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位于陕西中部地区，历史悠久、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北连人文始祖黄帝陵，南邻世界名胜古迹兵马俑；铜川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文化底蕴十分丰富，文化资源独具特色，文物浩瀚。秦、汉、隋、唐时，隶内史地、京兆府，受京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和影响，境内文化星罗棋布、遗存丰富。在历史长河中，铜川曾涌现过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其中，有的饮誉当世，蜚声中外。他们或以文治、气节著称，或以技艺、著述闻名，或以身报国，为人民的利益献身而永垂不朽。
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41---682）新旧《唐书》载他是京兆华原人，即今铜川市耀州区孙原村，那里现在还有其父母及他的坟茔和祠堂。
孙思邈中年以后曾隐居在终南山、太白山、五台山一带，除把大好河山作为他研究医药药圃外，还经常在乡亲邻友间看病行医，为其后来在医学上有很高造诣，奠定了良好基础。他虚心向当时的名医学习，精心钻研前人的医药经验，写成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药宝书，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对脉学、针炙、食滞、伤寒、杂病、小儿病、妇人病、营养不良等病症详加论述，而且还收载了一些外来名方和民间单方。一千多年来，他和他的《千金方》一直受国内外医药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和重视，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
孙思邈一生不为利惑，不为禄诱，先后三次拒绝北周皇帝、唐太宗、唐高宗等帝王的征诏封官，深入民间，普救苍生，为患者治病，有高度的责任感。因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明，以医济人，不为名利，人民群众尊为“药王”，给他树碑立庙，他隐居过的耀州区五台山也就逐渐被称为药王山了。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号松雪道人，今铜川市耀州区阿子乡柳家原人，柳公绰之弟。唐代大书法家。
柳公权少时尊敬父母，服从兄长。其兄公绰很喜欢他，常教他读书、作文、练字、绘画。12岁能为诗赋，成年后博览经书，知晓音律。24岁考中进士。历任左拾遗、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侍书学士、工部侍郎、右散骑常侍等职。封河东郡公，赠太子太师。他为人刚正廉洁，敢于直言，为当时同僚和世人所景仰。
他进京不久，上朝奏事，荒唐放纵的唐穆宗问他写字用笔的方法，他即直言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法矣！”众大臣闻言大惊，穆宗亦有愧色。这就是中国书法史上千古盛传的“笔谏”佳话。有一次，唐文宗在便殿向六学士表白自己同汉文帝一样俭朴，并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纷纷称赞文宗的美德，并表示要仿效他，唯独柳公权一言不发，文宗问他何故。他说：“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诤谏，明赏罚。至于穿着洗过了的衣服，乃是小节，对于治国有益不大。”文宗十分钦佩柳公权的诤臣风度，第二天，便授予他谏议大夫之职。从此，文宗对他非常赏识，两人常常谈至夜深人静。
柳公权酷爱书法，初学王羲之，主学欧阳询、颜真卿，经过长期刻苦磨练，创出独具一格的“柳体”，与欧阳询、颜真卿等诸家齐名。据《唐书·柳公权列传》记载，有一年夏季，唐文宗诏公权等6位学士在便殿对诗。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对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文宗夸赞公权说：“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并命他将诗句书写在殿壁上。柳公权提笔蘸墨，一挥而就，字方圆五寸，劲媚无比。文宗随即称赞道：“好极了！就是钟繇、王羲之在世，你也和他们不相上下呀！”
一次，唐宣宗诏柳公权到御座前写字，命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命枢密使崔巨源过笔，柳公权展纸挥毫急书，很快以真、行、草三体写完三张，墨色饱满，苍劲秀媚。宣宗十分赏识，遂赐给他一批彩锦及瓶、盘等物，当时，公卿大臣为祖先树碑，非柳字，人以为不孝。就连一些外国使臣来到大唐，也必用重金购得柳书带回。柳公权的字，笔力清劲峻拔，结构严谨，以风骨见称，被世人誉为“颜筋柳骨”，对后世影响极大。直到近现代，“柳体”仍为人们所钟爱。
柳公权书写的碑刻，保存至今的有西安碑林的《玄秘塔碑》、《冯宿神道碑》，永寿县的《刘沔碑》，高陵县的《李晟神道碑》，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神策军碑》等。其中以《玄秘塔碑》、《金刚经》、《蒙诏帖》最为著名，被誉为柳体书法的代表作品
傅玄
