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九为阳数，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重阳节是秋季除中秋节以外的又一个重大节日，是与春季的重三（三月初三上巳节）相对的游赏性节日。民间在该日有登高、插茱萸、赏菊花、吃花糕等习俗。这些习俗在文学经典中经常被吟颂。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花糕节等。
山西大多数地方称“过重阳节”，岢岚县等少数县称“游重阳节”。从旧志记载看，过重阳节时，山西民间还有逆女追节、隆师占卜、祭祖祀神等节俗。
节俗来历
康熙《汾阳县志》载：“九月九日重阳节，家制花糕，邀亲朋赏菊，登高会饮，此殆起于费长房故事。”
费长房的故事记载于南朝梁人吴均写的《续齐谐记》。东汉时汝南县有一个叫桓景的人，随仙人费长房拜师学艺。桓景跟随费长房，长年累月，勤学苦练。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会有灾难，你要赶快回去消灾。”并给了他一包茱萸叶和一瓶菊花酒，让他把茱萸叶分给家人随身佩戴，并登高饮菊花酒，如此可以禳灾。桓景回家后，遵嘱在九月初九带领家人登高，躲过了灾难。
光绪《山西通志》、乾隆《榆社县志》收录了这个故事，称“登高之事自此昉”。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人们过起了重阳节，有了重阳登高、插茱萸、饮菊酒的风俗。
登高是重阳节期间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山西晋南地区至今流传“乾坤开胜概，我辈合登高”“东风留不住，冉冉起峰头”“九月欣新霁，三农庆有秋”等民谚。高平县人，九月九日黎明郊游、登高、饮酒，待日出后一个时辰（两小时）方归。
最初的登高，只指登山，后来演变为只要是高处就行，可以登山，也可以登楼阁（如：临汾县登水云楼、通明阁，浮山县登小武当阁，晋城县登文昌阁），登佛塔（如：陵川县登崇安寺等）。
最有意思的是，到山上的庙会赶会，能“以代登高”。九月九日，各地庙会很多，商贾云集，摊贩林立，且都有戏班演戏，叫“重阳戏”。位于山上的著名庙会有，晋南万荣县的稷王山麓介山庙会，长治县的塔岭山圣庙会，晋中灵石县的翠峰山文昌阁庙会，晋西北偏关县的龙华大会，规模宏大，远近各县都来赶会。人们以登高采野菊为乐事，返家时买油糕或花糕，带回和家人共享。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在永宁州（今吕梁市离石区）、保德州（今保德县）、崞县（今原平市）等地，“登高之例不行”。在马邑（今朔州市朔城区）、临汾（今临汾市尧都区）、赵城（今属洪洞）、猗氏（今属临猗）、武乡、翼城、临县、阳城等县，登高已经由最初的消灾避难演变为吟诗酒会，称为“登高会”。山西旧志中记载的各种节令诗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吟颂重阳节登高的。如《平陆县修志》收录的王从龙《重阳登西坡》：“最爱西坡风景闲，登临一览便开颜。岚光围绕参差树，涧水环流远近山。万里黄河浮砥柱，一行白鹭度函关。少陵已老清秋暮，插遍茱萸未肯还。”对这种登高会，“士大夫相竞为乐”“乡民多不然”。
茱萸辟恶
民间认为九月九日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要以插茱萸辟邪。茱萸属香料，味辛香，可入药，在古代有多种用途。《齐民要术》卷四《种茱萸》称：其一是饮茱萸水，无瘟病。其二是种茱萸，益寿除患。其三是悬茱萸，“鬼畏不入”。古人认为茱萸可健体避邪，茱萸因此成为重阳节特有的辟邪物品，被称为“辟邪翁”。
茱萸的使用方法有多种：插茱萸、佩茱萸囊、饮茱萸酒等。
“插茱萸”最简单，折一枝茱萸戴在头上就万事大吉，乾隆《凤台县志》等有记载。凤台县，在今晋城市城区。
复杂些的，就是康熙《黎城县志》、乾隆《平定州志》等10余部旧志中记载的“佩茱萸（囊）”。用一只小小的红香袋装满茱萸佩带在身，红色被认为是辟邪之色，取逢凶化吉、避灾驱邪之意。
如果说插茱萸、佩茱萸是茱萸这种辟邪物的外用，那么以茱萸泛酒而饮就是内服。明万历《太谷县志》、清康熙《介休县志》等20余部旧志记载了饮茱萸酒。饮法有二：一是将茱萸研碎，放入酒中，加少许盐；二是用酒服茱萸子。目的都是避不祥，避毒，避邪气。
菊花延寿
菊花又名黄花，属菊科，可作饮料，也是药物，古人认为菊花能延寿，所以又称为“延寿客”。九月是菊花开放的时期，菊花成了九月的标志和重阳节的象征，“菊月”也成为九月的别称。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赏菊、饮菊酒的习俗尤为盛行。据说，这两种习俗都起源于魏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名扬千古。山西旧志中，记载到山上或田野“赏菊”的，有明代万历《太谷县志》《沃史》、乾隆《潞安府志》等30部府州县志。
