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钱之起源
古代的冥币中纸钱使用最多，影响最大，但是纸钱何时产生一直是不甚明了的事。纸钱的产生时间，前人认为大致在两个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说。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纸钱》云：“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次之东晋说，《法苑珠林》云“纸钱起于殷长史”（宋戴埴《鼠璞》引文）。殷长史即殷仲文，东晋著名文学家，曾为刘裕镇军长史。更有南齐东昏侯以纸钱代束帛之说。“南齐废帝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宋叶□□《爱日斋丛钞》引《杜诗辨证》载《文宗备问》）。
另一种为唐代说，“纸钱始于开元二十六年王玙为祠祭使”（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商务印书馆，1937，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631页）。前一种说法与纸张之产生有关。纸的使用的确为冥钱提供了一种新的材料，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性。不过对于冥钱这种风俗的产物，不全是物质条件决定的。后一种说法是依据王玙事，显然理解错了原文的意义，事实证明纸钱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南北朝后期。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中，首次在新疆吐鲁番古墓发现纸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多次发现。吐鲁番阿斯塔那521、522号墓是同时代的高昌墓葬，522号墓出土建昌二年（556）的墓志，那么521号墓的年代相近，其墓内的纸钱为现见最早的实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麴氏高昌前期相当于南朝梁陈之间。
由此推测，所谓南齐东昏侯剪纸为钱之事是有可能的。吐鲁番唐代墓葬中纸钱更多，发现纸钱的墓葬，有贞观、永徽、龙朔、咸亨至开元等不同纪年，时间从盛唐到中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在同时期的文献中经常有纸钱的记载，可以与实物相印证。诗人王梵志生活在隋唐之交，皈依佛门因称“梵志”。他的诗中常提到纸钱，如《有钱惜不吃》：“有钱惜不吃，身死由妻儿。只得纸钱送，欠少元不知。”生于隋开皇年间的唐临，在《冥报记·李山龙》中记武德年间之事，虽说是小说，却反映了初唐的纸钱风俗。
中唐时期纸钱风俗已经风靡民间，盛极一时。封演《封氏闻见记·纸钱》一节对纸钱有完整的描写：“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取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使用纸钱的情况。
纸钱制作及使用
纸钱是与泥制的硬质明钱一样，也是用来送终入墓的。吐鲁番高昌的隋唐时期墓葬内发现的纸钱就是明证，后来宋代墓葬依然保持这种传统，纸钱纤弱不易保存，所以不容易发现罢了。纸钱是纸质的，虽然不能长期保存，却是易燃品，为烧化提供了条件。中原古来礼制并没有烧化这种做法，周边民族却是这种习惯。《魏书·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器物一以烧之。”周边民族葬礼中焚烧的习俗可能是固有的，也可能来自其他民族。古印度有焚烧的葬礼，汉族的烧化礼葬很可能是佛教带来的。
佛教变文中反映了这种烧纸钱的情形。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冢上纵有千般食，何曾济得腹中饥。号眺大哭终无益，徒烦烧纸作钱财。”又《无常经讲经文》：“望儿孙，剩烧纸，相共冥问出道理。”高国藩认为：“从唐代敦煌写本中发现民间烧纸钱的风俗，这在中国丧葬史上是具有首创的历史价值的。”“敦煌盛行佛教，佛教倡导火葬，故改瘗钱为烧纸钱，由此传播至全国。”（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49页）唐王建《寒食》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人间的纸钱必须经过燃烧才能到达地下，烧纸钱在当时是变成纸钱的主要处理方式。敦煌居民大多是中原移民，民情与中原息息相通，纸钱的风俗很可能是从内地传过去的。
《太平广记》卷385引《河东记·辛察》：大和四年十二月，辛察忽患头痛而绝。随黄衣吏去，“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钱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纸钱烧化之后在冥间变成铜钱，这个变化过程是唐宋时期民间观念上认可的。烧纸钱久了，便形成了一套规矩。首先，烧化之时要注意保持钱的完整，不能破碎，而且设法使之烧透。唐谷神子《博异志，郑洁》郑于阴间司命，“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司命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祈，即先烧三十二张纸，以求五道，其神祗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爇，不得搅碎，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
