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4年初到1976年中期，谁在群落内处于等级秩序的顶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初看起来，耶罗恩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是奠基在他那傲视群猿的体力之上的。耶罗恩的庞大身躯和他充满自信的行为方式，会使人产生一种天真的设想，即黑猩猩们的社会是由最强者为王的法则所支配的。他看上去要比群落内第二大成年雄黑猩猩——鲁伊特强壮得多。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造成这个假象的原因则是，在耶罗恩占据最高统治地位期间，他的毛发总是略微地竖立着的，即使在他不卖力进行那些威胁性武力炫示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迈着一种缓慢而稳重的夸张的步伐。这种具有欺骗性的习惯性做法——让躯体看起来显得大而沉重——是黑猩猩中的雄1号普遍具有的一个特征，正像我们在后面将再三看到的那样，每当有其他个体将先前占据这一位置的个体取而代之时，他们都会这么干。处在拥有权力的位置上这一事实会使一只雄性在身躯上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设想——作为阿尔法雄性[1]的他占据了一个与其外貌相称的地位——得以产生的原因。”
在荷兰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德-瓦尔的名着《黑猩猩的政治》一书里面，出现于第四章“二次权力更迭”开篇的这段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而在接下去数个小节，德-瓦尔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鲁伊特向耶罗恩发动权力进攻并一度成功罢黜了这只阿尔法雄性的过程，包括双方如何对黑猩猩群中的雌性进行争夺，以及对其他雄性进行笼络，一波三折的，看起来十分有趣。但，事情还没有完，这故事有一个悲伤的结局，第一次看书时让我几欲落泪——失去地位以后，老奸巨猾的耶罗恩忍气吞声了一段时间，但暗中酝酿反扑，终于有一次趁鲁伊特睡觉，和其他雄性一起把他给打成重伤，并阉割了他，后者最后悲惨地死去。
1989年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曾在2007年与《沉思录》、《物种起源》、《君主论》一同入选百位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图书，它不仅是作为一本引人入胜、有很多故事的动物书，更多是作为一本帮助我们了解灵长类的行为与需求的普及型读物，受到了政治家、管理者和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本书的赞美我不再多说，只想指出的一点是，德-瓦尔德这段描述之所以数年之后还在我脑中呼之欲出随手拈来，乃因为它深刻地指出了一只黑猩猩（或一个人）如果想要在他所属的群体中处于（或维持）优势地位，则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适当地“装”。耶罗恩成功地通过把毛都耸立着这种方式，装成了比其他个体都体格硕大，从而引起他们的敬畏。事实上，这家伙后来被打败了，毛就耷拉了下来，德-瓦尔德的团队观察到他其实一点儿也不比别的雄黑猩猩高大。非常有趣的事实。
无独有偶，哈佛商学院的美女副教授艾米·库迪（Amy Cuddy）在她的一系列研究中，探讨人所采取的身体姿势会如何影响其行为方式乃至行事效果，就发现了另外一些很接近的事实。她把结果发表在一篇名为《在高风险的社会评估之前采取强有力姿态的利益》（The Benefit of Power Posing Before a High-Stakes Social Evaluation）的论文中，并且在2012年出席TED演讲时，做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演讲《用肢体语言重塑自己》。艾米提到，她一直以来很想知道，如果人外表上伪装成比较强大的模样，是不是就会真的在心理乃至生理层面产生效应，所以她和同事们招募了一批志愿者来做实验。这些被试在一开始会被要求做出一些开放型或收缩型的动作：前一类如坐在椅子上把腿跷到办公桌上去、双臂打开、叉腰耸肩，这样显得强有力；后一类如双手夹在膝盖间坐着、屈身低头、手摸着缩起来的脖子，这样显得羸弱无力。让他们保持这个姿势数分钟后，再往下做一些任务测试以及身体激素水平测试。
结果发现：强有力姿势的被试中86%愿意参加一项赌博游戏，而无力姿势的被试中只有60%愿意；强有力姿势的被试睾酮水平上生了20%、无力姿势的被试则下降了25%；强有力姿势的被试可的松水平下降10%、无力姿势的被试则上升了15%。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睾酮是一种和力量、支配力相关的雄性激素（不过在男女两性身上都存在），一般来说，社会性动物中地位越高者身上的这种激素水平就会越高，而可的松是一种压力激素，社会性动物中地位越高者身上的这种激素水平就会越低。所以艾米的结论之一是，如果你从外表上做出姿态上的改变，将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你的内心状态乃至身体能力。
好，所以，回到我其实真正想探讨的“人为什么装逼”或“人为什么端着”主题上来，我确信科学家们的研究的确证实了，“装”和“端”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是能够帮助主体建立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群体地位的，前提是，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另外一些场景下，人会采取的其他“装”的方式。和金钱有关的各种消费行为是很值得一看的样板。2010年伦敦商学院行为管理学教授尼诺·希凡纳森（Niro Sivanathan）在《通过消费象征地位的商品来保护自己》（Protecting The Self Through Consumption Status Goods as Afirmational Commodities）这篇论文中指出，那些自我评估低落的人会想通过消费象征地位的商品（名车、名表、名包等奢侈品）来治疗自我危机。在实验室中，他召集了150个实验对象，让这些人做了一个测验，然后告诉说他们的得分是在倒数10%的低分里头，于是这部分人感到极其受挫，自我价值受到了威胁。接下去研究人员又告诉他们会做另一个无关调查，去回答愿不愿意买某些东西之类的问题，于是这部分自我价值处于危机之中的人就比未处于危机之中的人表现出了更大的倾向去消费奢侈品，而面对普通物品时并未受影响。研究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想要用这种方法挽救自我危机。另一个研究中，希瓦纳森让被试对象看一辆奢侈品车的价格，按照常理，那些低收入的人可能会更加回避这样的商品，然而结果是相反的，他们不但表示出想买的意愿，而且愿意花更多钱来买这辆车。希瓦纳森认为这是因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人本能地体会到更多危机感，于是会采取超过自己能力的方式去消费昂贵的、炫耀性的商品，以此来寻找心理平衡。
