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邓又同先生是清末曾任山西、安徽、贵州巡抚的邓华熙(广东顺德人)的嫡孙，他把祖父遗留的一批文物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其中有一件是乾隆、嘉庆年间的翰林院侍讲梁同书的“恭录嘉庆七年御制骂廷臣诗”，全诗如下：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诗写于嘉庆七年(一八0二)，即清算和珅三年之后。由于积习已深，虽然和珅的下场极之可悲，但未能起到警示作用，大量官员依然故我，所以嘉庆才有此作。
它首先揭露了满朝文武大官的奢侈腐化。第一联写衣、食，第二联写喝吃，指出贪官们的房子与皇宫没有差别，他们喝吃的是百姓的膏血，笔尖直触实质。
第三联也很有深度。“人泪”句说，贪官们的行为不但让老百姓痛苦，连老天爷也痛苦。“笑声”句采用了对比手法，点出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
最后一联抒发了作者的沉重叹息。古代，管治黎民的官员称为“牧”。作者将黎民喻为牛羊，将这些官员喻为豺狼，表现了黎民百姓在他们管治下的苦难，很形象。
诗最后指出这些官员“负尽皇恩”，这并非虚假之词，嘉庆皇帝的生活相当俭朴，为人比较忠厚，他是真心希望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些的。
嘉庆骂的是“满朝文武”，扩大化了，那时并非满朝文武官员都这样坏。譬如嘉庆的老师朱珪，官至大学士却十分廉洁，逝世时仅有一张布被、几箱旧书，嘉庆曾赞他“不惟人好，品亦端方”。
可能当时有一宗重案导致“龙颜大怒”，他才这样下笔。然而此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封建制度是缺乏监督的人治的制度，必然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这是朱元璋和嘉庆虽然坚决反贪但无济于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封建制度必定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嘉庆帝名爱新觉罗·琰，乾隆之子、道光之父，庙号仁宗，是清朝入关后第五位皇帝。
史书记载，嘉庆三年(1799年)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在北京受审时的供词提到“官逼民反”，嘉庆知道后受到很大震动。嘉庆帝一直都重视“惩贪倡廉”问题。他一再发布整饬吏治的谕旨，也处置了多宗大案要案。例如，湖南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长)郑源勒索下属、贪赃枉法，被查抄处斩。云贵总督、漕运总督富纲因贪污被判处“绞监候”(绞刑缓刑)。贪污而不知悔改的云南巡抚伊桑阿被判处“绞立决”(绞刑立即执行)。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嘉庆“反贪”的决心和力度。
在中国古代，不少皇帝骂贪官、罚贪官甚至杀贪官，但像嘉庆写诗骂得如此痛快淋漓的却不多见。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嘉庆御制诗自非佳作，但更可以说明这是皇帝亲自撰写而非词臣代笔。在诗中，嘉庆把百官看作自己和百姓的对立面，对百官生活奢侈、残害百姓、表示出冲天怒气。“牛羊付与豺狼牧”的诗句，形容豺狼似的官员把老百姓当牛羊吃掉。皇上当然不能容忍了。
然而，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更加严重。任何一个封建皇朝都不可能解决贪污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阶级性决定的。而且，按清朝的制度，旅差、办公费用和幕客、随从的报酬，基本上要官员自己出钱，正常的薪俸、津贴(当时称之为“养廉钱”)不足以维持公务运作和官员家族豪侈的生活，所以，大多数官员“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获得额外收入，这已成为整个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是，在那时，“千里为官只为财”，官员们取得额外收入，不会满足于弥补公务支出，对金钱的追求则是“多多益善”。当贪赃枉法成为一种规则、制度或者习惯，在官员中泛滥成风，那就不是皇帝一首诗、几份圣旨所能感动，也不是办几件案、杀几个人所能震慑的。
嘉庆在位期间，清朝统治开始出现严重不稳。在乾隆把帝位“禅让”给儿子嘉庆的当年，即1796年，震动川、楚、陕三省的白莲教起义已经开始。清朝倾全部的军事、财政力量，还千方百计发动地主阶级武装——团练，花了9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嘉庆八年(1803年)走投无路的贫苦人陈德在紫禁城门口行刺嘉庆的大案。嘉庆十八年(1813年)，华北的天理教发动起义，一支几十人的起义者竟然冲进了皇宫，把大内搅得天翻地覆(故宫的隆宗门至今还保留着起义者的一枚箭镞)。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几十人的农民军就打进宫廷，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可见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到何等地步。嘉庆在天理教起义平定后，颁布“罪已诏”，在自怨自艾之后，少不了对“诸臣”告诫一番。这些话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收效。7年之后，嘉庆去世，再过30年，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终于爆发。
嘉庆帝的骂贪官诗并没有骂出澄清的吏治，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乱”的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