。
1947年2月，国民党迫令中央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撤离，最后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又一次把雪峰找去，告诉他蒋介石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和平建议，决心内战到底，因此，联络处的人员要疏散了，他自己日内也要返回延安。他指示雪峰继续“留在上海做些文化工作，仍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组织关系保留在中央。有必要时可找江苏省委”。雪峰在上海坚持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雪峰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的小汽车。”表示了对雪峰的重视。那时，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同雪峰的个人接触少了，但他没有忘记雪峰，特别是当雪峰遭受厄运的时候。1961年“右派”第一批摘帽时，周恩来亲自提名为冯雪峰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
雪峰从1933年到中央苏区工作，就开始和周恩来交往。在几十年的斗争经历中，周恩来对他的亲切关怀，长期铭刻在他心中，使他对周恩来总理怀着深深的敬爱之情。1976年1月9日，当他一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时，本来患病的他，万分悲痛，病情顿时加重。他对汤逊安、林秋若夫妇沉痛地说：“人民需要总理，革命需要总理，他不能死呀！”那一天，他从白天一直痛哭至深夜，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杰出的文艺理论家
胡愈之在《回忆雪峰》一书“前言”中称冯雪峰为“伟大的文学家”。这个评价，雪峰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没有发表作品。但在他以前可以写作的35年时间里，除了数量很大的翻译以外，他发表的诗文，总共近200万字。在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主要是以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其主要成就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树。
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遗产，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以30年代首次发表的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的信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着重强调；文艺应该忠实地反映人民变革现实的生活，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特别是集中社会矛盾和历史趋势的斗争生活；作家反映生活的过程，是“生活的历史的实践”过程，是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过程。他为此提出了“主观力”与“人民力”这一对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概念，认为作家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应从人民变革现实的意志和行动中汲取人民的力量，加强自己的主观力量，以参与人民变革现实的斗争。
艺术创造不仅需要从生活的反映中追求客观真理，而且更需要对社会、历史实践的关心、热情和意志，以及艺术本身的志趣和造诣，艺术“只有在客观真理，主观实践，和艺术创造达到高度的统一的时候才能获得生命”（《关于形象》）。由此，他对艺术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与人民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较为辩证的看法。
另外，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是符合生活客观规律的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普遍原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革命现实主义是以往现实主义在历史新时期的发展。因此他在强调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并不排斥一切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派别。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文艺的要求，是在不断地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斗争中，在克服自身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偏颇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冯雪峰认为我国新文学艺术运动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文艺教条主义。他是继鲁迅之后认识到教条主义危险的最早觉悟者之一。他认为自20年代末开展左翼文艺运动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因此，他在文学理论上，自觉地提出要与理论上和创作上的教条主义、策略上的宗派主义作斗争，提出了一些与机械论相反的命题，为打开革命文学的广阔发展道路而努力。他不仅从“左联”时期以来就作了这样的努力，而且在解放后作了更大的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摆脱机械论的束缚，如何赢得更多的创作自由，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锲而不舍，矢志不渝。
