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类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酒文化也自那时起，便一直流传至今，所以古人也是酒文化的，并且一点也不亚于如今的丰富繁华！
古代酒文化之酒类起源
一、酒星酿造说
中国民间流传“酒星造酒”的传说，把酒星当作天神，说酒是天上的酒星酿造的。
宋代窦革在《酒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意思是酿酒的起源与宇宙的生成有关。
现代天文学家通过宇宙光谱分析发现，宇宙外层空间存在着酒精分子，这些酒精分子是如何生成的？这个至今仍是个谜。
酒旗星是中国古天文学中用来确定某颗星的一个专用名词，酒星究竟在哪里？据《晋书·天文志》说，在“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轩辕，我国古星名，共十七颗星。酒旗星就在它的东南方。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周记》一书中，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说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创造之一。
古代诗文中也常提到“酒星”或“酒旗星”。如号称“酒仙”的大诗人李白《月下独酌&S226;其二》一诗中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的诗句。东汉末年以“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自称的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有“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的语句，反对曹操禁酒。此外，古人还有“仰酒旗之景曜”，“拟酒旗于元象”的诗句，都提到天上有管酿造的酒星。
酒，是酒星之作，这是古人的一种想象，这是由于古代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以为人世间的一切，包括美酒都是天上的星宿主宰的，地上的一切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就产生了“酒星造酒”的神话。
二、猿猴造酒说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对“猿酒”有不少的记载。
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人，必溢死之。”《清稗类钞·粤西偶记》中也说：“粤西平乐（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人关于“猿猴造酒”的记载，听起来近乎荒唐，其实倒很有科学道理。我们知道，当成熟的野果坠落下来后，由于受到果皮上或空气中酵母菌的作用而生酒，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猿猴在捡到发酵的野果后，偶然地尝一尝，觉得别具风味，于是，从捡拾进而将野果采下来，放在“石洼中”，让它受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发酵，而后再享用，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猿猴的这种“造酒”，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带有酒味的野果”，与人类的“酿酒”，是有质的不同的。
但不管怎么说，猿猴造的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可以说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酒了。
三、仪狄作酒说
仪狄造酒说始载于《世本》。《世本》是秦汉间人辑录古代帝王公卿谱系的书，书中讲：“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认为仪狄是酒的始作人，后来又衍生出西汉人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魏二》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东汉人许慎在撰《说文解字》“酒”条中，也记载了“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到三国时，蜀汉学者谯周著《古史考》也说“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将仪狄奉为酒的发明人。
当然，很多学者并不相信“仪狄始作酒醪”的说法。在古籍中也有许多否定仪狄始作酒的记载，有的书认为神农时代就有酒了，也有说帝尧、帝舜时就有酒了，这神农、黄帝、尧、舜都早于夏禹，可见仪狄始作酒是值得怀疑。最初的酒绝不是有意制造，而只能是无意中发现的，如前所述，是粮食和果品自然发酵形成的。粮食，水果在一定温度下滋生出酵母菌，就会变馊，到一程度，恰好就是酒味。晋朝人江统的《酒诰》中就指出了这个秘密，他说：“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事实上酿酒方法的创造发明，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完成。
四、杜康造酒说
“杜康造酒”，在民间也广为流传，特别得力于三国时代曹操的乐府诗《短歌行》而推广，诗中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这里，杜康已成为美酒的代名词了，人们都因此把杜康当作了酿酒的祖师爷。
杜康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自古到今扑朔迷离。《说文解字》中说，“少康，杜康也”，少康是夏朝第五代君主。宋代窦革认为，杜这个姓，是周朝才有的。周武王灭纣建周后，把商代豕韦氏封于杜（今西安市东南），其后裔在周宣王时做官，称杜伯，为周宣王所杀，子孙逃至晋国，才以封地杜为姓。因此，如果有杜康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春秋时代人，最早不会在周朝以前。可见杜康出世太晚，不可能是酒的始作人。