赏菊，就免不了采一枝来戴，称为“簪菊”，见于乾隆《榆社县志》《武乡县志》等。朔平府（辖今大同市、朔州市一带）、平阳府（辖今临汾市、运城市一带）及其所属州县共20余部府州县志记载：赏菊时，光看不行，戴也不行，还要“采野菊以归”。
明代时，曲沃等地将采回的野菊花栽入盆中，供人们观赏，这比到野外赏菊显然进了一步。清代中后期，养植菊花的规模、技术大大发展。太原府的太谷、徐沟（今属清徐）等地富庶之家，已经有专门的菊园，并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艺，“园菊盛开，蓺菊之家竞相过从品尝”，交流园艺。
明代崇祯《山阴县志》和清代康熙《朔州志》、雍正《阳高县志》等10余部府州县志，记载了酿制菊花酒。酿法是，趁菊花开放时，连茎叶一起采回，在以黍米酿酒时掺入菊花，到来年九月九日酒熟，可以开缸畅饮，称为“菊花酒”。
河津、夏县、广灵等30余部州县志记载，不是酿菊酒，而是饮菊花、泛菊酒。泛是漂浮之意。饮普通烧酒时，放入几片菊花，如同扁舟泛波湖上，此为“泛菊酒”。
花糕取吉
重阳节吃糕的习俗，最早起源于汉代。“糕”与“高”谐音，寓意步步高升。到明清时，已经成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寿阳、静乐等地有民谣：“九月九，又吃花（油）糕又喝酒。”光绪《山西通志》引谢肇淛《五杂俎》曰：天明时分，把片糕搭在孩子的额头上，嘴里念念有词：“愿儿百事俱高。”这就是古人九月九日作糕的原意。光绪《晋祠志》称重阳节为“糕节”。
重阳糕，康熙《蒲县新志》、乾隆《武乡县志》称为“菊糕”，乾隆《乡宁县志》称为“面糕”，其他山西旧志称为“五色花糕”“花糕”“枣糕”。
花糕的原料，有小麦粉和糯米面两种。
用小麦粉制的，称为面糕，嵌以红枣，有的还嵌栗子，好看如花。民国《重修安泽县志》载：“新嫁女家制面为花糕。”康熙《黎城县志》、乾隆《潞安府志》《长治县志》、道光《壶关县志》载：“造面为节糕。”乾隆《翼城县志》载：“以面夹枣、肉蒸为糕，如小硙（小石磨）状。”交城县，用白面蒸制花糕，共三层，每层之间夹以红枣，代表层层向上，步步登高。
糯米面制的，称为黄米糕。糕中加入枣、粟、肉等。同治《河曲县志》载：“以黍米作糕食之。”民国《沁源县志》载：“蒸糯米面为糕而食。”乡宁县家家蒸软米面豆子馍，即使无米面的也要蒸白面豆子馍馈赠亲友。
重阳糕，除自家食用外，还要亲友互相馈送。明正德《大同府志》载：“大同地方……重阳馈糕，宗藩官宦或婚姻之家，彼此往来，颇为扰费。”
逆女追节
逆，本义是迎、迎接。逆女，指迎接女儿回娘家，也有秋收完毕，给女子放假休息的含义。谚云：“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高平、陵川一些地方，女儿回娘家，不带花糕，要带蒸制的寿桃面点，孝敬父母。娘家则以花糕馈送，寓意“步步登高”。康熙《绛州志》载：“妇女归宁（回娘家），各携枣糕以还。”康熙《潞城县志》、乾隆《乡宁县志》载：“作糕馈女。”道光《赵城县志》称娘家馈送女儿花糕为“祝节”。这是指馈送出嫁多年的姑娘。
馈送当年新嫁的女儿，送糕的方式稍有不同，是由母亲亲自送到婆家。民国《重修安泽县志》载：“新嫁女家制面为花糕，具食盒，妇女亲往婿家以馈女，名住节。” 光绪《荣河县志》、民国《万泉县志》载：“新妇母家蒸枣糕馈翁姑，曰送糕。”民国《翼城县志》载：“以面夹枣肉蒸为糕而食之，母家以馈新嫁女，曰送馍。惟与新婿则送糕焉。”
只有盂县，女婿为丈人家、娘家为女儿家都送糕。乾隆《盂县志》称“婿女互贻”。光绪《平遥县志》称“馈婿以糕”。
追节，指准女婿（定婚还没结婚的）在重阳节前一天，向老丈人家送糕和其他节日礼物。这种节日的亲戚走动形式，既体现出了一种相互尊重，也有表达重视、加深感情、催办婚礼的含义。重阳追节的习俗见于明清时期的大同府朔州、山阴等州县志。
隆师占卜祭祀
重阳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教师节。在山西不少地方，重阳节还是礼敬老师的日子，崇祯《山阴县志》、康熙《朔州志》称“隆师”，乾隆《沁州志》《武乡县志》称“拜礼师长”。光绪《左云县志稿》称“隆师送节，如端阳然”。和端午节一样，要为老师赠送节日礼物，重阳节是学生为老师送糕，家长宴请老师，并商定下一年是否续聘等事项。乡宁县儒学和私塾要放假，学生由老师带领，携带干粮登高避灾，“效桓景避灾故事”。
晋南地区的曲沃、太平（今属襄汾）、洪洞、永和等县，以重阳节天气的阴晴来占卜冬雪有无。山西民间有谚云：“重阳十三是雨节，若还不下冬无雪。”“重阳没雨看十三，十三没雨一冬干。”雍正《洪洞县志》载：“重阳无雨一冬晴。”有趣的是，永和县的说法正好与洪洞相反，谚为：“重阳有雨一冬晴，重阳无雨一冬泥。”
重阳节也是祭祖的岁时节令。明万历《洪洞县志》载：“蒸枣糕，荐（祭献）先。”清代，潞安府及所属长治、长子、屯留等七县，蒸花糕以祭祖。光绪《平遥县志》载：妇女要“夜哭于门外”。
重阳节正值秋收完毕，农家要祭神报赛。孝义县祭祀“土神”。柳林、临县等地用糕祭祀谷神。大同县、平遥县祭天地，不同的是，大同用饩羊（称为“进平安牲”），平遥蒸花糕。光绪《续修崞县志》载：“祭城隍神。”这些都是秋收后各地举行的谢神祭祀活动，以感恩神灵佑护五谷丰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