其次，人鬼之间是有通道的，烧化要循着这个通道才能输送到达。地下的黄泉与地上的河流是相通的，所以要在水边烧化。唐临《冥报记·晆仁蒨》载大业初之事，蓓曰：“鬼不欲人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没有河流的地方，可选择大树下，因为大树底下有水，也可通黄泉。《太平广记》卷109引唐临《冥报记·李山龙》：武德中，李山龙因日颂《法华经》，亡而复生。有三鬼求乞。“三人曰：于水边古树下烧之。”李生后，“以纸钱束帛与酒食，自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当然也要注意时问，鬼魂只能昏夜出游，在此时烧化鬼才能取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下》：“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丈，及聆悲泣声。”
纸钱虽然是纸张做的，却不是什么纸都行，它是有讲究的。
吐鲁番古墓的纸明器都是以使用过的公文纸制成，打开看到满是字迹。这种废物利用的纸在内地肯定不受欢迎（参阅陆锡兴《吐鲁番古墓纸明器研究》，《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纸钱不仅要用新纸，还要用好纸。唐临《冥报记·王璹》描写了白纸制钱的故事：尚书都官令吏王璹暴死，经二日而苏。自言冥间一吏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欠一欠。”璹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铜钱，欲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璹苏醒，“告家人买纸百张烧之。明日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不如。’璹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璹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康体健，遂复平复如故”。王璹家人先前买的恐怕不是最好的纸张，白度不够，所以影响了“钱”的成色。要重新买“白纸”。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2：“选好纸剪钱以奉之。”好纸就是质地优良的纸张，洁白是一个标志。有的故事明言好纸就是藤纸。《太平广记》卷38471《河东记下·许琛》：王潜之使院书手许琛，暴卒至冥间，遇紫衣人。“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潜与武相公素善，累官皆武相公所拔用，所以常以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唐宋藤纸是以剡溪（今浙江省嵊县内）青藤皮为原料制作的优质纸，也叫剡藤。藤纸洁白光莹，质地细腻，这个白纸可能是藤纸之类的好纸。
刻和剪是纸钱的常用的制作方法。新疆吐鲁番古墓发现的纸钱是成串叠起，大小不一，似是刻或者剪出。中国的剪刀历史悠久，前后有些变化。早期的剪刀是交股式，借助中间弯簧的弹力操纵开合，用时费力。五代、宋的剪刀发展为支轴式，功能得到了改进，利用力学原理，使用起来轻巧灵便。唐宋之间，剪刀虽有改进，也只适宜少量剪钱。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纸钱，出土装在荷包之内，纸质微黄，个别纸钱上有佛教的标志“卍”字。纸钱方孔成轴对称，它是逐个对折起来剪成（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1990年第9期）。
纸钱数目较大的话，剪起来就费时费力了。唐牛僧孺《玄怪录·吴全素》：元和十二年，吴全素被阴吏召人冥问。二阴吏云：“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托梦于姨，姨“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二百副纸，剪成纸钱要花些功夫，所以只能边剪边焚。
刻钱是指用刻刀刻成纸钱，因为刻刀有一定力度，可以数张、甚至更多纸叠起来一起刻成，它比剪数量方面有优势。唐牛僧孺《玄怪录·崔环》：安平崔环，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人冥间，许阴吏钱三十，气绝七日而还阳，“令家人刻纸钱焚之”。在山东嘉祥一座元代墓葬中，尸体两侧塞满草纸和纸钱。作纸钱的毛边纸40×30厘米，分两组，每组四枚，上面切割成圆钱图案，这就是刻纸钱的实例（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刻刀适合直线，所以元墓纸钱是半圆切割而不切断的一张纸。
陪葬的冥钱数量一直比较大，特别是方孔钱钱值低，所以动辄上千上万。《南史·僧岩传》：“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僧岩要求不高，也需要大钱一千随行。在高昌隋唐时期的衣物疏中钱数普遍很大，例如《延昌三十六年（596）随葬衣物疏》有“杂色彩帛一千段，金银钱二万文”。马雍认为，“决非实物，可能是专供死人用的拟制品（如纸钱之类），甚至是一纸空文”（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年第4期）。
《封氏闻见记》所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足以证明随葬纸钱之巨。如果说人葬的明钱还是象征性的话，那些解决现世问题、敬奉鬼魅的阴钱就不能马虎了，必须如数敬奉。唐宋时期冥间是人间的缩影，人间的黑暗，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使得运动的金钱数额庞大。神鬼小说中所言之事大多涉及科举、再生等生活的头等大事，与冥吏打交道，花费都是巨额数字，前《河东记下》开口言“藤纸十万张”即是例子。再如：
唐谷神子《博异志·马奉忠》：元和四年，王忠宪为报弟仇，将被斩马奉忠剖心割肉。马奉忠鬼魂索命，“忠宪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
