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二胡艺术中，对民间传统音乐语言传承价值的认识，对阿炳的认识，我把它分成两个方面：
一是从他的情商来看。刚才其他老师也谈到了阿炳作品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我是在演奏他的音乐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他的作品，考附中时我就是拉的《二泉映月》，那时虽然年龄小，不可能把音乐的内涵很深刻的表达出来，但是我记得爸爸给我听了不同版本的演奏，尤其是阿炳本人的演奏。后来我常充满乐趣的给爸爸演奏不同版本的特点，最好听的句子，还有爸爸怎么拉的，我自己怎么拉的。现在我还记得爸爸当时评价说：“宋飞的《二泉》骨头多肉少！”那是我已下意识感觉到阿炳音乐中的那种骨气，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可能是他旋律线条处理中夹杂的民间锣鼓节奏具有点线结合的一种高级语言状态，它表象上是一个线条的中间穿插着一些民间个性的节奏点，像珠子一样漂亮的穿在里面。但作品当中我感受到是以个体的坎坷与社会生活当中的矛盾，表达出一种对社会忧患、追求生命、承受苦难的韧性，这种韧性都体现在乐曲一层一层跌宕起仗、绵延不断的旋律中。能感受到他与音乐相依为伴的状态，和一种不屈的精神气节。不管《听松》当中是受到他与音乐相依为伴的状态，和一种不屈的精神气节。不管《听松》当中是以“听宋”讲故事来理解，还是以松树这种中国人感悟言志崇尚的精神表达，《听松》这首不足三分钟的乐曲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不屈的、坚强豪迈的精神缩影。
二是从他的智商方面来分析，智商指的是阿炳艺术上的语言创作。他的作品浓缩了众多的民间音乐因素，所以才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民族个性语言。另外，他对姊妹乐器乃至西洋音乐的一些艺术营养的汲取、融汇做得非常好。我记得前些年吴赣伯老师写过一篇文章《阿炳与莫扎特》，文中评价说：“阿炳与莫扎特都属于那种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太多创新，但却能在因循传统中登峰造极的两个东西文化的代表人物。”后来，这一点我是在演奏当中感觉到的。比如在《听松》这首乐曲中同样也用“５１３”这样类似号角一样的西洋音乐语言，但是听者却觉不出来，是因他用了中国的个性节奏，他把这两种语言融汇得非常舒服，你听起来很中国化，让你觉得不隔，好像在一起，表达他的情绪非常非常准确，这点让我认识到区别于《光明行》式的这种借鉴。我没有半点贬低刘天华的意思，我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来看两种对西洋语言借鉴的方式，这点从智商上来讲让我觉得很钦佩。
另外，在《二泉映月》当中，我也听过很多演奏，我也跟很多乐队伴奏形式合作过，我想《二泉映月》在小提琴的西洋乐队演奏中是连贯的、优美的这样一种写景的表达方式，与我们二胡演奏出来的讲究抑扬顿挫，感叹出来的像叙述一样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也非常自信，如果说当年小泽征尔听到的演奏是用小提琴拉的《二泉映月》，我想他是不会被感动的，像现在人们这样传说的痛哭流涕的样子。虽然我生在现代社会，会受到很多其他观念的影响，但是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
对阿炳的认识，我也谈一点我的看法，我作为一个青年二胡演奏者，也作为一种自勉。一是把阿炳作为一个“原点”，把他派生出来，不仅他是一个盲人艺术家，而且对他的认识可以外延到一个从事民间音乐的工作者，他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一种认识或者说一种态度，现在的社会生活在迅猛的变迁，因为我现在当教师，我感觉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我们传统的音乐和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思维观念有很多矛盾，那么怎么办呢？我是觉得在态度上，我们应该有一种关注历代乃至当代的民间艺术生态的一种观念，还要有责任，要有意识，特别自觉的去走入民间音乐的世界。刚才我在这儿画了一张图，我想树立一种观念，叫“原点”的观念。比如阿炳和刘天华，他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方向。随着每一代艺术家的工作和努力，这个原点的外延会发展得很大。我还在这张图上“青年一代”的圈上写了一个《卡门》 ，我又写了一个《引子与回旋》在上扬，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没有任何贬义，只是一种思考，也请大家来帮我一起思考，去想办法。我一直存在着一种忧虑，特别怕我们手里以后弘扬出来的二胡高“原点”太远了，让外国人听着不像中国的东西，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拉《卡门》这样的乐曲实际上也是在拉西方的传统，为什么我们可以拉西方的传统（有些人叫它是棺材板里的东西）这实际是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有时不是搞音乐的朋友，他们在看待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说现在这个时代是“骡子”文化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非驴非马呀！“骡子”文化又怎么样呢？答案是没有下一代。所以我提出一个观念是要关照“原点”，参照“原点”的一种意识。我们搞“绿色文化”、“乡土文化”、“水泥文化”、“金属文化”、“工业文化”等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心里要有一个定位，这点我觉得比较重要。