冯雪峰不断总结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如1931年10月，他为“左联”起草一个关于创作问题的决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茅盾说：“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了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我认为，这个决议在‘左联’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冯雪峰于1946年发表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是他著作中最有理论价值的一篇。文章在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作家应投身并反映人民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等根本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冯雪峰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家之一。早在1926年，他就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与翻译。到1930年，结集出版的有12部，单篇译文30余篇。他在鲁迅的指导与帮助下，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冯雪峰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不断写作家作品论，给予理论上的分析。他写过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巴金、丁玲、艾青、柯仲平、欧阳山、潘漠骅、艾青、马加、杜鹏程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显示了一个理论家深邃的洞察力。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推荐发表的。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也是经过他多次精心指导后出版的。
冯雪峰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活动是与他的鲁迅研究分不开的。他是举世公认的最有权威的“鲁学”专家。他被鲁迅夫人许广平誉为了解鲁迅后期思想和创作的“通人”。传播鲁迅精神，捍卫鲁迅的旗帜，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928年5月发表的论述鲁迅的《革命与知识阶级》，这是针对“创造社”围攻鲁迅一事而写的。他是早期正确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第一人。1930年发表的《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是为了反驳新月派梁实秋对鲁迅杂文的诬蔑而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评价鲁迅杂文的尝试文章。
冯雪峰的鲁迅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最早而又较全面地论证了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崇高地位。早在1933年，他就看出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在《〈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文中，特别强调了鲁迅的文学战斗传统，认为“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创作的路”是“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1936年7月，他为捷克文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集》写了《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首次提出：“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这是在鲁迅生前对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价值所作的第一次最深刻的概括，是继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后鲁迅论的又一高峰。
1937年10月19日，他在上海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后改名《鲁迅论》）的长篇演讲，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三个领域论证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实际上是论述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样的观点贯穿在他以后的全部研究活动中。他坚持和捍卫鲁迅的战斗方向，论证鲁迅与民族、人民、革命血肉相连的关系。对于鲁迅的重要作品《阿q正传》和《野草》，鲁迅同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都有过深刻研究和论述。鲁迅逝世后，他更不遗余力地捍卫鲁迅的光辉旗帜。除了不断撰写论文阐发、传播鲁迅精神外，他还撰写鲁迅的回忆录，收集、整理、出版鲁迅著作和培养后辈鲁迅研究工作者。他以鲁迅晚年战斗生活和光辉业绩见证人的身份所写的《回忆鲁迅》及其他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是极好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由于侧重叙述了一些富有政治意义的重大事件，又大量记叙了鲁迅思想感情及其发展变化的直接材料，更为研究者所重视。
冯雪峰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早期作为“湖畔”诗人，他以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真切感受，歌咏爱情、母爱、自然和人间的不幸，表现了“五四”时期年青一代挣脱封建枷锁的精神面貌。这些诗感情纯朴而具天真稚气，风格清新明快，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的影响。他是自由体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他的诗中，渗透着农民的思想和情愫，这在当时的诗坛上是不可多得的。
40年代的《真实之歌》，反映了作者作为革命者和诗人同样走向成熟。他往往站在时代的高峰，以透视历史和现实的目力捕捉诗的形象。这些形象凝结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感情浓烈，意境深邃，显示出阔大的气度和沉雄的风姿。《雪的歌》、《灵山歌》等长篇抒情诗是其代表作。他不但写诗，还写散文、儿童读物（如《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电影文学剧本（如《上饶集中营》），但主要是杂文。他在40年代写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垮的日子》三本杂文集，解放后又发表了许多杂文，总计在30万字以上。他的杂文深受鲁迅的影响，深刻、犀利，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杂文家。
