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意为长江之南，在人文地理概念里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长江那么长，长江之南都叫江南吗？
翻开我国数千年的地名演变史，有一些地名沿用到了今天，比如“河北”；有一些地名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比如“西域”；还有一些地名名称依旧，但所指范围早已不同，比如“山东”。
以山东为例，古籍中的“山东”与现代山东省是不一样的。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与函谷关以东的区域，唐代的“山东”可能指的是太行山以东区域。“山东”的所指范围，大体上是不断缩小的。
种种变化，既体现着时间的磨洗，也彰显着空间的位移。
其中，另有一些地名，其内涵的演变，蕴含数千年时空的变幻，更集经济、文化等多重意象于一体。比如咱们下面要说的——“江南”。
早期的“江南”一词，既不是专指今天的长江下游一带，也跟“水乡”“繁华”这些意象没有任何关系。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印象中的“杏花春雨江南”，一开始并非是这般模样。
第一阶段：从“荆州”到“扬州”
首先应当声明，全长数千里的长江，流域范围极其广大。从字面意义上讲，但凡符合“长江以南”这个条件的，都有资格被称作“江南”。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笔下，“江南”一词的指代范围，也各有不同。
但至少有一点，学界业已达成共识：早期的“江南”，更多时候，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的这一区域，即今天的湖北中南部至湖南一带。
典籍中的江南
“魂归来兮，哀江南”——《楚辞·招魂》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韩非子·初见秦》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史记·货殖列传》
这些句子中的“江南”，指的都是这一区域。甚至王莽时期将夷道县更名江南县，地点仍在这一区域。
即以楚国故都江陵为中心，向南发散的地理单元，既是秦末三楚中“南楚”的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十三部州内“荆州”的主要区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荆楚之南”。而今天被我们称作“江南”的长江下游地区，此时还叫“江东”，归属“扬州”管内。
然而，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江南”与“江东”的概念，开始混同，而这种混同，是以长江以南政治中心的东移为背景的。
自东吴、东晋至于南朝，南方政权皆以建业/建康（今天的南京）为政治中心，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江南”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中，增加了“江南政权”这一层含义。而作为江南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以今天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常成为“江南”一词的指代对象。从此，下游开始取代中游，“扬州”逐渐压倒“荆州”。
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军事地位，一直极为重要。前有孙权开府武昌（今湖北鄂州），后有桓玄、萧衍自中游起兵争夺皇位。
侯景之乱以后，西魏攻破萧梁重镇江陵，俘虏暂居江陵的梁元帝，文学家庾信以此为背景，留下传世巨作《哀江南赋》……围绕“江南”一词的归属，中游与下游，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拉锯之战。
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难，指的是梁朝武将侯景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侯景本为东魏降将，被梁武帝萧衍所接纳，委以重任。侯景不满东魏与梁交好，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给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打击，加剧了南弱北强的趋势，也加速了南方士族的衰亡，寒门出身的陈霸先趁势崛起，在梁朝灭亡后建立陈朝。
庾信，字子山，别称庾开府。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由南入北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饱尝分裂时代的辛酸，《哀江南赋》便是伤悼梁朝灭亡、哀叹自己漂泊身世、寄托故国兴亡之思的一篇作品，内容丰富，文笔凄婉。
南北统一以后，唐朝设立了幅员辽阔的“江南道”，将中游与下游全部囊括在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漫长拉锯的结果。
当然，如此广大的行政区域，管理上总有着相当的困难。最终，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江南西、黔中三道，分别进行管理。从此，中游与下游，再不曾同在一个行政区划中。
第二阶段：长江下游的内部演化
在从中游迁至下游以后，“江南”的具体范围，各个时期又有不同。
在节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后期，江南东西两道，又被划分为不同节镇。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节镇，其余仍称江西；江南东道则衍生出浙西、浙东、福建等节镇。
节度使制度在唐玄宗统治期间基本形成，设“天宝十节度”（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而后来节度使权力的膨胀促进了唐末藩镇格局的形成，客观上加速了唐朝的灭亡。节度使由边防支柱成为藩镇之祸。