唐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岳州》：李俊欲贿赂冥吏之送进士名单者，改他名为己名。客曰：“阴钱三万贯。某感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牍吏。”客后又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到时焚之。
宋洪迈《夷坚丙志，黄十翁》：黄十翁久病心悸，入冥间，气数未尽，将还阳。一紫衣吏嘱曰：“可造衣服一袭，多颂经文，化钱万七千贯，具疏奏城隍司，以达我要赎馀过。”
几万纸钱逐个剪、或者叠起来刻的话都难以完成，只能借助工具完成。采用模具打制纸钱史称“凿钱”，唐代中期已有凿钱的记载。《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上》：元和初，李和之常攘狗及猫食之，冥司追诉，因鬼受一醉之恩，嘱“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之遽归，赁衣具凿楮，如期备酹焚之，自见二鬼挈钱而去”。宋代有专业以凿钱为生者，但是不能排除唐代已经有此营生者。《夷坚支志景·诸暨陆生妻》：“诸暨县治有湖四，饶民陆生者，居县后湖塍上，以打凿纸钱为业。”以凿钱为生者远远不止这一家，不过没有记载罢了。
从巫觋走向庙堂
纸钱的灵活性，使得地上与地下的金钱交易得到实现，这种交易要通过巫觋来进行。男曰巫女曰觋，巫觋主要基础在民间，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巫觋与鬼打交道。消灾、延寿、祛病、求安，必须与巫觋谋其事，烧纸钱也不例外，得召巫觋到场。巫觋主持民间的纸钱仪式，在小说中屡屡提及，聊举数例，如：唐张读《宣室志·太原王坤》：王坤与鬼婢过小吏门，“即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宋洪迈《夷坚支志庚·金神七煞》：“予叔父中造牛栏于空园，术士董猷见之，曰：‘栏之一角犯九梁煞，当急解之。’呼巫焚纸钱埋桃符以谢。”
巫者受托，致纸钱与鬼吏、鬼卒等等，求再生、治病、求雨、解煞，几乎无所不能。魏晋以前治鬼、驱鬼、祛病，巫者是恳求，更多是借助天帝、泰山神威严，以黄帝使者身份对付地下幽灵。唐宋时用纸钱贿赂。以利相诱，两者比较，后者显得合乎世间情理。
纸钱是随葬的冥币，只能用于鬼，照理不能够用于神，可是巫觋一向是神鬼不分，自然而然地把纸钱用于神灵。南齐废帝东昏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只是传说而已，纸钱何时超越出冥币的使用范围，至今还不清楚。宋高承《事物纪原·吉凶典制·寓钱》：“其祷神而用寓钱，则王玙始耳。今巫家有焚奏禳谢之事，亦自此也。”唐代中期王玙以纸钱祷神，这是明确史载：“玙专以祀事希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佑，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旧唐书·王玙传》）巫觋行为进人道教本来并无大碍，所以王玙将纸钱祷神，合乎道家情理，并不出格。
事鬼与敬神毕竟是两回事，纸钱是难以正式纳入国家祭祀制度的。不过官家依然按照俗家惯例，在丧礼和祭祀亡灵中使用，五代及宋皇室都有这种举止。《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天福八年二月：“庚午，寒食，望祭献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新五代史·杂传·杨光远》：“光远曰：‘我北伐时，尝以纸钱祭天池，投之辄没。’”宋陶谷《清异录·丧葬》：“周显德六年，世宗庆陵钻土，发引之日，百司设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盏口，予令雕印文字，文之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
宋朝皇帝丧事例用纸钱，并且将纸钱纳入勋戚大臣的丧礼。《宋史·礼志二七》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凡凶仪皆有买道、方相、引魂车、香、盖、纸钱、鹅毛、影舆、锦绣虚车、大舆、铭旌、仪棺、行幕，各一”。
在元代刊本（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342页）中，西汉吕后“至河边排列香案羊酒贡献河神”，在香案中间就有成串的纸钱，这反映在宋元时代官方把纸钱用于祭祀的情况。
纸钱以贱值之纸作礼敬鬼神之物，本乡野巫觋苟且之事，朝廷袭用俚俗的礼节有点不伦不类。在中唐王玙充祠祭使用纸钱起，就引起一些官员不满。当时就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反对：“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后晋刘昫等史臣曰：“玙假于鬼神，乃至将相，既处代天之位，爰滋乱政之源。国祯妖人疑众，妄恢其祀典。”（《旧唐书·王玙传》）从巫推导到乱政，似乎过于严重，以妖孽视之亦过于认真。纸钱的焚化与佛教的仪式有一定的关系，无论从宗教还是风俗，都与传统礼仪是相悖的。
《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论》：“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中者矣。”使用纸钱天子与鄙俚相等，先王制度扫地，宋代官员虽然极力反对，官家宁可从俗，也不想先人银钱短缺。宋袁襞《枫窗小牍》卷下：“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掷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帝王家以世间情理理解冥间，有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味道。
这只能说明，纸钱之于社会，已经深入人心，虽贵为天子难以摆脱这种情怀。实际上宋代士人对纸钱一直存在两种观点，或废或用各执一辞。纸钱就在这种争议之中存在，成为最有特色的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