从教育孩子，我想到了教育学生的问题，我们总是在为重传统、重西洋还是重现代、重技术而争论，我认为是否也可以让其从学习中有一种“双语”的教育，从学生很小的时候，因为现代技术教育的认定往往是速度型的，技术的含量或者是含义，并不是指的我们传统的中国个性的音乐语言、技法，比方说音律、润腔、音色的虚实、速度的中国式的处理，就像阿炳音乐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如果说学生在很小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技术训练，他的审美相应可能就偏重于另外一个语系，等长大了，我们往往说学《汉宫秋月》、学《二泉映月》都是加强艺术表现的时候，到大学再学吧，但是其语言能力和审美的语言表达方式已经是另外一套了，我说的是一种可能性。然后在接触的时候也可能会排斥，而且我们的传统跟现代生活的观念和显示都是不接轨的。我们讲返朴归真，要纯净、要自然、要超脱，现在我们要去股市里，还纯真、还返朴归真吗？学会包装，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创出最大最快的效益，等等，那么这些观念都队学生有很大的诱惑和影响。
所以，我在给小孩找幼儿园时就有点迷惑，我在想，我们应该怎样构建教育系统。因为传统语言的个性太多了，可变性太多，风格太复杂，学生眼花缭乱，是让他们上来就知道有不同的音律，还是先让他们训练定位的音准，训练完定位的音准后，什么时候再给他们加中国式的语言，这是个很复杂很微妙的问题。当我想起有双语教育时，我就琢磨想什么办法让我们的传统民族乐器也能用“双语”甚至“多语”种来教育。我们不仅要学中国的、西洋的，包括现代的。相对于传统，不是一种语言体系和审美价值观，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从刚才谈到的“基础教育”的问题，我又派生出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音乐训练，当然我不仅是指二胡。有一种偏重于技能训练，即学生从开始学的时候，就要掌握驾驭乐器的能力，这相当学做皮鞋、皮包是一样的。而阿炳他们这一代人却不然，他们是用音乐来表达心声和感情，就像说话一样，是一种语言即表达方式的训练，所以我经常对学生强调，我们要学习传统，不只是表现在要拉全版的《二泉映月》，要把他所有的作品都要了解，而要在了解的过程当中，要去调查他的语言个性背后的一种思想特征，他的精神境界的状态。这个问题，也是我通过阅读后篇文章中而有的同感，好像是《北京青年报》上的，是谈当今语言教育的问题，作者是个语言老师，他说语言教育已经模式化了，学生的作文在念到一半儿时，就知道后半部分是怎么写的。由于学生接受的是一种模式，学生语言训练的能力与其表达思想没有直接关系，变成一种什么场合说什么的套话，是一种技巧的东西。当时我感到，我一直在想的问题，与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一致。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要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所以很多人对年轻的，包括我的演奏，听起来或看起来都是表演的成份多，包括当时我在中央民族乐团时，我自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天天都拉《二泉映月》，别人也认为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拉得很好，会有非常完美出色的表演。我想上去不表演，而是拉给自己听，或者拉给阿炳听，就说我与音乐有一种沟通，但是，当看到台下观念期待的表情时，就会不自觉地变成：“噢，他们都是期待来看我演出的！”——我是在为他们演出。实际上我本意是在为音乐而拉，但看到台下期待的眼神——不自觉的就变成为期待者而“表演”了！后来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意表现给别人看的，是为了表现好而表达出来的好。而当我听很多前辈的录音时，我感觉到那是一种超脱自然、朴实、真诚的发自内心！因而我去年在舞台上演奏琵琶，这是因为我不想让人由于知道我的二胡拉得不错，而期待一种完美的表演，因为别人知道我不是个琵琶演奏家，而他们在听我弹琵琶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我对这件乐器和音乐的尊重和喜爱，而不是让人看到我是一个多面手，全能的人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许和我步入教育领域有关系。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演出只要我签个字或照个像，其实很多观众并不理解我对音乐的态度和情感。
现在我常想，我们该怎么办，对于现在二胡所有的风格，流派，历代的和现实当中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有着千差万别，却又多姿多彩。目前整个二胡界需要广泛地去搜集，同时还要系统地去梳理，把二胡演奏风格的个性，能够总结出其规律性，或者说方法论。然后在教育当中，有这些方法论来指导学生怎样去认识，形成一种中国式的审美，然后再获得一种表达自己的一种能力，即具有中国特质的用音乐表达自己的能力。
前些日子我读了台湾一位作者结合广东音乐发展撰写的文章，文中谈到：“一种文化往往在处于弱势的时候，其从业的人往往会有很强烈的责任感”。所以如果承认我们现在有些是弱势的话，可能我们的责任感会更强一些，对今后也许会更好。
可能有些人认为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我从事这个专业，有自己发挥的舞台，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很幸福，如果今天这个会是由中宣部、文化部来主办的，我可能会幸福感多一点。
阿炳不该只是作为一个盲艺人、残疾人来纪念他，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怀念他，珍视他的艺术！他是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