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诗酒风流又有不同的表现。东晋南朝偏安一隅，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士人，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可靠阀阅而坐致公卿，且拥有丰厚的土地，建有庄园，故多不缨事务，宴饮成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与前代不同，士人宴饮更注重精神的享受，追求的是士大夫闲适高雅的情怀，如东晋时，时人论酒都从精神感受言。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世说新语·任诞》)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世说新语·任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
著名的兰亭雅集没有金石的喧嚣、物欲的追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通过诗文寄予玄言山水的怀抱。在这样的环境中，东晋出现了清雅淡然的诗酒风流人物陶渊明，他隐居南山，好饮酒赋诗自娱，其《饮酒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且家贫不能常有酒，却能安于生活，有酒辄醉，《五柳先生传》曰：“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陶渊明的诗酒风流，留给后人的是隐士高洁淡雅的精神追求。
到了南朝，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受到出身底层的帝王的打击，已不能把持朝政大权，但仍可靠门资至清要之职，故政治上亦无进取意，更加安享闲逸的生活，而饮酒吟诗已是名士风流生活不可或缺的常态内容。如梁简文帝萧纲《答湘东王》云：“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徐轮博望，亦招龙渊之侣。校核仁义，源本山川;旨酒盈俎，嘉肴溢俎。曜灵既隐，继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连篇，在兹弥博。”文士诗酒风流雅事更是普遍，有家族诗酒文会，如《宋书·谢混传》云：“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有以文酒会友，如《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 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亦有独酌自赏，如《宋书·颜延之传》云：“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综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酒风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名士风度的表征，也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