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人”是动词，为偷的行为、过程。“偷人的”为名词，指干偷人行当的人。“偷人的”，还可称为“贼”、“奸绺”“绺人的”、“三只手”，现在人们一般称“小偷”。顺手牵羊、拈东缩西，或掐谷穗、扳玉米之流，称为“小偷小摸”；大街上掏腰包者为“奸绺”“绺人的”，而入室盗窃之辈，则为贼，文人戏称为“梁上君子”。
子洲南川、清涧、子长接壤的地方，流传“偷人”风俗，十分有趣。
转九曲“偷灯儿”
九曲也称灯场，转九曲称转灯儿。转灯儿可以转换运气、消灾祛病，早生贵子。所以感觉运气不顺、病魔缠身的、新婚夫妻和久婚不育的都要转灯儿。而求子女的转完端一盏灯儿回家，预示将儿女带回家。端个头灯儿则更保险，等于菩萨将今年的第一个“准生证”发给你。端灯儿也叫“偷灯”。
转灯儿讲究转圆，一是指转灯儿的人前面的已经转完出了彩门，后面的还在进门，沿续不断，灯场内没有空隙。站在高处观灯，锣鼓家什通天响，灯火阑珊，人影穿梭往来，十分壮观，令人心旷神怡。二是指最后一个转灯儿的人出了彩门，所有的灯都亮着。灯儿转圆，预示着该村世事安稳、人口平安、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所以，转灯儿时都要安排专人照看灯，一是防止灯儿没转完就有人端，二是灯被风吹灭或灯罩被燃，要立即点燃或更换灯罩。“偷灯儿”者都想端一个头灯儿，讨个吉利，往往没转完就开始行动，偷的端。也许“偷灯”由此而来。现在社会进步了，科技发达了，电灯取代了油灯。工作人员的职责不再是照看灯儿，而是维持灯场秩序，保障转灯儿人的安全。“偷灯儿”也变成了买灯儿，雅则雅，却失去了 “偷灯”的乐趣。
过去灯都是用萝卜或洋芋修成圆柱体，中间挖一坑，把高粱秸秸扎成的筏子放进去，筏子上加棉花捻子，布上植物油或动物油，灯就做好了。然后用五色纸粘成圆筒状，用四根细木棍或秸秆栽在四周，纸筒往上一套，即是灯罩。根据光景好坏、人缘关系及庄社大小，分配各户二三十或五六十盏灯不等的制作任务，一般灯罩用的五色纸和灯油统一配发，萝卜或洋芋要自备。转灯前要将灯放到指定位置，按时点燃。转完后由各自拿回家，或吃或喂牲畜。在过去，人们绝对舍不得将其扔掉。还有人主动照看自家的灯，以免灯被他人端走。由此可见当时的困难程度。
哪个村子转灯场，村人呼亲唤友，捎书带信，叫来村里转灯儿。准备偷灯儿的人也早就开始酝酿，事先都形成“盗窃团伙”，进行策划、分工，到时全家动员，亲朋助威，浩浩荡荡，欢天喜地奔赴灯场，实施“行窃”计划。其实照灯人也是防止那些毛脑小子捣乱、糟蹋，真正的“偷灯”者都是心照不宣的，庄前里后，做个顺水人情，成人之美。也有照灯的引“贼”入室，事先泄露机密，告诉偷灯人自家灯的位置和照灯人。还有见灯起意，经不住小孩哭闹顺手牵羊的，偷一盏灯，既可赏玩，又照明回家的路，来年吉星高照发大财也未可知。偷灯者中，十之八九是此类人也。偷灯的得手之后，灯场也散了，便扶老携幼，欢天喜地，凯旋而归。一年心情愉悦，身体健康，生理功能自然提高，说不准就能生个大胖小子，偷灯生小子又一次得到印证，代代相传。现在人们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科学意识增强，明知没科学道理，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有趣好玩，亦是心理慰藉，何乐而不为呢!
