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庆繁多，饮食文化又特别讲究，每逢节庆，请酒饮宴是一件大事，朝廷宫中以此宴赏王侯大臣，民间百姓也以此合家欢聚，款亲友睦乡邻。这些岁时之宴，历代相承而又有变革，现以唐、宋、明朝为例，叙其大要并略加说明，以见大概。
元旦为岁之首，历朝元旦，朝廷皆朝会赐宴群臣。《后汉书·礼仪志》载：“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座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可以想见东汉时元旦朝会宴乐的盛大场面。唐太宗时，元旦大宴常在长安近郊昆明池举行，见《册府元龟》：“贞观五年正月癸酉，大蒐于昆明池；甲戌宴群臣，奏九部乐，歌太平，舞狮子，赐从官帛各有差。”
贞观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乐并舞。
宋代元旦行大朝会仪：“太子、上公、亲王、宰执并赴紫宸殿立班进酒，上万岁寿。上公致词，枢密宣答。及诸国使人及诸州入献朝贺，然后奏乐，进酒赐宴。”“是日，后苑排办御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盘架。午后，修内司排办晚筵于庆瑞殿，用烟火，进市食，赏灯，并如元夕。”
唐玄宗于正月十五日元宵曾“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人物填咽，金吾卫十指遏不得。上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万姓同欢，不谓众人喧闹若此’”。后来高力士出主意，令京兆尹严安之以法治之，严将手中笏板在广场周围划线示众，谁越过此线即执行死刑，这才吓住了众百姓，“是以终日酣宴，无人敢犯者”，这一场盛大的群众性宴会才算和平结束，未酿成伤亡惨剧。到宋代，元宵已是最重要的节日，赏灯戏游，已成全民风习，《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都有详细记载，宋词中也有反映，如李清照《永遇乐·元宵》、周邦彦《解语花·赋元夕》，都是传诵千年的名篇。
过了元宵节，天气渐渐和暖，各种大小之宴可以在室外乃至郊外供设。
清明节是传统的祭扫祖坟之节，但也免不了借祭扫之名行饮宴之实。《东京梦华录》卷七记清明节时情形：“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餬、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荫，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寒食，（清明前一日）最盛。节日坊市卖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缓入都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想见当时家家皆借出城上坟之名宴游终日，悠闲舒适地过清明节。
三月三日为上巳节，古人在巳节都去水边沐浴洗去尘垢，称为“修禊”。效仿晋王羲之“兰亭之举”。唐代巳节时贵族士女都结伴至长安东南郊的风景名胜曲江之滨游赏宴饮，杜甫的名诗《丽人行》即咏杨贵妃的兄姊杨国忠、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曲江宴游之事，对其骄奢淫逸有尖锐的讽刺。
《唐语林》卷七记：“旧制二三岁必于春时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这是每隔二三年举行一次的宫内春宴，有音乐、歌舞、杂技、幻术等招待。宋代宫廷春秋二季常有宴集，有大宴、宴射、曲宴等形式（《宋史·礼志》）。宋太祖赵匡胤是行伍出身，骑马射箭是其本行，而他又不主张过分饮酒，曾向百官自道：“沉湎非令仪，朕宴偶醉，恒悔之。”因此史书上常见他“幸玉津园宴射”“幸迎春园及开封尹后园宴射”之类的记载。所谓“宴射”，即闲暇时与群臣设宴习射为乐，是古代射礼之一。赵匡胤行此古礼以代酒宴，目的有二：一是免于醉酒，二是借此习射与辅臣同乐。一举两得。故其弟宋太宗赵炅也效他而行，但宋太宗时海内太平无事，统治者的享乐自然比开国君主要靡费些，单单“宴射”是不过瘾了，于是有了所谓的“曲宴”，即有各类文艺活动的宴会。“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曲宴的参与者原本限于皇帝“从官”，宋哲宗时扩大到宰辅老臣，《宋史·哲宗本记》有“元祜五年，曲宴文彦博于玉津园”之记载；后来又扩大到外国使者，“绍圣四年十二月甲申，曲宴辽使于垂拱殿”。总而言之，北宋朝廷的宴会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春深百花竞放，至夏月果品亦陆续上市，于是又有配合欣赏奇花异果的宴饮集会，足见中华人士自古以来就很懂得享受生活之美。如五代时南汉皇帝刘鋹，每逢荔枝成熟，就于宫苑内设“红云宴”，品尝荔枝饮酒宴乐。又如宋仁宗时大臣韩琦赏芍药“金带围”之宴，并见于多种宋人笔记，沈括《补梦溪笔谈》最详：
韩魏公庆历间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枝，枝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问之，名金缠腰，又谓之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内当有宰相，公异之，开一会，欲招三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圭为大理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无朝官，惟有陈秀公升之，时为大理寺臣，遂命同会。剪四花，主客各簪一花，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皆为相。
这也只是凑巧之事而已，但这次金带围宴集却作为佳话流传至今。
这类品花赏果的岁时宴会后来逐渐丰富并多样化、系统化，显示了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春归夏至，五月初的端午则为纪念屈原而设：“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农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蒲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到明代，据史玄《旧京遗事》记载：“京朝官端午赐食粽，重阳赐食糕，一费可七百金。食时助以酒脯，取沾赍而毕。”总之，商行宴饮在一般酒食而外，粽子必定是应时之食，万不可少的。而所饮之酒，至迟在明代已有特定：“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面，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
七月初七乃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鹊桥之日，称为“七夕”，唐代已有乞巧的风俗。陈鸿《长恨歌传》记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清代洪升《长生殿》剧本，亦以此场景作“密誓”一出，均脍炙人口。南宋时，七夕“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又称团圆之节，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南宋时临安风习：“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竞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宴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九月初九日为重九，称重阳节。古人于此日佩茱萸囊登高饮菊花酒以避灾祸，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说明唐代重阳登高已成极普遍的民俗。北宋时，重阳有赏菊之会，且出城登高宴聚。南宋时：“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内人乐部亦有随花赏，如前赏花例。盖赏灯之宴，权舆于此，自是日盛矣。或于清燕殿，缀金亭赏橙桔。遇郊祀岁则罢宴。都人是日饮新酒，泛萸簪菊。”明代宫中：“九月重阳节，驾幸万寿山，或兔儿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饮菊花酒。”说明明宫廷重阳风习又有不同，但设酒宴饮则不变。皇宫中如此，一般士子又如何呢？“每届九月九日，则京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酒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原来士人更加会自寻乐趣，他们白带酒菜出城野宴去了。
十一月仲冬冬至之日，朝廷必行郊天之礼。冬至“朝庭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食发）饦之说。贵家求奇，一器凡十馀色，谓之百味馄饨”。南宋时已有冬至食馄饨之俗。明代则不然，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云：“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民间不尔，惟妇制履舄，上其舅姑。”清代则又有改变，《燕京岁时记》谓：“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贺表。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与夏至之食面同，故京师谚曰：冬至馄饨夏至面。”可见清代又恢复了南宋冬至节的饮食。
此后，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送灶王爷，此风俗迟至北宋已有：“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但这还称不上真正的宴集，唯富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装雪灯雪人，以会亲友”。至除夕，宋代宫廷作傩驱祟：“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设有家宴，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岁月太平而又办得起宴席的人家，都在爆竹声中品尝酒肴果品，享合家团聚之乐，等待新年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