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梦的集大成者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中国人发明了文字，人们用文字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国人对梦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殷人的甲骨文占卜史料，以及商周时期开始的对梦的归类。这说明，解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流传甚广。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解梦，被殷商的巫觋继承和发展，人们尝试着从迷离的梦境之中寻找真实的未来，预言命运。
天人合一、天地感应是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哲学观。梦兆的解释和大量应验的事实更让人相信：梦是能够预兆吉凶的。殷商时代留给今人数不胜数的甲骨文中，绝大多数都是卜辞，梦兆吉凶的内容所占比例也为数不少。后来，周代替了商，在前人的基础上，周公总结了前代的解梦术，真正开创了对梦解读的学说。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天下大治。因为他的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在周文王时，他就很孝顺、仁爱，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为周安定社会，建立制度。武王崩，又辅佐成王摄政。周公是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
和殷人不同，周人占梦偏重趋吉。周公对占梦的一个发展，就是用星占梦。这种占法由于涉及阴阳五行、日月星辰的变化推演，学识相当专业，平常人难得入手，绝大部分非常灵验。周代占梦术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除了象征占梦法、占星占梦法外，传统的用卜筮来占梦，也是存在的。周王的重大行动，有时要将占卜、占筮和占梦三者结合分析判断，以观察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周公还撰写了占梦书，书的体例，是先列梦象，后作占断。后来出现的梦书，也有在梦象前占断的，也就是先叙述解梦断梦的依据。梦象和占梦之间有逻辑的内在联系，梦的含义，是直接从梦象的属性中推断出来的。当然，同一个梦境，不同的解梦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引申出不同的属性，从而对同一类型的梦的解释因人而异。梦书的理论，不是从常识角度来推断梦的属性，而是从历史上的梦例演绎出来的。梦书大多采用直梦法，直梦法是古代占梦术中最常用的方法。所谓直梦法，就是将梦境中所展示的内容与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梦中反射的吉凶祸福就是现实中的吉凶祸福。直梦法，又分完全直梦和结果直梦两种。完全直梦，是对梦境中的细小概念进行符号转换解梦，所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泛，要懂易经，这就不如单纯测字容易普及，所以传到现在只在少数易经学者中流传。结果直梦，是指梦境中的具体细节并不一定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但其预示吉凶祸福的结果与现实符合。
周公的解梦思想，还参杂了当时的占卜之书《易经》的影响，周公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几乎任何事情的微、变之兆，都可援以易象而成卦，并因之有一定的征兆预示。所以，易道还可以应用于解梦，即据个人的梦中境象，以易理去阐释其所惑。
三国时代，魏国的邓艾曾担任伐蜀的主将。当时形势十分凶危，不知结果如何。邓艾终日惶惶不安。某夜，邓艾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自己坐在山上，山上有流水，但却不见有其他影像，邓艾为之大惑不解。于是，便走去问护军爰邵。爰邵说，这个梦可以依照《》中提到的易理去解释。按易卦，山上有水，为“水山蹇”卦。蹇卦说，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对此卦，说：“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这个卦象非常不吉。如前往攻伐蜀国，是即可视为利西南，因为“往有功”。即目前去进行的事，事情一定会成功。但何以认为不吉?因为，往西南，可以有功。去完“西南”，完事后，便必须返回“东北”，即原来之处。但此卦却明言，不利东北，即有“有去不回”之象。换言之，以易道来解释梦到坐山上而有流水，即指将来必不可以回归。不可回归，即指死亡而已。
邓艾听了很不高兴，也不相信。结果，邓艾果然攻下了蜀国，骄傲自大起来，被钟会抓住机会，向司马昭诬告他谋反，邓艾于是被抓起来送回洛阳处死。这个实例，说明易学之广大，可援引易道去解梦。
人们传说，周公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撰写了《解梦》这本书，这本书在民间甚为流传。人们根据周公的解读，能从梦中预测吉凶。后来在民间的流传中，杰出的解梦师纷纷添加了他们的理解进去，但是为了表示对周公的崇敬，人们把这本书称为《周公解梦》。
中国的解梦渊源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黄帝和周公，解梦采取的是精神动力学原理，强调梦的社会文化背景、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帮助人去处理和解决内心的矛盾冲突。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梦的见解，而且通过释梦成功的实践使这种见解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证实。精神分析理论指出在梦荒谬无意义之表面之下有另外的隐藏的意义。
因此，周公解梦不是迷信，而是有其科学根据的，是传统文化遗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