灯场散后，观灯人群山里上的，沟里进的，一字排开，缓缓移动，端着的灯或明或暗，随着人影闪烁，呈现出一幅壮观的乡村夜景图。
八月十五“偷瓜果”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重大节日之一——中秋节。八月十五炉雪花、吃瓜果。晚上，秋高气爽，一轮明月照如白昼，在院子中央，摆上条桌，雪花和各色果品装盘摆放，献月赏月。男主人焚香叩头后，全家人在院子里吃雪花、水果，品茶赏月，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孩子们吃饱喝足之后，满院子追逐嬉戏。三炷香过后，人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收拾几案，回家睡觉。可惜，家父去世早，食不果腹，哪里还顾得了玉兔，村里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生活也都捉襟见肘，无其雅兴，所以没见过正宗献月仪式。
八月十五晚上偷瓜果不犯忌，其意义和正月灯场偷灯儿差不离，还是偷儿女、偷福、换运之类说辞。偷也仅仅是拔一颗白菜、挽一根萝卜、摘一把果子，点到为止，图个吉祥，讨个口彩。“行窃”预谋和过程都公开、阳光，即使主人、邻里碰见，也哈哈一笑，问一声“偷”得啦，答曰“偷”得啦，接个福口。真正的偷人的是不会选这个时候去偷。也有顽童、二混小子起哄而偷，连偷带糟蹋，被发现后，吼喊吓跑而已。
小时候，母亲曾“教唆”我们去偷，十五前布置“踩点”，当地有的水果我们基本都有，不需要偷。我村种萝卜的很少，当时就能吃，极具诱惑力，所以重点侦查哪里有萝卜可“偷”，十五晚饭后出发，尽管不犯忌，但还是做贼心虚，偷时心慌手乱，不得要领，赃物无几。母亲知道不是偷的料，朽木不可雕也，偷了一两回作罢。其实母亲也不会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连一个谷穗都没掐过。经常以“小小偷针针，大了抽筋筋”、“三条路，往当中走”警戒我们。尽管家教严厉，儿时也曾有过“行窃劣迹”。和伙伴砍柴、拔苦菜时偷得拔黑豆、露洋芋烧的吃。烧黑豆简单，没技术含量。一般在深秋黑豆完全成熟，叶子落了，黑豆秆也干了，才能烧。首先选干透的黑豆拔好，选一平地，用手整平拍实。用火点着，豆杆烧完，豆荚遇火变开，将未烧完的豆秆扔掉，用口把灰、小叶等杂物吹掉即可食用。生熟以不豆腥为标准，有的烧焦，有的豆腥，要拣熟了的吃，其实还是将生的、熟的、焦的都一起吃掉了。烧洋芋可是技术活，不是所有伙伴都会烧。首先要打一个像烧砖窑一样的窑，窑肚要大，以便烧更多的洋芋，底下口用烧火添柴，要小，上面的口上要用土疙瘩垒一火塔塔。窑的大小根据伙伴多少、洋芋多少凭经验而定。
然后开始烧火，达到一定温度时，土疙瘩完全变红，自燃起来，跳跃着蓝色火焰。这时用洋芋将火塔顶上打开丢入窑内，一边放洋芋，一边用小镢把将火塔上的土疙瘩捣碎和洋芋一块捣实，然后用周围的土将烧洋芋的窑埋住压实，起保温作用。过约半小时即熟了。烧的洋芋比家里灶火里烧的还好吃，皮脆里嫩，十分香。烧黑豆、烧洋芋，有少不更事恶搞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腹中之需，困难时期过来人都有切身感受。偷黑豆、偷洋芋一般不会被捉住，一是都在远处山里，选择看不见人的地块下手，再则当时是生产队集体的地，偶尔被发现，也不会当场抓现行。
坐席“偷红筷子”
现在不值一提的竹筷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可说是家里的奢侈品之一，家里有一把竹筷子，着实让人羡慕。高粱秸秸当筷子十分普遍，吃完扔掉，下一顿再扳一双。爱好的庄稼人，用红柳修一双筷子，就是高档餐具了。“有炒面，没筷子”的俗语，就是筷子短缺的真实写照，一家人竟连沾起一碗黄炒面的竹筷子都没有。就连红白事，全村都借不够筷子，用秸秸筷子并不罕见。面饭用的是一般筷子，甚至是秸秸筷子，经济条件好的，坐席全用竹筷子。
不管光景歪好，办事红筷子是必须买的，专门供人“偷”。坐席时，所有孩子、红事引送人的、白事娘家人每人一双新红筷子，吃完带走。孩子不懂或忘了拿，看客的要提醒，离席时要把筷子带上，叫“偷筷子”。即使同一桌，其他成人用的仍然是普通筷子，是不能“偷”的。其实是事主家准备好的，送的，约定俗成的风俗，为何叫“偷”，笔者没有深入探讨，应该也是图个吉利，红红火火、快快乐乐之意吧。“偷”的筷子是绝对舍不得丢的，孩子交给大人，宝贝似的拿回家，藏好，来客才拿出来让客人享用，令孩子们羡慕不已。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一些传统风俗逐渐消失。八月十五、坐席没人再“偷”了。80后、90后也不懂此习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