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任何一个民族称呼的形成都是在其民族形成初期产生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叫夏人、商人、周人、秦人，而非得叫”汉人”呢？
在秦王扫六国的同时，匈奴的杰出领袖冒顿单于率领部族击败强大的东胡和月氏，使弱小的匈奴成为大漠的王者，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匈奴这两个字成为中原农业帝国的梦魇。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挟楚汉争胜之余威，率32万步兵征讨骚扰长城一线的匈奴，此时匈奴刚刚崛起，中原军队还不知其实力，冒顿每日以百千老弱士卒诱敌，刘邦信以为真，“宜将余勇追穷寇”，一路追杀下去。
结果到了白登山，匈奴40万精锐骑兵一夜之间将汉军团团包围，老刘一看四周那些如狼似虎的匈奴骑兵，连打的胆子也没了，只好派陈平偷偷跑到冒顿正室夫人那儿走后门，送上厚礼又使了一招“反美人计”，这才换得冒顿网开一面。
白登一战，匈奴威名远播，而中原经过秦末连年战乱，元气大伤，连刘邦上朝想找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拉车都无法办到，拿什么去跟匈奴对抗？于是汉朝只好采用和亲政策换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毕竟不是平等条件下形成的，无法与盛唐强汉时期的和亲相比，所以匈奴人并未停止骚扰汉朝北部边界。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了70年，其间匈奴年年小犯，时有大犯。
基于实力悬殊，汉朝一直忍而不发，暗地做军事准备，最主要的就是全民养马，整个汉军由步向骑兵转化。到文景末期，汉朝元气大增，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因为长时间不用，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家家有马，人人善骑。
这样，汉朝等待了70年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公元前127年，匈奴入寇上谷、渔阳一线，汉车骑将军卫青率汉骑数万出云中，击杀匈奴数千，收复河套地区，设朔方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此为第一次汉征匈奴，属试探性质，匈奴未受重大打击，不久又以数万骑入寇代郡，杀太守。元朔五年、六年，卫青连率大军出塞，颇有斩获，匈奴逐渐意识到今日之汉已非过去的弱汉了。
公元前121年，年仅19岁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里与匈奴主力遭遇，铁骑互冲，白刃相接，匈奴大败，汉斩虏首一万八千。同年夏，霍再率数万铁骑攻祁连，杀无数，俘三万，得匈奴王祭天金人。
这两仗打下来，匈奴才算开始真正吃到汉军的苦头。于是破天荒地，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率四万部属来降。因为这种事在汉匈关系史上从未有过，汉朝臣纷纷议论可能是诈降，不受为上，霍去病力排众议，率万骑前去受降。
公元前119年，汉对匈奴发动了决定性打击！大汉铁骑10万、步兵及辎重数十万，兵分两路，由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率领，东西并进，横渡大漠。卫青借机派万余精骑左右包抄，乘风而进，一举将匈奴包围。
汉军铁骑本就彪悍过人，再加上于飞沙走石、昏天黑地之际乘风而来，一时有如天兵下凡、匈奴见皆胆裂。
战至此时，胜负已定，匈奴被斩首级一万九千级，大单于仅率百骑远遁，连大印和夫人都没顾上带。霍去病一路更是显赫。其军入匈奴境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战，斩首七万余，然后乘胜追杀，一直到大漠极北的狼居胥山（今外蒙北端），数日不见匈奴踪迹而返。
在归国之前，英姿勃发的年青统帅霍去病登上狼居胥山，南面中原，设坛拜祭，并立战胜碑于山上以兹纪念。从此，中国成语里多了一条“封狼居胥”。此战之后，匈奴胆寒，几年后赵破奴率大军再出塞竟然出现了千里不见匈奴踪迹的怪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亲率铁骑十八万出塞，匈奴竟不敢战。汉武帝干脆派使节去大单于那儿送战书，叫他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降，单于大怒，但怒归怒，打还是不敢打，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迁到贝加尔湖“受罪”去了。
汉武登单于台标志着汉之天威的鼎盛之时，从这时起数百年间，中国周边再也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力量，总体和平，在强有力的武装和打击的保证之下，终于迎来了神州大地的和平。
对匈奴之战是汉代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战争。在同时代，还有汉征大宛，汉征南越等一系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持久的和平和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汉朝子民也可以自豪地对无法无天的外族宣称“俺是大汉子民，俺是汉人！”
别忘了俺陈都尉曾经说过的那句经典网红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用铁与血告诉强权，我们是汉人，汉人不可辱！今天，我们将会用什么告诉又一个强权，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可辱！我们拭目以待。
但愿再过两千年，用汉字印刷的历史书上会再出现一行——"犯我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
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一贯秉持的态度就是先隐忍后反击的策略。无论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还是弱汉时期的和亲策略，意并不在于偏安，而是为了后起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