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放荡不羁，故世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而且喜欢饮酒作诗，现选取七贤中几个典型的名人与酒的故事如下：
刘伶
竹林七贤中最为著名的是酒徒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他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白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於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出自《任诞篇》）。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着把剩余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横流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阮籍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用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方，立曹髦。甘露年（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司马昭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与周旋。
曹爽要请他入幕参军时，他看到曹氏已面临覆灭的危机，就托病谢绝，归田闲居。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后，立即请他入幕为从事中郎，他慑于司马氏的势力，只好低头就范。凡是司马府上有宴会，他是每请必到，到便喝酒，有时真的醉了，有时假装酒醉。以此来掩饰自己。
有一年，他听说缺一名步兵校尉，又听说步兵营里多美酒，营人善酿佳酒，于是请求去那里当校尉。当了校尉后，他就整天泡在酒中，纵情豪饮，一点也不问世事。后人因之称他为阮步兵。
钟会，官至司徒，是司马昭的重要谋士。此人是个投机钻营的卑鄙小人，阮籍对他一向深恶痛绝。他时常来阮籍家，以此来探听阮籍的虚实。阮籍则置酒相待，开怀痛饮，对政事不发一言，钟会只得怏怏而归。
阮籍有一女，容貌秀丽，司马昭想纳为儿媳，几次托媒人登门求婚。阮籍对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若答应，有损自己的声誉，还落得个攀附权贵的坏名声：若不答应，得罪了司马昭，会有生命之忧。于是他天天沉醉于酒中，等提亲的人来时，只见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了。这样一连六十多天，他都宿酒未醒。司马昭奈何不得，联姻之事只得作罢。
阮籍嗜酒成性，性格放诞，蔑视礼法。例如，有一年其母新丧，他照常与晋文王吃肉喝酒，旁边在座的司隶何曾实在看不过去，就说：大王是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孝在身，还与大王吃肉喝酒，这是有伤教化的。阮籍听了，只顾自己吃喝，神色自若。
更有甚者，阮家邻居，有一美妇，当垆卖酒，阮籍与朋友常去那里买酒喝。喝醉了，他就躺在美妇身旁睡觉，美妇的丈夫开始怀疑阮籍，观察了许久，见阮籍没有异常行为，才放心了。
阮籍“装醉避祸”
酒既然成为一种“政治饮料”，有的人就将它作为笼络人心、玩弄权术的工具，也有不少人用酒来隐瞒态度，作为逃避政治的籍由。
有名的要数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可以说，酒之由俗升格至雅，“竹林七贤”起着关键的作用。“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乱世一魏晋易代之时。东汉末年，群雄四起，割据天下，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统一了北方，但他始终没有称帝改朝，直到他的儿子曹丕继位，才建立新王朝，追谥其父为魏武帝。对于曹氏父子奔波转战打下来的天下，改刘姓为曹姓，改汉为魏，士人们多半还能接受。原以为这个新的朝代可以太太平平过安乐日子，可以施展抱负，安邦治国，却没料到后来司马氏集团企图取曹氏而代之，篡夺皇位，曹氏宗室与司马集团斗争激烈，政局险恶。此时的清高之士，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旋涡中不愿与昏君佞臣同流合污，对政治极度失望，既对腐败的曹氏皇室失去信心，又对野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打内心反感，只好采取寄情山林，沉醉酒中的隐逸方式来逃避现实，躲避迫害。其中最著名就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后人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常常在嵇康山阳居所附近的一个竹林中聚会畅饮，以求身心的逍遥脱俗。他们都不在乎什么“法”、“礼”伦常规矩，常常狂饮长醉。他们的醉酒就蕴含着不同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的清高，狂狷中浸透着洁身自好的志趣，所以酒也因之而附上了高雅的内涵。
“竹林七贤”以嗜酒寻求自我保护，用意最明确，要数阮籍了。
《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曹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有政治抱负又有济世之才，为何不积极人世，相反成天以酒藏身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阮籍的身世有关。
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颇受曹操的器重，官至丞相军师祭酒。阮籍的青少年时代曾有过建功立业、报效王室、匡时济世的大志，且才华横溢，颇有才名。所以，司马氏集团起初是想拉拢他的，但阮籍与司马氏集团却总是若即若离。他也当司马氏集团给他当的官，甚至还“主动”要过两个官：一个是东平太守，一个是步兵校尉。前者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至于后一个官，其动机就是看中了步兵营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上藏有美酒300斛。他在任上只跟刘伶两人终日饮酒，什么事也不管。《晋史》和《世说新语》里记载他的轶事，如居丧照常饮酒吃肉；有时在邻居酒家女的身边醉倒不起；他成天都在醉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这使得司马氏集团对他既无奈又恼火，于是以各种方式逼迫他在政治上明确表态：究竟是紧跟司马氏还是相反。其中有一条办法就是联姻，即司马昭要让阮籍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司马寅。这对于阮籍确实是一道难题，答应这门亲事，则表示自己已站在司马氏集团这条船上了；不答应这门亲事，则等于与司马氏集团决裂，或许会招致杀身之祸。答应不答应都难，怎么办？阮籍思来想去，其对付的办法就是借酒“沉醉六十日”。成天醉得不省人事，怎能商谈儿女的婚烟大事？司马昭不得不因阮籍的“不得言”而放弃努力。对此，鲁迅先生曾有精辟的见解：“他（指阮籍）的饮酒不独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原谅”。所以，“乱来唯觉酒多情”，身处黑暗政治中的文人为求精神的超脱，更喜欢与酒结伴，以酒避祸，以酒自慰，以酒来表示自己不受羁绊、不屈服世俗压力的志气。
然而，阮籍不论是真醉也好，是避言论之祸，“口不藏否人物”也好，都不过是退让和回避，终非万全之策。牌最终总是要摊开的，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司马氏集团正是抓住阮籍想全名节又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的性格弱点，再次进逼，指定让他来写“劝进文”，即“劝”司马昭官进“相国”，为晋公，加九锡。这是司马氏集团篡夺皇权的重要一步。阮籍这一次还是用醉酒的老办法来搪塞可是没能蒙过去。他正在朋友袁孝尼家喝酒，就有专使骑马而来，要其交出文章。阮籍再也无法逃脱，又不敢不写，只好由人扶着当场作文。但这次违心作文，实在于系重大，即便是“醉中”所为，阮籍已不能借酒醉而原谅开脱自己，他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痛失名节”，精神从此垮了，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历史上的“竹林匕贤”的中任何一个都未能借酒而真正避世，最后不是被杀，就是被逼妥协了，这是乱世的士人不可能逃避的命运悲剧。但酒却以此成为高洁的象征，为后世崇尚高洁的文人们引为知已。“平生诗与酒，自得会仙家”（王勃《赠李十四》）：“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庚信《咏怀》）；对他们来说只有酒才是最可心的伴侣，最多情的朋友！
阮咸
阮咸，字仲容，河南省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
阮咸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任达不拘，一是音韵高手。
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人所讥。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成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