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恐怕没有想到，在中国古代，“枣”是“木本粮食”、“铁杆庄稼”，和米、面同等重要；枣是水果，还是粮食。
《战国策》载，苏秦曾对燕文侯说：“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早在2000多年前，枣已被作为重要的木本粮食。
现代营养学研究证实，枣的含热量几乎与米、面相近，故可代替粮食。
荆棘中驯化名枣近千种 被誉为“中国人的圣果”
枣有两个英文名字，“Chinese jujube”和“Chinese date”，在外国人的眼中，“枣”是上帝赐予中国人的“圣果”。
枣是酸枣的变异类型。酸枣是一个庞大的植物群落。从我国各地相继发现的枣化石看，在山东临朐县曾发现距今1200万年-l400万年的酸枣叶化石，其形态与现代的枣和酸枣叶片基本一致，说明我国至少在1200万年以前就有了酸枣(枣)，且分布范围较广。而国外迄今未见有枣和酸枣化石的报道。
而我们现在所吃到的枣，则是祖先们从野生酸枣中选优加以驯化、保护和管理，使之变成现在枣的栽培品种。20世纪70年代，科研人员通过河南密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炭化枣果和枣核推测，我国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已开始采集和利用枣果了。
有关专家对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2169年前)、湖北荆州江陵西汉墓(2150年前)及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棘果实及核进行鉴定，当时的棘就是现在的栽培枣，从而说明两千多年前，人们已经开始食用栽培枣。
中国栽培枣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000年前。《诗经》中，已经有了关于枣的记载，并且和酸枣分开描述。尤为关键的是，这部历史文献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诗句，表明远在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枣则已经成为定期采收的栽培作物。另一个佐证是，成书于东周(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提到“五果：枣干、李酸、栗咸、杏苦、桃辛”，说明2500年前，枣就与李、杏、桃、栗一起成为了重要的果品和中草药。
我国古代在枣的栽培上非常重视品种的选择。《齐民要术》中说古人“常选好味者，留栽之”，即进行品种选优和驯化栽培。在《尔雅》中记载有11个品种，到元代柳贯写的《打枣谱》已搜集到73个品种，有的还记述了其形状和产地。我国著名枣树专家曲泽洲教授综合各古籍中所记载的枣品种，除重复者外共有109个。
1993年出版的《中国果树志·枣卷》记载枣品种749个。刘孟军教授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枣树种质资源》一书中指出，迄今已经发现和记载的枣树品种和优良类型近1000个。
枣文化底蕴深 从灾年救命粮到婚庆吉祥物
枣是滋补食品，民间早有“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之说。
在传统食品中，枣粽子、枣年糕等各种糕点，各具风味。枣还可加工制成蜜枣、醉枣、枣罐头等食品；并可配制枣醋、枣汁、枣酒、枣茶等饮料，或制成枣泥、红枣香精等香料和加工食品的配料。
枣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勤劳的中国人，培育了一批批各地名枣，如北京的密云小枣、河北的赞皇大枣、山东的乐陵小枣、陕西的大荔龙枣、浙江的义乌大枣等。
在中国人心目中，枣又象征着吉祥与幸福，是礼仪庆典上的必备之物。最常见的习俗便是婚礼上关于“早立子”的祈福，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新婚夫妇的床头被角放上几颗枣和栗子，取其谐音“早立子”，以求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枣树的栽培，是与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进展分不开的。茌平县志记载，晋文公重耳登基前，曾在茌平县避难躲身，他不思饮食，日渐消瘦。众乡亲便把收获的博陵大枣赠与重耳品尝，没想到食后胃口大开，重耳的身体也日渐好转。此后，重耳却始终忘不了博陵大枣的香甜，并向大臣推荐“此为救命枣”，“日食博陵枣，终生不见老”，从此以后，老人、病人、妇女坐月子必食该枣，博陵大枣在皇宫、在民间均流传开了。博陵大枣每年要进贡朝廷。
枣树极强的适应性表现在无论何种瘠薄的土壤，无论多么恶劣的气候，在种植其他作物产量无几时，栽种枣树却能有较好的收成。自古至今，我国农民，特别是身处生态条件恶劣的山地、坡地、沙地、干旱、寒冷地区的农民都重视枣树的发展，并把枣视为珍贵的食品，在食物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古代的帝王们，则把枣作为富国强民的工具。春秋战国时期，枣已被作为重要的木本粮食而受到重视。《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安邑(今山西运城地区)千树枣……其人与千户侯等”的记载。《齐民要术》记载“旱涝之地不任稼者，种枣则任矣”。