但是，有一点却值得注意，《说文解字》“帚”条文中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明确提到杜康是“秫酒”的初作者。这个说法，很可能比较符合实际。我国最早的粮食栽培作物是黍、稷、粟、稻，后来才有高粱。杜康很可能是周秦间一位著名的酿酒大师，凭着他对高梁的认识，开始用它的种子酿酒，留下的高粱秸则制成箕、帚等工具。由于高梁是极好的酿酒原料，酿出的酒味道不同凡响，格外美好，杜康之名也因之鹊起。宋代《酒谱》的作者窦革也是这样推论的。
中国酒文化之酒的种类
现代人按生产工艺划分为自然发酵酒（果酒）、榨制酒（黄酒）、蒸馏酒（白酒）三大类。酒也是按照上述顺序依次出现。又按照品饮文化将酒分为果酒、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5类。
“酒龄万岁”说，所指的是果酒。果酒的年龄其实不止万岁，原始人过着采摘、渔猎的生活，采摘的野果要设法储存，在储存的过程中，水果自然发酵，果酒也就问世了。在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遗存中，已发现有储酒的器具，有“具”也就有“据”。酒龄万岁之说也就由此立论。
果酒是以各种富含糖分的水果，如葡萄、梨、桔、荔枝、甘蔗、山楂、杨梅等为原料，采用发酵酿制法制成的各种低度饮料酒。果酒的历史在人类酿酒史中最为悠久，史籍中就记录着“猿猴酿酒”的传说，但那只是依靠自然发酵形成的果酒；而我国人工发酵酿制果酒的历史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是在汉代葡萄从西域传入后才出现的。
汉武帝通西域后，葡萄开始在内地种植，东汉时葡萄酿制之酒已有之，唐诗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恰似葡萄初酦醅”（李白）句。可见唐时诗人和葡萄酒已是缘份甚深。马端林所著《文献通考》、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中均有葡萄酒的记载。唐宋时期葡萄酿酒在我国已比较通行，此外还出现了椰子酒、黄柑酒、桔酒、枣酒、梨酒、石榴酒和蜜酒等品种，但其发展都未能像黄酒、白酒和配制酒那样在世界酿酒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传统的风格。直到清末西方葡萄酒传入后，张士弼先生创张裕葡萄酒公司，标志着我国果酒类规模化生产的开始。
黄酒是中华民族的特产，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酒，其起源与我国谷物酿酒的起源相始终，龙山文化时期（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开始使用谷物作为酿酒的原料。它是以糯米和黍米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酵、压榨而成的低度原汁酒，酒精含量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十八之间。因多数品种均呈黄色或黄中微红色，故名黄酒。自古以来最为著名的黄酒即“绍兴黄酒”，又名“绍兴酒”。黄酒以其储存时间越长，其味越感醇厚芳香甘甜，故有“老酒”之称。“李白斗酒诗百篇”所饮之酒，就是黄酒之类。
作为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的中国白酒（其他五种是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和金酒），其制造工艺远比世界各国的蒸馏酒复杂，原料也是各种各样，特点各有风格，特殊的风味则更是不可比拟的。中国白酒的酿造发展至今，生产出的白酒酒色晶莹透明，香气宜人，五种香型（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兼香型）的酒各有特色，香气馥郁。
《本草纲目》认为蒸馏酒元时始有之，但此说已被考古成果所推翻。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了宋代的蒸馏器，该器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蒸馏制酒器，可见蒸馏酒至迟在宋代已有之。经过蒸馏工艺后酒的度数大大提高了，可以燃烧，故称之为烧酒。唐诗中有“烧酒初开琥珀光”（白居易）；“自到成都烧酒熟”（陶雍）等句。直至上个世纪中叶，烧酒、白酒均是蒸馏酒的称谓。烧酒在元代得到了推广，明时大兴，酿造之法《天工开物》中记之甚详。清代烧酒业发展得很快，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江苏洋河大曲、四川泸州老窖、安徽古井贡酒……皆于酒林中各树一帜，名闻遐迩。
啤酒是以大麦和啤酒花为原料制成的一种有泡沫和特殊香味、味道微苦、含酒精量较低的酒。虽然我国在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啤酒厂，但史书记载我国早在3200年前就有一种用麦芽和谷芽作谷物酿酒的糖化剂酿成的称为“醴”的酒，这种滋味甜淡的酒虽然那时不叫啤酒，但我们可以肯定它类似现在的啤酒，只是由于后人偏爱用曲酿的酒，嫌“醴”味薄，以至于这种酿酒法逐步失传，因而也就有了啤酒是否是舶来之物的争议。
药酒、补酒大多是在酒中加入中草药，浸泡后不但色味俱佳，而且有祛病、健身的功效，实为酒中之佳品。从酒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无疑大大丰富了“酒”的内涵。药酒、补酒之中不乏名酒，竹叶青、五加皮、菊花酒、国公酒……均久享盛名。
古代酒文化之酒礼与酒俗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自三代以来，礼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古代的礼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酒行为自然也纳入了礼的轨道，这就产生了酒行为的礼节—酒礼，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这里所说的“礼”，即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征先生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我国自古有“酒以成礼”之说。
