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饮酒之风虽然兴起于汉代，但只有到了东汉末期与三国魏晋时代，才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并与创作发生紧密联系。到了东汉末年，学阀名士之间的聚会，也要以酒为触媒，号为“江表八骏”之一的荆州牧刘表，为了使饮宴不拘一格，特地制作了三座特别的酒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其容量分别达到7升、6升与5升。而雄踞河北，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袁绍，为了在盛夏三伏避暑，召集子弟与文武于山水幽静清凉处昼夜酣饮，“极醉于无知”。从而使“南荆三雅之爵”与“河朔避暑之饮”一同成为东汉末年酒史上的佳典。
魏晋时代，政治变故频繁，社会动荡加剧，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以玄学清谈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求助于药石醇酒，以放荡狂怪之风自我标榜。著名汉魏文学史研究家王瑶曾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评述说，士人对现刻的生命更觉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生命的密度。放浪形骸的任达和终日沉湎的饮酒，是由同一认知推导出的两种相关行为。
《晋书·阮籍传》中所说，阮氏“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最后选择了“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氏曾因步兵军中厨营有佳酿三百斛，而毅然出仕，担任步兵校尉；而同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者，与阮籍为忘年交的王戎，也是阮氏放诞饮酒风格的忠实追随者，《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王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然而最为惊世骇俗的莫过于《酒德颂》的作者刘伶，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命仆从手持荷锸跟随，任意而行，叮嘱其“死便埋我”。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多好老庄之学，追求“形神相亲，造化同体”的物我两忘境界，这种境界只有通过药石与酒的催化方可达到。在“七贤”的示范下，魏晋名士无不以豪饮放诞为标尺，晋元帝太兴末年为吏部郎的新蔡鲖阳名士，“八达”之一的毕卓，曾因盗酒而被邻居绑缚于酒瓮边，他常对左右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在此大动乱时期，酿酒业所代表的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兴盛，于传统史家看来则是正统陵夷、纲纪不振的乱象，此时期史家记述中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多以暴虐奢靡好酒为特征。
唐宋之间，在酒和升平气氛的烘托下，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成了盛唐气象的点睛之笔。法国汉学家华蕾立认为唐代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继承魏晋风雅，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雅化；以日常交游和诗酒唱酬为主的宴游之乐深刻体现了政治朋党和文学集团的产生，标志着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自觉，以及社会精英生活方式向下层的大规模辐射。到了春日融融，百花绽放的季节，则是唐代文人士大夫结伴出游，饮于郊野的时候，出游之时，每人都携带酒器、图障（带有绘画的小型屏风）、软榻、酒器与钱绢等物，一遇可休憩之胜景，就将酒具挂起，就地扫取落叶断枝，生火暖酒，酣饮之余吟诗遣兴：一如白居易笔下“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的描写；《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杜甫特撰《饮中八仙歌》，以描摹其酒中豪放之态，在其笔下，嗜酒如命的李琎为“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而李白则是“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与唐代相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同治天下”是他们自我砥砺的口号与追求的目标，曾力主变法，支持王安石的著名士大夫士人张载在与王氏同游湘东，抵达衡阳酃湖会宴时，仍不忘探讨强兵富国之道，并以酿酒之法比拟变法革新，留下了“美哉酃酒，与月同光。古酒新酿，振策家邦”的不朽名句。
明代初年，中枢朝廷追捧程朱理学的倾向与株连不断的政治诏狱，严重影响了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著名诗人，明初四杰之一的高启，在《拟古十三首之三》中蔚然慨叹：“生时不肯饮，死后将如何。”在高压环境下，明代前期的士人饮宴赋诗活动和思想著述也陷于低潮，然而却出人意料地在正德、嘉靖朝后迎来了一股复兴，这无疑要归于始自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的兴起。
同样，明代中后期市民社会文化的勃兴与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也为这种依托酒宴放诞的思潮提供了基础。主张饮酒作诗要独抒“性灵”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便主张官僚士大夫从严格自律的古代经典研究阐释，甚至琐屑的官僚事务中完全解脱出来：“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眼底浓浓一杯春，坳于洛阳年少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