正如《黑猩猩的政治》开头，作者引了17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句话所揭示那样——我认为：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一种普遍倾向，一种持续不断、永不停息、前仆后继、至死方休的权力欲望——在zhuangbility这件事情上，人类之所以如此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就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种权力的幻觉，从而让身处充满竞争压力的社群中的个体，特别是那些经济政治地位较低的个体，感觉更好一些，觉得自己也不是那种出门被随便踩的小虫子。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赢取交配优势。呃，也许这个词实在是太赤裸裸，那么我们换一个说法好了：在择偶中占据优势。
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有闲阶级论》中提出凡勃伦效应：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对于这句话，不用我费口舌解释，想必你也频频点头了吧，我们的生活里就充满着这种效应，比比皆是。也不说华伦天奴什么的了，像是情感营销做到极的褚橙，又像是怎么看怎么不值的无印良品，就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而在2011年，来自德克萨斯-圣安东尼奥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六名研究者共同完成名为《公孔雀、保时捷和托斯丹·凡勃伦：炫耀性消费作为一种性信号系统》（Peacocks, Porsches, and Thorstein Veble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s A sexual Signaling System）的论文，主要探讨以名车消费为代表的炫耀性消费到底在两性博弈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给出的结论是：部分男人们就是在把买名车这种炫耀性消费当做一种性炫耀来展示，就像那些公孔雀需要一副华而不实的羽毛一样，这是性选择规律对他们的做人要求。
当然，不要急着讽刺男人们，在女性身上，科学家观察到了另一个有趣现象：经济不景气时期，女性会通过多购买口红之类消费品来提升自己的外貌，以求得更有钱的伴侣的青睐。这现象名曰“口红效应”，是来自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莎拉·希尔（Sarah Hill）和克里斯托弗·罗德荷弗（Christopher Rodeheffer）等人2012年在《经济衰退中的美貌激励：择偶、花销与口红效应》（Boosting Beauty in an Economic Decline: Mating, Spending, and the Lipstick Effect）所揭示的，该效应似乎能用来解释那些明明出生贫寒的女人愿意把大把钱花在化妆品上用来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这一不争事实。
正所谓，有钱装，没钱更要装。
甚至一些不好用金钱直接衡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装”的载体，比如说，爱心。
2010年康奈尔大学的帕特·巴克利（Pat Barclay）就发表过标题为《利他作为一种求偶展示》（Altruism As A Courtship Display）的论文，其中指出不论男人或者女人，都更愿意和具有利他特质的人约会、交往、发展长期伴侣关系。所以，当你有看到微博上某些人在公益事业上热血满满整天呼吁的时候，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的头脑观察着吧，指不定哪天他会以呛死你的头条新闻主角这种方式出现，让你觉得恍惚至极，啊当日的慷慨啦正义啦公德啦什么的仿佛一场表演罢了。
最后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一种装，那就是装文艺。从多年前的西祠、北大新青年到如今的豆瓣，文艺青年们势不可挡的力量已然成为了2000年之后中国青年人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及至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好像不知道《爱在午夜降临前》的人都不好意思出去社交的样子，然后是个写两行酸句子的人就要声称自己为诗人，能搞点绘画摄影之类动静的就卯着劲儿去步入艺术家行列……这些现象，让人忍不住想大喊一声，呔，你这么文艺你爹妈知道吗？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啥不管是不是真文艺，都要装一场，这么装有啥好处呢？
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海伦·克莱格（Helen Clegg）、纽卡斯尔大学的丹尼尔·奈特尔（Daniel Nettle）和爱丁堡大学的桃乐丝·米尔（Dorothy Miell）三人合着的论文《视觉艺术家的身份地位和择偶成功》（Status and Mating Success Amongst Visual Artists）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通过对236个视觉艺术家的调查得出，成就更高的男艺术家情场上会更得意，而且更有可能采取短期的约会策略，呃，因为他们身边围绕着的女子实在是太多了。回想一下Beatle和Rolling Stones成员睡过的groupie们，这个结论可谓毫无维和感。
早在2001年，新墨西哥大学的演化心理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在其所着的《求偶心理：性选择对人性进化的影响》（The Mating Mind: 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中就曾提出，艺术创造力最初是用来吸引异性而演化出来的，这一观点在2004年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的《情种起源》（Why We Love）中也再一次被提及。
而丹尼尔·奈特尔此前还有个蛮有影响的研究，我觉得一定得在最后提一下，它会成为本文最意味深长的注脚。这位老兄其实是个研究精神病的专家，他于2005年在与人合着的《人类的精神分裂、创造力和择偶成功》（Schizotypy, Creativity and Mating Success In Humans）中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裂患者不少都具有相当惊人的创造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成为艺术家或音乐家什么的，如此保证了他们能够择偶成功，这也是这些人的基因之所以没有被人类淘汰掉的最大原因所在。
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好处，你怎能怪小青年们不得不一个个装疯卖傻把自己搞得很文艺以求得更多异性关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