傅玄（217—278），字休奕，今铜川市耀州区稠桑乡傅家原村人，西晋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
傅玄少时孤贫，州举秀才，曾任弘农郡太守、散骑常侍、司隶校尉，封鹑觚子。在哲学上，傅玄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气”的自然之理而运动的，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批判了有神论。他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擅长“乐府”诗。武帝时，曾多次上书陈述农事得失及水利兴废，以及安边御外、革除弊政等事宜。他在主张“唯农是务”，限制士、工、商人数的同时，主张选用“知水者”负责水利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与管理。对农业生产，他强调“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提倡精耕细作，增强地力，提高产量。
他性格刚直，嫉恶如仇。每当他向皇帝奏劾一个贪官污吏的时候，总要坚持等待出一个结果来。所以，高官豪族们都非常怕他。对安邦治国之道，他提出礼法并用、德威相济。对人才的选用，一是主张选才者的心必须出于至公，二是主张选才要广，用才要专，强调天下不乏贤才，关键在于“求与不求耳”。此外，他还提出封建赋税应遵守“至平”、“积俭”和“有常”三原则，极力反对奢靡之风。着有《傅子》，评论诸家学说及“三史”故事，可惜原集已佚。明朝人辑有《傅鹑觚集》5卷，又有清人方浚师集校本，较为完备。
令狐德芬
令狐德棻（583—666），字素馨，今铜川市耀州区人。唐初史学家。
令狐德棻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先为敦煌士族。祖父令狐整，北周为官。父令狐熙，隋朝为官。他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广泛涉猎文史典籍，才智过人。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即位后，出任起居舍人。他经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曾任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弘文馆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等职。唐初，奏请购求散佚的书籍，并安排专人加以补录，保存了大量典籍。一生热衷撰著，“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对史书的编修与史学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除主编《周书》、《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外，先后参与编撰梁、陈、齐、隋诸史及《艺文类聚》、《大唐仪礼》、《氏族志》、《武德贞观两朝史》等10多种。
范宽
范宽（950—1032），名中正，字仲立。今铜川耀州区人，因性情宽缓，人称范宽。
他信仰道教，举止疏放，不愿受世俗的束缚。作画初学李成，继师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因而离开汴京、洛阳，移居终南、太华诸山，对景写生，自成一家。他的山水画，气势磅礴，浩莽阔大，具有鲜明的北方山林风格。山多正面，而折落有势，山石用雨点皴，山顶多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落笔雄健凝练。亦擅长雪山画。评者以为“得山骨”、“善与山传神”，与关仝、李成形成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的三大流派。范宽的作品，据宋时的《宣和画谱》记载，共有58种，但绝大多数佚亡。传世作品《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已成为稀世珍品。
寇慎
寇慎（1577—1659），字永修，号礼亭，今市郊区印台乡济阳寨人。
寇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在京先后授刑部、工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虞衡司郎中。天启六年（1626），出任苏州知府。崇祯元年（1628），补广平知府，在任3个月，迁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奉敕监军，分巡冀宁，曾“剿剪”陕北农民起义军。后任山西布政使参议，分守朔州。崇祯八年（1635），告老回家，卜居山寨。义军攻陷长安后，寇慎被义军抓获囚禁，因闻知其为官清廉，遂放归。
寇慎在苏州任职期间，时值洪涝灾荒，他捐助薪俸用以漕运粮食，并请求减轻赋税，劝民开垦河浜淤地，织造绸缎，深得民心。在处理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斗争中，寇慎“周旋上下之间，化大事为小事”，得罪了魏忠贤。寇慎自度难免被害，适逢继母去世，遂守孝解官，回归故里，闭门潜思，著书立说。先后撰有《四书酌言》、《历代史汇》、《山居日记》、《同官县志》等。一度执教于同官颍阳书院。同官遭灾后，书写奏议，上呈省台，代百姓诉说苦衷。病故后，顾炎武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崔乃镛