冯雪峰还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开拓者，是创作新寓言历史较早、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他一生写下约200则寓言，还从佛经《百喻经》里改写了100则寓言，后来出版《雪峰寓言》。他扩大了寓言这一传统体裁的功能与作用：既有诗的意境与形象，又有杂文的犀利与深刻；既鞭挞腐朽、黑暗的反动势力，又讴歌光明，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既针砭时弊又深含哲理，意味深长。
又一次“长征”
1957年9月，冯雪峰在人生道路上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被强加种种“罪名”，错划为“右派骨干分子”。1958年，他被驱逐出中国共产党。在开除他党籍的党支部大会结束后，他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他被错划右派之后，又经历了一次长达20年的最严酷最艰难的“长征”。1957年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论是超出他体力的，或者存心羞辱他的，他一概刻苦勤勉，毫无怨言。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编辑埋头工作。不到两年，他编出了200万字的从“五四”倒“左联”时期的《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选》和近百万字的《郁达夫文集》。在编《郁达夫文集》过程中，他撰写郁达夫传略和著作目录，选录郁达夫的作品，有几十万字是他带回家一字一字抄出来的，还抄了五六万字郁达夫的日记。可惜在“文革”中散失了。
1961年，当他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不久，他就向出版社中共党组织提出，坚决要求回到党内来。他因创作太平天国长篇小说的需要，运用古体写诗。他在一首题为《未深思》的诗中，借嫦娥奔月的故事，描述了他被错划“右派”之后的“清凄”生活，表达了要求重新入党的愿望：“最是还乡也不得，上天有术下无梯。”诗句集中表现了他思“还乡”即回到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在他生命最后20年的苦难历程里，他始终念念不忘回到党的队伍。
雪峰把创作的目光转向了历史题材。从1962年起，他计划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的创作。他拟定了写作提纲，收集了大量资料。他到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跋山涉水，了解山川形势和太平天国进军情况，实地观察太平军安营扎寨的地址，特别到广西桂平金田村进行采访，历时三个多月。他为此陆陆续续花了15年时间。他要以一个太平天国的女英雄贯穿全篇。他要把亲身经历长征的感受和体验，融进这部历史长卷中。他要使那一段悲壮的历史复活起来，要从他们覆灭的血和泪中，为子孙后代寻找点什么。但由于客观原因，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也未能完成。
1965年，他参加了“四清”运动，并被评为“四清”工作模范干部。“文革”期间，他被关入“牛棚”，除了天天“请罪”，受到种种辱骂之外，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所写材料超过了100万字。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诬陷任何一个人。1969年9月，他又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年近古稀，种水稻、担粪、放鸭子，以至抬100多斤重的水泥杆，他都干。他早起晚睡，半夜起来巡夜。有一次，他和大家一起割稻，在烈日下昏倒在地。待救醒过来，他只休息一下爬起来又干。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他仍然全身心都扑在传播鲁迅精神这一神圣的工作上。从1974年2月开始，他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直到1976年五月，他已病重到说话失声，离逝世不到一个月了，还不时地翻检《鲁迅日记》。当赖少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只能以手示意，指着已经断了句、修正了标点符号的《鲁迅日记》，表示已经完成了心愿，从嘴角可以看出他特有的微笑。
他晚年把希望寄托在后辈鲁迅研究工作者的身上，要把捍卫鲁迅旗帜的光荣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因此他满腔热情地培养后辈鲁迅研究者。丁玲在浙江义乌召开的首届雪峰学术研究讨论会上，曾说到一件感人的事：“最近我看到包子衍发表的雪峰给他的几十封信，就觉得很少有别的人能这样做到。……对一个无名的青年人能够这样耐烦的一封信一封信地去写，我没有看见过。写一封信，几封信是有的，是可能的，但那么不怕麻烦地有问必答地去信，我看很难。”有一次，他一周中连写了五封信给包子衍，其中有一封信竟长达7000多字。对青年画家裘沙和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朱正，亦是如此。他在重病的折磨下，还支撑着垂危的病体，看朱正的稿子。
1976年1月5日，离逝世仅25天，他已病得卧床不起，但还是给朱正写了一封长达1000多字的谈有关鲁迅的信。信一开头就说：“我早就想写信，但力不从心，今天能不能写完这封信也很难说。”结尾又说：“我已没有力气了，有关《正误》的事就不再写了”，“请原谅我写得潦草”。病重到连字也写不端正，能不能写完一封信也没有把握了，可他依然认真地看朱正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这封信，可以看做是他鲁迅研究的绝笔之作。他的第一篇论文，是论述鲁迅的，最后一篇著作，也是研究鲁迅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1975年3月，72岁的雪峰，作了一生中第三次大手术。但他出院不久，癌细胞扩散，已经严重到说话失声。他自知病情严重，已不会久留于世，因此抓紧每一分钟工作。临终前，他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征求意见本。他向儿子冯夏熊诉说他的遗憾：“我没有能活着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我没有能写一本新的关于鲁迅的比较完整的书，我也没有能写完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我心里难过。”1976年1月30日，正是农历除夕，他再次被送到首都医院，经过一夜抢救，终未见效，1月31日，不幸逝世。
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给他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为他补开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给他献了花圈，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