浙西一镇管辖今天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包括苏州、湖州、常州、杭州、润州（今镇江）、睦州（今建德）等地。
浙东一镇管辖今天浙江东南部，包括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台州、温州、衢州、婺州（今金华）、处州（今丽水）。
从唐朝白居易《忆江南》中的苏杭两地，再到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镇。
自唐末五代到南宋，浙西、浙东两镇或分或合，总称“两浙”。这一地区，构成了两宋时期“江南”的核心区域，也总体符合我们今天认知中江南地区的范围。
特别是在宋室南迁之后，“江南”再次成为江南政权的代称，《元史》所谓“至元十三年，平江南”者是也，而南宋统治核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此时的“江南”，便常常与“两浙”互为表里。
明朝建立以后，对浙西进行了拆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直隶南京，其余杭、嘉、湖等地归浙江布政司管辖，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两省边界。
清朝攻克南京后，废除其国都地位，在原直隶南京管辖的地区添设江南省，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之和，这也是“江南”一词，最后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区划之中。
然而，明朝对浙西的拆分，不足以割裂“江南”各地的联系；清朝江南省的设立，也无法将长江以北纳入“江南”之中。明清语境中“江南”的核心范围，大致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应天（江宁）以及后来从苏州分离出来的太仓直隶州。
这八府一州，既有江苏，又有浙江，早已超越行政区划的隔离。而广义的“江南”，还包括安徽的徽州、浙江的绍兴、宁波等地，与今天“吴语区”的概念，多有重叠，具备独特的经济、文化象征意义了。
第三阶段：成为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象征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屈原获罪，放逐沅湘；贾谊遭忌，安置长沙。“江南”一词在指代长江中游一带时，常常是与“地广人稀”“尚未开发”“流放”“早夭”这些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到了唐代，贬谪永州的柳宗元，还留下了“永州之野产异蛇”的记载，其生活条件之艰苦，恐怕无须赘述。
贾谊，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因受周勃、灌婴等人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他在长沙期间，因为不适应当地的低洼潮湿，常常暗自感伤，认为寿命不长。某一天，一只象征着不祥的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更令他伤感不已，于是写作《鵩鸟赋》来排遣心中忧愤。
至于现在的“江南”，当时的“江东”，条件也难与北方相抗衡。但自从六朝政治中心转向长江下游之后，上到门阀士族，下至普通百姓，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进而促成了两个结果，一是经济的发展，二是文化的腾飞。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一条大运河，将江南的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两朝科举制，免不了要考盛行南朝的骈体文。
唐德宗时期藩镇作乱，攻破长安，朝廷流落汉中，全靠浙东浙西两镇的财赋沿运河送往汉中，唐朝的天下才得以延续了一百余年。
韦庄在天下将乱之时，感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钱镠割据两浙施政得当，以致“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农业素称发达的基础上，工商业蓬勃发展，进而为史学界留下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重要命题。同时，江南八府一州也成为全国进士最主要的来源地，没有之一。
江南书院林立，为科举培养了储备人才。图为著名的无锡东林书院。江南地区的教育同样发达，从近现代乃至当代，江南地区走出的文化名人也数不胜数，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余华、苏童、格非……
如此高的“成材率”，使得朝廷中江南籍官员的数量居高不下，与原本雄厚的经济、文化积淀相结合，江南一地，便具备了全国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尾声
我们不难看出，“江南”一词的含义，完成了“三级跳”式的演变。从中游到下游，是“第一级跳”；从迁至下游到明确范围，是“第二级跳”；从明确范围到具备经济文化意象，是“第三级跳”。
然而，从古到今，“江南”一词的具体指向范围，从来不曾真正明晰，与今天的“吴语区”“包邮区”等概念，也不完全重合。以至于人人都知道“江南”所指的地理区域，却无法精准划出“江南”的边界。
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一些概念，却没有处处都给予其精准的定义，一如我们今天说话一般。推究“江南”一词的源流，多是拥有话语权的人，站在此岸眺望彼岸的结果。
站在江陵的角度向对岸眺望，“江南”便指荆楚之南；站在北朝的角度向南方眺望，“江南”便指南朝腹心；站在全国的角度向发达地区眺望，“江南”便成了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碧波荡漾、草长莺飞的——“梦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