史前时代，酒产量极少，又难以掌握技术，先民平时不得饮酒。只有当崇拜祭祀的重大观庆典礼之时，才可依一定规矩分饮。饮必先献于鬼神。饮酒，同神鬼相接，同重大热列、庄严神秘的祭祀庆典相连，成为“礼”的一部分，是“礼”的演示的重要程序，是“礼”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和“礼”完成的重要手段。
到了西周，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周公曾严厉告诫臣属“饮惟祀，德将无醉”。只有祭祀时才可以喝酒，而且绝不允许喝醉。酒，在先民看来，与祭祀活动本身一样，都具有极其神秘庄严的性格。
酿酒只是为了用于祭祀，表示下民对上天的感激与崇敬。若违背了这一宗旨，下民乍行饮用起来，即成莫大罪过。个人如此则丧乱行德，邦国如此则败乱绝祀。这就是“酒为祭不主饮”的道理。而后，由于政治的分散，权力的下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关于酒的观念和风气也发生很大改变，约束和恐惧都极大地松弛淡化了。即使最初严格规定“饮惟祀”，那“祀”所礼拜的便是天、地、鬼、（祖先）、神。而这种酒祀，在三代以后虽然仍保留在礼拜鬼神的祭典中，可非祀的饮酒却大量存在了。
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箴》、《酒德》、《酒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完全把酒纳入了秩序礼仪的范畴。为了保证酒礼的执行，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
中国古代是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天下”。其中强调的是礼仪、等级，尊卑、长幼之序，天地至尊，祖先至长。君乃国之主，父为家之主。礼序之道体现在饮酒之道中，君先饮，臣后饮，君臣可共饮而不可对饮，父子亦然。溯其因，饮酒之始时，生产力低下只能如此。在铁制工具的冲击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酒之为序、为仪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发展为“俗”。酒由礼序、礼仪发展成礼俗，说明酒已能为世人所共享。序、仪成俗的过程中，无疑是对序、仪的扬弃过程，能成俗者与时俱进，与世俱新。经过数千年的筛选，酒礼已融入年节、时令之中，并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农耕民族的节日均和时令有一定联系，不论节日还是时令，大多离不开酒。丰收后有余粮才能酿酒，有酒喝也就意味着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最悠久、最隆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汉武帝时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在春节众多的习俗中，饮酒是非常重要的。腊月二十三有“过小年”之说，要举行祭灶活动。三十晚上要祭祖。这两项祭祀活动中都要在供案上置酒，然后行礼致祭。祭祖后吃“年夜饭”。席间要向长者敬酒，相互间也要举杯祝酒。春节饮酒，最初也是出自辟恶驱邪、祛病强身这个功利动因。根据中医典籍和风俗志书记载，春节饮用屠苏酒，“不病瘟疫”，饮椒花酒（椒柏酒），“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庚信的“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是春节酒俗内涵的精辟之言。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初唐之时已经有了元宵夜相聚宴饮的习俗。火树银花，宝马香车，再加上美酒佳肴，歌舞丝竹。在这张灯结彩的节日里，不仅市面上的各家酒肆里酒客云集，买卖兴旺，黎民百姓家也多设宴以庆佳节。
清明节与酒的关系也很密切。古人一般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为一个节日，有扫墓、踏青的习俗。清明扫墓时要举行祭祀，在坟前酹酒致奠。清明节饮酒有两种原因：一是寒食节期间，不能生火吃热食，只能吃凉食，饮酒可以增加热量；二是借酒来平缓或暂时麻醉人们哀悼亲人的心情。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人们为了辟邪、除恶、解毒，有饮菖蒲酒、雄黄酒的习俗。
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这个节日里，无论家人团聚，还是挚友相会，人们都离不开赏月饮酒。月与酒自古就有着不解之缘，多少诗人既嗜酒如命，又以月为魂。
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登高之时要饮菊花酒。
酒与民俗不可分。诸如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宴寿席、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成为中心物质。农事节庆时的祭拜庆典若无酒，缅怀先祖、追求丰收富裕的情感就无以寄托；婚嫁之无酒，白头偕老、忠贞不二的爱情无以明誓；丧葬之无酒，后人忠孝之心无以表述；生宴之无酒，人生礼趣无以显示；饯行洗尘苦无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无以倾述。总之，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离开了酒，民俗活动便无所依托。
在我国古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形成远古酒事活动的俗尚和风格。随酿酒业的普遍兴起，酒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物，酒事活动也随之广泛，并经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观照，形成较为系统的酒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内容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分布各地的众多民族，酝酿了丰富多姿的民间酒文化。有的酒文化一直留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