鉴于枣是“木本粮食”、“铁杆庄稼”，历代王朝多于灾荒过后，为发展枣树发布诏书。河间府志记载了一道明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他让当地农民按丁分配栽枣树任务，并详细规定育苗和栽植数量等，如违旨则全家发到云南充军。
大灾之年，枣也确实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以山西的吕梁地区柳林县为例，该县1924年2月至8月，整整半年没有下雨，农作物收获时颗粒全无，但大旱之年红枣却获得了丰收，农民用红枣度过了灾年。同山西吕梁一样，河北沧州地区“自古草泽之地”，但金丝小枣却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广泛种植。
由于受到广泛欢迎，目前全国枣树栽培面积已达150万公顷，枣果年产量在300万吨以上，占世界枣产量的99%以上。除黑龙江外，全国各地均有分布。
传邻国播欧洲 40多个国家种植中国枣
枣还作为中国的友好使者，走向了世界。现在世界各国栽培的枣树，几乎都起源于中国，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引自中国。
起初，枣先是传到与我国相邻的朝鲜、俄罗斯、阿富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及泰国等地；随后向欧洲传播，沿着丝绸之路被带到地中海沿岸各国。
枣在美国栽培较晚，是1837年由欧洲传入的，所以现在美国和法国的著作中，仍引用我国的郎枣或梨枣等原来品种名。日本没有原生或野生的枣，自古栽培的枣树都是从我国引进的(大约在9世纪以前)。在《和名类聚抄》上枣的和名为“奈豆女”或“奈都女”，指的是干枣，鲜食枣称作“奈未奈都女”。在日本的古文献《三代实录》(908年)上就已记载了“光考天皇仁和二年(887年)从信浓国进贡梨和大枣”。此后在日本奈良朝、平安朝时代的栽培果树中都记载有枣，说明日本栽培枣的历史在千年左右。但其对枣的改进和推广较慢，据统计在1959年-1964年间日本输入干枣约4000吨，目前仍依靠进口。在日本的原始材料圃中目前仍有郎家园等几个枣品种。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曾大量引进我国枣的品种，美国也先后引进了200余个优良品种。目前枣树已遍及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枣果的独特风味、保健价值以及良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日益引起各国果树专家和果树种植者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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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枣树鉴证历史
北京栽培枣树的历史悠久，至今还保存着不少珍贵的古枣树和名枣树，成为活的标本和历史鉴证。
“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鲁迅先生在《秋夜》里提到的北京故居院中的那两棵枣树。如今，原地的枣树仍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昌平桃洼乡王庄村的“酸枣王”，树高14米，树冠扩展，已成为大乔木，故称之为“王”；比“酸枣王”更为古老的，是崇文区原上堂子胡同14号院内的酸枣树，株高21.3米，干周4米(距地1.5米处)，树龄在千年左右，现每年仍结果。而大兴区黄村镇洪村一株树龄在500年左右的洪村白枣，每年都硕果累累且品质优良。这些活的标本，不仅说明北京地区栽培枣树的历史悠久，而且对于研究枣树的寿命、进化和特性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价值。
延伸阅读
北京地方名枣达45种
北京是古代枣树栽培中心之一。
北京的栽培枣，多是由野生的酸枣(棘)演变而来。一些品种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如白枣、酸枣、无核枣及葫芦枣(古边腰枣)等，在《尔雅》中已有记载。著名的密云小枣、牙枣和匾枣等，在元代的《打枣谱》和《析津志》中曾有记载。1988年编写的《北京果树志·枣志》收集到北京的枣品种有45个。
鲜食枣产区首推郎家园。郎家园枣的种植很普遍，至20世纪40年代初尚集中栽植有郎家园枣树近百株。海淀区北安河一带也是枣的集中栽培区，一些优良的鲜食枣品种，如海淀白枣、马牙白枣、北安河脆枣、香山小白枣等均产自这里。丰台区长辛店一带栽植有较大数量的长辛店白枣。大兴区洪村的洪村白枣曾有较大面积的种植和商品枣生产，目前洪村尚存几十年生到几百年生的集中连片大枣树。大兴区的榆垡是著名的加工枣品种大糠枣产区，缨络枣也有较大面积的种植。
密云西田各庄的密云小枣、昌平西峰山的西峰山小枣、门头沟太子墓的太子墓枣、平谷苏子峪的苏子峪蜜枣、房山北车营的北车营小枣，分别是著名的制干枣品种的主产区。
近些年，北京在着力恢复发展传统地方特色品种。朝阳区在王四营已建成500亩郎家园枣主题郊野公园，孙河的3000亩郎家园枣休闲采摘园。此外，通州区正在建设老北京名枣园，丰台区的长辛店白枣、昌平区的尜尜枣、海淀区的北安河脆枣、平谷区的苏子峪蜜枣、怀柔区的怀柔脆枣等，目前均有较大规模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