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先民是怎样从北鲜卑的故地来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九部之战”，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锡伯族奉命西迁伊犁戌边，历170年。主要是在清代的前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在清代的首次大迁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先说明在清开国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对于锡伯族的被迫大迁徙有直接的关联。
一是：“九部之战”。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省新宾县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互争雄长”的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值得申明的，一是锡伯族名的“锡伯”二字，就是从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献中出现的，之后一直沿用下来，恢复了锡伯民族自称的历史原貌。二是科尔沁蒙古编旗。“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崇德元年（1636年）至顺治五年（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再来说迁徙。先看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然而，碑文所记往事，有的地方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有错误。如锡伯族原居何处？锡伯族何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何时迁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万世永传”。但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1808年），晚于太平寺建庙时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据久远的传说，且与事实有出入的口碑资料，没查阅官府档案核实。故而有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锡伯族的原居处，在嘎仙洞及大兴安岭，在第一节已经阐明了；编旗驻防与南迁，在下文有关地方弥补，以免误传。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上面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第二、康熙三十七年（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刚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首先，康熙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其次，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
再次，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１）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２）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３）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再次，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而且“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这不是灭种之策吗？如此圣上，何其毒也！（注：锡伯族认为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以致在民间留下了吃翻桌之说）。
第三，随旗当差，分驻各地效力。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首先，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讲，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沈阳城南西河山沟村锡伯族完颜氏宗谱载：“清帝知我族强悍，不容团聚一处，防生意外，随分散各旗各佐”。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亦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
其次,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
再次，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第四、北返黑龙江屯垦。返黑龙江屯垦。锡伯族南迁盛京及京师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人口迅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余丁繁多而财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没有收入，“窘迫不能养共妻子”，于是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政府把京师、盛京、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等地闲散兵丁及其家属，分批迁返黑龙江双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垦，开荒种地。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双城堡八旗户口男女统计：“西伯（锡伯）四百九十三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
第一次大迁徙是：一六九九年——一七零一年（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年）期间，让七千八百二十三名官兵从嫩江和松花江南迁到盛京所属的二十几个城市。
据《八旗通志》和《文献通考》的统计，当时，锡伯士兵在盛京各地的人数是：盛京（沈阳）城内驻有二百名，开原二百八十五名，抚顺二十名，铁岭二十名，辽阳二百四十七名，牛庄十名，熊岳一百零一名，复州（复县）一百七十八名，凤凰城二百零五名，小黑山二十名，金州一百五十九名，岫岩八十二名，闾阳驿（在沟帮子西）二十名，白旗堡二十名，小凌河二十名，兴城二十名，中前所二十名，中后所二十名。总计一千六百零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