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朐县古称骈邑，其始源自周朝春秋时期。“骈邑”一词始见于孔子《论语·宪问》篇中，其文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其中“伯氏骈邑”即指今山东省临朐县。当时属周朝春秋时期，惟有“骈邑”之称，尚无“临朐”之谓。
周朝建立之后，武王以公、侯、伯、子、男五爵之差封国八百有余，其中大国十二，山东半岛便有齐、鲁两国：齐国都于营丘（今临淄），鲁国都于邹邑（今邹城）。《续山东考古录》和《中国地名大词典》均载：西周时期，“临朐为周纪骈邑。”为纪国所辖。其故址在今临朐城东南约30里处。纪国包括今寿光、潍坊、昌邑、昌乐、临朐、青州、临淄东部和莱芜东北部。其中临朐当时称缾邑，隶属于纪国。
《潍坊历史地图集》标注：纪国缾邑在今临朐盘阳西。由于盘阳之北里许有一山，孤耸圆秀，状如古代陶制瓦缾（瓶），故名宝缾（瓶）山。纪国于此设邑，何以名为“缾邑”？盖因此山名之故。所以细究“缾、郱、骈”三字之中，“缾”字带“缶”部，“缶”乃古代陶制瓦器之属，与“宝缾山”之“缾”字吻合，故作此断；商周时期的缾邑，乃是根据“宝缾山”而命名，其字当写“缾邑”，或许是“邑以缾名”，颇为不雅，史家文人又在书面上借用了“郱”字，郱者，“阝”属邑部，多指建筑物。商周时期颇多带“阝”部的地名用字，如郓、邹、郚、鄑、鄄、邠均为城邑名称。缾邑从商、周时代定址建立，到“齐师迁纪”之前，共四百多年时间，虽邑址大小有限制规定，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言，各类人等无不聚居此地，尤其是商贾贸易，店铺林立，定使缾邑房舍相连，俨如都会，所以缾邑转化为郱邑，证明当时郱邑建筑颇具规模。
据《史记·齐世家》记载：由于齐“哀公时，纪侯谮于周；周烹哀公”于鼎，以致齐、纪两国结下世仇。《春秋》云：“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郱者，即郱邑，在临朐；鄑者，即鄑邑，在昌邑瓦城；郚者，即鄌郚在今昌乐鄌郚镇。齐国军队迁驻郱、鄑、郚三邑则成齐国疆土，于是齐王委派伯氏大夫来此赴任，治理郱邑。由于纪国的郱邑已在齐师伐纪的战争中被夷为废墟，伯氏赴任伊始，只好重建邑治，遂先址于弥河之左、朐山东北，时在公元前693年之后。由于城邑位于朐山东北，故名：“骈邑”。这是因为：战国中期以前，中原地区只有独辕车，驾车之马皆用二、四偶数，因为只有偶数才能使辕上之“衡”受力“均衡”。后来双臂车出现，专以套牛载重，故谓之大车；而兵车、田车、乘车则谓之小车。大车之双臂叫辕，小车之独臂叫輈。由于车輈后部连接舆下车轮之轴，前端则连接一横木，即衡。衡之两端分别有句曲夹贴马颈的缺月形驾马车轭，名曰：軥，读作qu，而朐的本意即是车轭，所以朐、軥音意相通，朐山南北两峰相连，自东北望之，犹如古代马车上的衡下双軥（朐），故名朐山。盖因朐字含意即是车軥之故。
当伯氏大夫在朐山东北选址建邑后，继称缾邑则远离缾山，名不副实；遂以朐山之谓，喻称此邑犹如骈驾之舆，此山为天然车朐，故名骈邑也。《汉书·地理志》注曰：“临朐山有伯氏骈邑。”《青州府志》云：“《水经注》巨洋水又经临朐县故城东，古伯氏骈邑也。”即为确证。由于骈邑地处弥河东岸，每逢雨季大水，骈邑常为水漫，遂更置骈邑于弥河之西高处。
数千年后，骈邑故址几经沧桑之变，惟剩瓦砾残迹。因年代久远，史无记载以致后人无从查考。对此，清光绪《临朐县志·古迹》记载：“今城东三里窦家洼北有一地，土人相沿呼为古城。去朐山里许，未知是其迹否。然今县治在元魏时为昌国，相距才二、三里，击柝相闻有太逼之嫌，其时虽疆域破碎，置县繁多，似亦不应迫狭若此。”可见清光绪《临朐县志》考证了此古城遗迹，但却难下结论属何城邑，同时又记载：“临朐故城见《水经注》、《通志》，在县东南二里。《府志》同。今无迹。”由此来看，临朐古城的前身是骈邑，而骈邑的原址就在今县邑东南二里，恰与朐山东北古城遗迹相吻合印证。如果“骈邑”不是处朐山东北或西南，不是藉山形如古车之朐（軥），何以名“骈邑”？骈者，双马并驾；双马并驾，则必有衡；有衡则必有軥（朐）也。朐山两峰如衡下两軥，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既然“如軥之衡”为西北—东南向，那么与“衡”垂直相交的“车輈”自然是西南—东北方向，由此也决定了“车舆”（邑址）方位必在朐山东北或西南。从朐山东北有古城遗迹而西南则无文物现状推断，此即骈邑故城无疑。后因弥水泛滥，骈邑被迫西迁至今临朐城里公安局以北到北城墙、民主路以东到东城墙处。根据周制；小邑城墙边长不过30余雉。三十余雉即900余尺。周代一尺约合今之23公分。故邑城边长约在210多米，相当于现在67市亩地。
综上所述，缾邑在西周成王册封纪国之前便已存在，以其位邻宝缾山麓，故名缾（píng)邑；此邑存世400余年，建筑规模颇为宏大，故春秋初期又演称郱(bing)邑。公元前693年，齐师伐纪国，郱邑则于战火中夷为废墟，地域归齐。齐王委派伯氏大夫为治宰，伯氏遂离开缾邑原址30余里，择址于朐山东北建立宰邑；因临近朐山，似乘骈驾，故名骈邑；以其位处弥水边，常为水患，故而西迁河西高处，重建骈邑，称谓依旧。后为管仲夺取，另委治宰，而伯氏心服无怨。战国时期，因骈邑方位变化，难符骈驾之实，故以临近朐山谓之朐邑。
古之典籍所载“周纪骈邑”实则有误，应为“周纪缾邑”或“周纪郱邑”，其址位处宝缾山下，故不能滥用“骈”字；而“伯氏骈邑”，位处朐山东北，远离缾山，故不能写作“伯氏缾邑”或“伯氏郱邑”。盖因三字时代有异，含义不同。西周时期称“缾（píng）邑”，春秋初期称“郱bing邑”，春秋中后期称“骈bian邑”战国时期则称“朐邑”。
本来小国之邑微不足道，皆因《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评论管仲伯氏骈邑，故以圣人一言而使小邑名传千载。临朐古代称谓甚多，惟“骈邑”流传既久且广，盖因汉后独尊儒学，普及《论语》之故。由于年代久远，语音转化，古代“骈bian邑”，现代汉语则读“骈（pián）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