崔乃镛（1680—？），字伯璈，号餐霞，今市郊区陈炉镇西堡人，清进士，入翰林。
雍正二年（1724），崔乃镛出任云南寻甸知府，后调任东川府知府。乾隆二年（1737），升任湖北督粮道台。监督漕粮是个肥缺，前任官员，大都上下串通，克扣运丁，剥削库帑，侵吞漕粮，中饱私囊。崔乃镛在任道台三年中，“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因此触犯权臣和地方贪官污吏。他们合谋捏造罪名，表奏朝廷。乾隆七年（1742）六月，崔乃镛被革职，贬谪陕西渭南，并拟发配边疆。当时，崔已63岁，被幽禁在一间小屋里。晚上，他觉察到有钦差随员在门口窃听，便故意提高嗓音，自言自语地叹道：“发配哪里都行，可千万别发配到军台岭的熊耳山。军台岭，熊耳山，臭虫壁虱有万千。若到熊耳山，不被臭虫壁虱吃掉，也被满山遍野的蝎子蛰翻。”钦差将窃听情况立即表奏皇帝，崔乃镛便被发配到熊耳山。后来，等钦差知道熊耳山是崔乃镛故乡时，懊悔莫及。
崔乃镛回到故乡后，练习书法，闭门著述，着有《陈炉风土志》两卷。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任职期间清正廉明，革职纯属冤枉，遂下三道圣旨，准予官复原职。崔乃镛均以年老多病而辞谢。
柳公绰
柳公绰（765—832），字宽，号温子，今铜川耀州区阿子乡柳家原人。出生于官宦家庭。
柳公绰性格庄重严谨，讲究礼法，孝敬父母，喜爱结交朋友，被举贤良，授为校书郎。他广泛研究政治、军事、文学、书法，尤其喜爱兵法。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官封渭南尉。从政后，他惩恶助善，依法行事，体察民情。在任渭南尉期间，正值灾荒，便令官府节约开支，少征或不征赋税，设法使百姓度荒。当部下劝他吃好些时，他说：“四方的百姓都在忍饥挨饿之中，身为父母官，岂能一人独饱，置百姓于不顾？”因此，当时渭南民众饿死者较少。后来，升任开州刺史，颇得民心。在讨伐吴元济之役中，公绰任用熟悉兵法的李听为中军先锋，委以军事指挥大权，并派人安抚士兵家属，解决生活困难，军士勇猛作战，终于打了胜仗。元和十二年（817），在四川成都任少尹时，曾书成都武侯祠《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此碑因系宰相裴度撰文，名匠鲁建刻石，加上柳公绰的楷书，被称之为“三绝碑”。唐文宗即位后，柳公绰官封兵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
傅嘏（gǔ）
傅嘏（209—255），字兰石，今铜川耀州区稠桑乡傅家原人。三国魏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傅嘏家族世代为官。他先后担任魏国的司空属掾、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以功封阳乡侯。死后追赠太常，谥元侯。景初年间（238年左右），魏明帝将散骑常侍刘劭拟定的“都官考课法”（即当时考察官吏勤惰功过并给予升降赏罚的制度）交付大臣商讨。傅嘏尖锐地指出其弊病在于生搬硬套西周时期的制度，严重脱离魏国的实际，并建议改变选拔人才专由吏部一手包办的做法，实行乡举里选，然后考察其德能，委以适当官职。
当时，哲学界就人的才能与性格的互相关系问题发生争论。针对吏部尚书何晏诸人主张的“才性异”观点（即认为人的才能与本性没有必然联系，本性不能决定才能高低），傅嘏明确提出“才性同”的论点，认为才能与本性存在密切联系，本性、操行好的人，其才能发挥出来就会做出大事、好事。这种论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他的论点，被当时的理学家钟会录入《四本论》一书。
明帝去世前，遗诏由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少帝曹芳。以后，在何晏的鼓动下，曹爽抑斥司马懿，而重用何晏，使何晏愈加作威作福。一次，傅嘏对曹爽之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清静无为，骨子里很奸巧，贪得无厌，不讲道德修养。我担心他会迷惑你们兄弟，而使一些仁人志士远离你们，这将会影响朝廷政治啊！”此事浅露后，何晏借口一件小事，罢免了傅嘏的黄门侍郎之职，降为荥阳太守。
正当傅嘏准备去荥阳之时，司马懿却让他担任自己的僚属从事郎中。正始十年（249），司马懿杀死曹爽、何晏，让傅嘏担任内掌帝都、外统京畿的河南尹。到任后，傅嘏彻底根除该郡官吏地方观点极重、主张郡内重要官职全由郡人把持的陋习，从各方面选拔人才，及时考核，择优录用。傅嘏坚持德教为本，不废法制，严格执法，判刑实事求是。他为官清廉、谦让、勤劳，反对送礼求荣；埋头苦干办实事，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安居乐业。因此，升任尚书。
嘉平四年（252），许多大臣主张钱吴，齐王曹芳下诏征求意见。此时，傅嘏上书《征吴对》，极力反对出兵伐吴，主张在前线屯田备战，待机而动。但曹芳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大兴干戈，结果魏军被击败。之后，吴国扬言进攻魏国的青、徐二州，举国上下特别紧张。傅嘏经过对形势的冷静分析，认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伎俩，而最大的可能是吴国大将诸葛恪派出小股兵力佯攻青、徐，真正的目的是进攻淮南一带。曹芳同意傅嘏的看法，及早做好准备。嘉平五年（253）五月，诸葛恪果然进攻合肥新城，结果被魏军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